宋朝这个村庄归两个国家管，要交两份税，人口却有增无减
左右图历史拒马河两岸划为缓冲区，默认为“两块领土”，共58个村庄。居住在两地的“二户”需要同时向宋朝和辽国纳税，并为双方政府服务，所以也称“二户”。
两家人要交双倍的税，伺候两个佣人，人身自由有很多限制。肯定有很多人想摆脱两个家庭的身份。但相反，雄州两家人的生活条件还是挺好的，两家人的人口也在快速增长。
本来，两地的性质使得当地的宋辽政府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竞争。在宋徽宗，雄州闹饥荒，两家向雄州政府要求免税，雄州政府不同意。
邻国颍州太守得知此事后，斥责雄州官员，叫他不要因为小事亏本，辱国。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信息:宋和辽国政府在两个领土上秘密竞争，看谁对这两个家庭更有同情心。
熙宁九年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报告，因饥荒，物价飞涨，百姓生活不好，请求调拨粮食。法院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请求。同年下半年，辽国政府也宣布对两个家庭进行救助。宋朝得知这一消息后，向各边政府发出指示，要求雄州等边政府密切关注辽政府的行动，绝不让辽政府窃取民心。
次年，雄州政府发现，辽国政府召见了两个领地58个村、两个属154户逃亡归业的领导，宣布给予减免贷款。雄州政府致信辽朝涿州政府抗议，同时迅速上奏朝廷。宋廷指示当地官员迅速调查，然后雄州政府免除了两个家庭的税收，并给予他们对米豆的救济。
正是因为宋辽两地治理上的这种奇特竞争，雄州政府才会偶尔拒绝免除两家的赋税，才会被颍州太守视为蠢事。
雄州两地的政治竞争，不仅仅表现为双方政府争相救济两家。当一方政府赶超两户，造成当地社会秩序破坏时，另一方政府会向另一方发函表示抗议。
西宁九年，辽政府抽调60名青年，在两个地区的费家庄六个村庄安置弓箭手。雄州政府送文书到涿州问话。还有一次，因为辽人讽刺两地百姓当兵，很多居民弃家去了雄州城。雄州太守立即派粮来解救难民，同时转移到涿州问话。从此，辽人再也不敢。
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政治竞争给了这两个家庭额外的选择——他们可以“用脚投票”来选择政府，尽管他们不能像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用手投票给政府。当辽政府虐待他们时，他们选择了去宋政府。反之亦然。
元丰二年三月，两家人逃到雄州躲避侍从，宗申指示他们先定居。辽国政府要求立即遣返。
雄州政府没有应辽朝政府的要求立即遣返难民——这样做显然是不人道的；他们也没有像所有南方居民一样接受这些难民——这样做会造成宋辽关系的紧张。相反，根据枢密院的指示，采取了一种折衷办法:
列个清单安慰两个逃亡的家庭，“不要把家里的财产抛弃得太远，等北界安心了，有人招呼你，大家就回去工作”。
正是这种竞争性的治理秩序让两户受益，所以户会越来越多。宋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并不逊色于现代欧美国家在边境地区建立共管的务实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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