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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口述历史 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导语:走进在北京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前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左右墙上分别挂着周总理的小品画像和与张学良的合影。张学良花这么多时间采访的原因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愿意被编辑或歪曲”。张有坤和张学良合影

走进在北京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前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左右墙上分别挂着周总理的小品画像和与张学良的合影。张学良花这么多时间采访的原因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愿意被编辑或歪曲”。

张有坤和张学良合影

作者:黄英

轮廓

张有坤,1938年4月生于河南洛阳。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政治系。吕正操秘书长,CPPCC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转业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法律与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学良,东北军事史研究会副会长。他的代表作是《张学良传奇》。

走进在北京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前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左右墙上分别挂着周总理的小品画像和与张学良的合影。

“这是张学良的感谢。”看到环球人物杂志的记者盯着墙上的照片,张有坤赶紧解释道。“1998年,我去夏威夷看望这位年轻的元帅,给了他一本我写的《张学良年谱》。我说:‘大陆的人很想你,希望你能回到大陆老家去。’张学良听后,用手说道:‘谢谢他们!’"

由于他与张学良的密切关系以及相关著作的出版,很多人猜测张有坤是张学良的亲戚。对此,张有坤一次又一次地挥挥手,“没什么。”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崇拜张学良将军,对他发起的Xi事变特别感兴趣。后来,我有幸成为吕正操将军的秘书。1986年Xi事变50周年前夕,我读了许多关于Xi事变的回忆录。根据周总理生前的指示,鲁老是写《Xi事变简史》的领导人之一。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走上了研究张学良、东北军和Xi事变的道路。“1990年转业后,张有坤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历史研究。曾任“张学良与东北军事史研究会副会长”和Xi安史事件研究中心顾问。

研究了张学良半辈子,张有坤始终有一个心病——哥伦比亚大学易地研究所收藏的一批“最权威”的张学良口述资料从未发表。2009年,何、胡玉海、王海晨等。,代表中国出版社,应邀参与编辑整理《哥伦比亚大学易地研究中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不久前系统出版。张有坤也松了一口气。

“但名义上我是主角。”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口述历史有很多版本。这段口述史和其他版本有什么区别?

张有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本套《口述历史》出版前,张学良接受过不少于10次的采访,但有计划、有准备、有系统的采访有4种,并被制作成文字或视频资料:张学良侄女张闾蘅记录,我整理的《海峡两岸大揭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后,根据录像带将《日本昭和历史最后的见证者——张学良》一书转换成手稿;郭冠英出品的张学良电视纪录片《世纪之交——张学良传》。这四个版本都是关于张学良的亲身经历,大同小异。

易地书房存放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吸引人的目光,是因为采访时间长、频率高、内容丰富、经过本人同意和认可。从1991年12月17日到1993年8月3日,前后共进行了60次采访,收集了145盘磁带。内容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人。Xi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他才第一次被允许离开台湾省去美国探亲。“世界口述历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抓住这一机遇,迅速成立专门小组,对张学良口述历史进行采访和整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女学者张志兵和她的姐姐张志宇进行了采访。

张学良花这么多时间采访的原因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愿意被编辑或歪曲”。为了避免一些叙述带来的麻烦,张学良特意规定这些内容要到2002年才能公开,但他在2001年去世了,所以这些材料的出版只能推迟。

环球人物杂志: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是什么状态,说话是否毫无顾忌?

张有坤: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的变化,“自由”的提高,张学良越来越多地谈到敏感问题。一是在史实方面,他虚构了许多历史空白点,澄清了许多歧义,否定了许多“程硕”;第二,在心理方面,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自己的缺点,干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父亲和家人的;第三,在评价方面,对事物和人往往有不寻常的看法,甚至是惊人的话语。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学良的口头言论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经常重复一些话题。其中有他苦恼的事情,如老师郭松龄反对父亲张;他讨厌的事情,比如皇姑屯的汽车爆炸案;他愤愤不平的事情,比如杨虎城被杀;他引以为傲的事情,如东北易帜等。

环球人物杂志:有哪些敏感事件过去没有讨论过,第一次披露?

张有坤:Xi事变是张学良名声的顶点,也是屈辱的起点。他一开始并没有谈及Xi事件,但1986年和年轻一代谈历史时,他在结尾透露了一个观点,说:“我在工作中一直是高深莫测的,所以我永远不应该让别人知道。你明白吗?看我面带微笑,但我要去杀人。太神奇了。江主席在Xi的时候,他觉得我不会那么做。我已经86岁了,可以告诉你这些。”他曾回忆说:“说Xi事变后蒋介石的《蒋委员长在Xi的半个月》全是假的,是不礼貌的。”...事实上,蒋介石于1937年2月在杭州新新饭店告诉陈布雷要闭门造车……”但他没有讨论真实的历史。

这一次,张学良谈了很多。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张学良是Xi事变的主角。他说:“他是主角,但名义上我是主角。”张、杨抓到蒋介石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是是谁起草的呢?许多散文和回忆录是模糊的或矛盾的。当张、杨的发言人沈伯纯在事件中撰写《事件纪实》时,这份记录是“由张、杨指示的几位秘书匆忙起草的”。但是,他们是哪些秘书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张学良的心腹和也参与过事变的英德天说:“稿子最后是起草的,大家看了,稍加修改,12日抓到蒋后就发了。”张学良在口述中驱散了这些迷雾:“没有李天才,怎么会有李天才?”是吴稼祥,他是我的秘书长,也就是他不好。"

“蒋介石没有中心思想”

环球人物杂志:提到Xi事件,就不能不提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据说他们之间有很多误解,其中一些误解是由于他们都说方言,不能相互理解造成的。是这样吗?

张有坤:张学良是东北人,地方口音一直到晚年都没变。他透露,与蒋介石的矛盾源于蒋介石听不懂他的东北方言。“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说话的时候有时候会转过身,他倒着听。”比如张学良说蒋介石问他想不想做点什么。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意思是愿意去,但蒋介石认为是疑问句,意思是“不去”。

张学良还说:“蒋先生生气的时候,说的是奉化话,我几乎听不懂。这跟听他说话有很大关系,你不能老是问他。”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语言上的误解,它们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张有坤:从政治角度讲,说白了,我们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张学良两次申请入党。1992年,在与张志宇交谈时,他说:“大多数人不知道我的心理...我可以说我是共产党。”“我和共产党有联系,也早就有了联系。政府不知道。不知道吗?那是他们作为间谍的工作!”“换句话说,我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利,共产党是爱国的。”“不仅同情他们,我支持他们,这真的是我的心……”

环球人物杂志: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多次评论蒋介石,说“蒋介石的贡献只是黄埔军校”。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基于事实还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因素?

张有坤:当然,里面会有一些个人感受。张学良坐月子期间,条件艰苦,连洗脸的水都没有。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他不想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在这部《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层面上,张学良曾经吹捧蒋介石,诅咒共产党,贬低自己的态度,赞扬毛泽东,钦佩周恩来。

在谈到毛泽东和长征时,张学良说:“毛泽东是天生的领袖。他们都是领导部队,长征...我会抓住要点,但我不会抓住。他不会和你一起去,但是他跑了。他能控制,他有这种力量。”

他评价周恩来:“连我的下属和杨虎城的下属都听他的。他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人很厉害。他不仅会说话,还会处理事情。他是我敬佩的人。”

关于蒋介石,张学良评论说:“我很尊重蒋先生,但后来我不尊重他了。如果他有机会,他真的可以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他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是他自己...那只是我的兴趣。”他还讽刺地说:“蒋介石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买办,这很容易打击,而什么叫‘几年准备,几年成功’,这只会使人民失去信心。”“他不需要人才,他用的是奴隶,而贺是奴隶。”等等。

环球人物杂志:但张学良一直视蒋介石为“蒋先生”,甚至在蒋去世后还写了一副挽联,“相濡以沫之情如骨肉,政见之争如怨”。如何解读这幅挽联?

张有坤:张学良总是把政治问题和个人感情分开。不幸的是,他把个人感情看得太重,超越了政治。我认为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几十年来,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不变的、混乱的、苦涩的。他知道自己与蒋介石的政治纷争不可调和,但还是给了他“忠诚的施舍”。即使他承认蒋介石不值得尊敬,但在写挽联时,关注仍然放在政治观点之前。

“我最喜欢的是在纽约”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的爱情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张学良如何评价《口述历史》中的感情生活?

张有坤:张学良对感情一向坦诚。他曾说自己“一生无悔,只爱女人”。谈到赵一荻,他更加坦率,直言“她是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是在纽约”。《口述历史》中很多地方提到与张学良交往很深的女性,但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内容被删减,有的人只保留姓氏。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人生:“我的事业是到36岁,以后就没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人生。”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张有坤: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参加抗日战争。他多次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日战争,被蒋介石拒绝。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晚年为何定居夏威夷,远离台湾省,不愿回到大陆?

张有坤:根据我自己的分析,应该有四个原因:第一,政治预期。1991年,当他在美国会见吕正操将军时,他说他愿意保持他的特殊地位,但不愿意接近海峡的任何一边。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走在两边,做一些工作。第二,环境干扰。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野鹤,其实不然。他总是受到各方的关注。如果他想回东北老家,必须向“总统”请假,这说明他不是普通公民。他担心自己的回归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家庭。和他一起分担烦恼的赵一荻担心他平静的生活会再次改变。第四,身体原因。回来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张学良去美国后不久,那时他身体还很好,后来身体越来越虚弱。赵一荻病了一次又一次,两位老人只能坐轮椅行动。第五,张学良说,他回到大陆的条件是两岸关系缓和。越放松,他回归的条件就越成熟。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张学良这么久,你对他的认识有没有改变?

张有坤:民国英雄多,但像张学良这样多姿多彩的人很少。他结合了蓝色、红色、棕色、黑色和粉色。每个人对他都有不同的解读,但张学良一直都很清醒。他说:“有人说我好,我也没那么好;有人说我不好,我也没那么坏。上帝有这个账户。我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自己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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