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魁英 彭德怀坦承：红军在井冈山时烧过中农房屋

彭德怀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作者:陈永迪，原标题为:“我参加了拉彭的行动”

1966年12月，彭被从成都带回北京接受批评。关于彭被押回北京的具体过程，众说纷纭。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拉彭”的参与者，我愿意提供我所知道的情况。

王大斌接到北京的指示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班的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个同学串联步行到重庆。16日晚，我们前往重庆“北方东方红”联络站。联络站设在市中区临江门附近仓白路街道的一栋小楼里。我上楼的时候，碰到了北地东方红的负责人之一王大斌，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和王是四川老乡，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前就认识了。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成都人。王大斌马上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大斌告诉我，东方红在成渝的联络站都接到了朱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把彭带回北京。他问我:“我听说彭在成都。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有没有可能躲在军区大院里？”我妈在成都军区当军医，家里一直住在军区大院。王大斌问我这个问题。当然，因为彭是元帅，又担任过国防部长，自然会想到他会住在我熟悉的成都军区大院里。

我告诉他:“成都军区推出了‘四大’，大院里战斗队伍多，盗窃财物之风盛行。军区主要机关分布在北交场、西交场，部分直属单位分布在成都全境，这么大面积藏人不难。然而，除非军区领导对彭李科·怀德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否则他很难安全、保密地躲藏起来。但是，司令员黄新亭和政委郭林祥受到了批评。主要罪行是跟随贺龙和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渡河很难自保，也没有心思和能力保护彭的‘死老虎’。如果彭还躲在军区大院里，他早就被政府的作战小组抓到了。”

王大斌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我介绍的情况，并告诉我他在10月下旬和十多名同学串联去了其他地方，准备先去韶山、井冈山，然后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走。但他在火车上生病，不得不在武汉下车，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上了大学后，素未谋面的母亲知道他病了，坚持要他回老家德昌养病，于是买了船票回了四川。不想遇到这样突如其来的情况，要他去四川抓彭。

那么，彭是如何到达四川的呢？谁带他回北京？

彭的指示从何而来

1965年9月，亲自找彭谈话，请他担任四川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指挥。彭不想去。甚至说了“也许真相就在你身边”之类的话来使彭接受离京的安排。当年11月28日下午，彭离京赴四川。11月10日，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整理了一篇江青炮制的文章，其中暗指彭对定罪。姚《评新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1月30日，也就是彭抵达成都的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的文章。刚到成都就忙着工作的彭，12月4日看到这件事，顿时怒不可遏，说是一记耳光。但他不知道，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这篇文章时，他又说:“缺点是没抓住重点。“海瑞罢官”的关键是罢官，嘉靖是海瑞的官，我们是彭的官，彭是海瑞。”

1966年5月27日，彭总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途中，驱车前往四川大足县，被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传达“5·16”通知精神为名召回成都。沟通很快就会变成一场关键会议。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投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假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解释说，他三次考试都不及格。随后，他质疑彭与彭真的关系，并要求彭说明“反党集团”和“对外联系”的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通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彭批准的情况，并把这一通报传达给党内各级组织。李井泉的报告一举两得:不仅证明他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而且表明他与彭划清了界限。

1966年12月13日，周恩来等人在首都几所大学召见红卫兵领袖时，江青突然说:“你不是很擅长吗？你为什么不去追哈利？听说他经常上街看海报，和四川人聊天，很随和！应该逮捕他，要求他说明问题，接受群众的批评！”

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对北航红旗负责人说:“告诉你，彭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司令员，那里没人敢动他。把他抓回北京，下到地上。这是首长的指示，毛主席已经同意了。”

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王力反省录》一书中提到，彭是从四川接回北京的，是在周总理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的。书中写道:“我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看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言，戚本禹不能判刑，有些事情很难决定。如果他去四川拉彭，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就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决定。我说，中央的会议我都参加了，但是这次没有参加，可能不是中央的会议，而是计划组的会议。他们说，他们问过汪东兴和杨成武，这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同意了。”

这导致朱接到中央指示传达中央指示后，致电成渝北地东方红联络站。

王大斌决定暂时不拉彭

王大斌到了重庆联络站才知道中央的指示，于是决定除了展览，重庆所有的学生都聚集在成都。同时，他通知成都路口的学生抓紧时间了解彭的行踪，做好行动准备。

12月18日，在四川省地质局会议室，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昕、王达来、谭、陈、、郑等。，向王大斌详细汇报了这几天的进展。当人们绞尽脑汁寻找彭的时候，郑碰巧遇到了彭，正在街上看大字报。据郑说，他和另一个同学在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外等候，线索是彭是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天黑时，我看见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从三线建设委员会大院出来。这位老人有点像彭李科·怀德，所以他紧跟其后。两人一路走来，看海报，拿传单。由于在黑暗中看不清自己的脸，郑紧紧跟着他，听到了老人的咳嗽声，由此判断老人感冒了，可能去药店买药。所以他把他打到附近的药店。老人和年轻人真的进来买药了，而郑在灯光下显然认出了彭就是那个咳嗽的老人。

当郑回来报告时，钱昕和王达来非常高兴，决定和彭谈谈。第二天我来到彭总的住处，彭和他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彭总希望能和红卫兵沟通。话题范围很广，从他当放牛娃的时候，讲到领导平江起义的过程，再到井冈山与朱茂的会见，讲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战役。话题的焦点主要围绕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展开。彭总多次强调不反对毛主席，说他和毛主席的争论是建设速度快还是慢。毛主席的话不是100%正确，但也有99%正确。谈到文化大革命，彭说:他支持文化大革命，这对于反修反修是非常必要的。群众动员起来了，用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方式来辨别是非，是非常正确的。他不怕群众，不怕红卫兵。早前西南局保卫部领导劝他去内江躲起来，他坚决不肯去。他说，共产党怎么会怕群众？他还说，庐山会议后，他长期住在京郊的吴佳花园，希望为人民做点什么。谈话的气氛很友好，我们的人不断起身往彭总的杯子里倒水。谈到大串联，彭主席指着地图给我们的人看长征系列怎么走，路上要注意什么。谈话结束，彭总把大家送到门口，欢迎他们再来。钱昕把谈话记录交给了王大斌。谈及“老人”时，他说印象很深；“老人”说话畅所欲言，对自己的功过是非有着清醒的认识，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

是否要拉彭？有两种相反的意见。王达来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老人是革命英雄。刚到四川一年，表现很好。最重要的是“老人”支持毛主席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我认为有必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共产党脱离群众。中国有希望，但现在可以解决了...“老人”对文革的理解比我们更深刻，他不仅支持红卫兵，也理解他们的过激行为。他还强调:要注意政策，团结多数。”王达来也说:“庐山会议是旧账。彭在庐山会议上讲了实际情况。指标高，夸夸其谈是不对的。每亩一万金是吹牛。下面的人骗毛主席，“老人”说的是实话。我们在‘老人’面前没有批判能力。”

听到这里，王大斌有了一种感觉。他说:“1958年，我是一年级的班长，带领全班去种试验田，挖了3尺地，积了10万公斤肥，发誓亩产小麦1万公斤。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一亩地撒了60斤种子，结果不到200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里哭了。”

经过一番辩论，双方一致同意由王大斌做最后决定。王大斌说:“我们不接受外国军事命令，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老人”没有什么新鲜的。他支持毛主席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也许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了解他的现状。他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成员，也不忙着抓它。”

会上决定暂时不执行中央指示，派王达来、郑立即飞回北京报道，重点报道彭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钦差大臣”来了

12月22日上午11时，东方红指挥部派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飞往成都。穿着军大衣的胡乐成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他一到会议室就开始骂:“你们都没用！右倾机会主义！连彭都拉不回京！我奉中央指示；立即把彭带回北京！”他还向朱转达了周总理的三个指示:“第一，为了安全起见，彭同志不能坐飞机回京，只能坐火车；第二，一定要和成都军区一起护航，保证途中安全，随时向中央报告；第三，不要在成都开搏击大会。”

胡乐成自以为有剑，对谁都嗤之以鼻，对王大斌也不重视。他宣布:“中央负责人说:王大斌犯了严重的右倾政治错误，被彭征服了。”

胡的宣布让会场爆炸，现场一片混乱。

王大斌站起来反驳说:“我是东方红的主要领导之一。就连当地医院的老人也尊重我的人格。该轮到你叫我们傻瓜了。我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没有执行上级指示，没有及时报告原因。这有什么不好？你是帝国特使。我不关心这件事。你可以自己做。我要回家看我的老母亲。”

在场的师生大多支持王大斌，对胡乐成的嚣张极其不满。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勘探工程系的刘志庚老师上前劝说。他说:“这是一件大事。不能有错误。如果出了事，你王大斌没法跟中央政府和总理解释。”

刘老师的提醒让大家都冷静了下来。逮捕彭是中央政府的决定。既然胡乐成是专门来做这个的，他就要负总责，我们配合他安全护送彭总回京。为执行总理的三项指示，决定谭、陈、立即前往成都军区联系押运；地质局徐彬组长到成都铁路局与当地研究所的学生联系回京专列。

当天下午，谭等人回复:成都军区已接到总理指示，决定由军区二级部长负责联系当地学院的学生。成都军区派兵护送彭回京。铁路局也同意安排专列把彭送回北京，当地学院的学生可以坐车去。王大斌做完准备回到家乡德昌养病。

彭中的曲折

12月23日凌晨3点左右，我正在睡觉，突然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大喊:“快点！起来！去抓彭！”当我听说彭被抓了，我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这时，房间里灯火通明，我旁边的几个同学兴奋地起身。

天很黑，风很大。一辆“Gass 51”苏联卡车在路上疾驰，凭直觉判断该车正驶向市区，不到20分钟就停在了一条小巷子里。我观察了周围的建筑，很快认出这条街是永兴巷。永兴巷不到200米长。在街道的西侧，你可以看到位于素瓦尔街的成都邮电局。这是英国人在1901年建造的一座颇具特色的西式建筑，在一条有低矮瓦房的小巷中显得格外突出。永兴巷7号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不远。

永兴巷7号门东约30米处有一个小门，是一个占地约一亩的小院。一棵大树的覆盖使小庭院看起来非常安静。北部有一栋别墅式平房。只见平房客厅的门大开着，昏暗的灯光照着一个人的身影。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人正在用手帕擦眼泪。我猜是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彭的秘书齐奎英。客厅空空摆动。客厅的东侧是彭的办公室和卧室。卧室里，有一张普通的书桌、一把椅子和一张军营里常见的硬床。我特别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盒子。除了伤心哭泣的秘书，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我问他:

“彭在哪里？”

“人都被你带走了！”

“谁被绑架了？你在哪里抓到的？”

“我不知道！”

我很惊讶。谁带走了彭？除了我们东北是红色的，谁会把他带走？此前，彭已经被我们东方红人盯上了。每天晚饭后，他和门卫荆希珍准时出门。彭戴着大口罩，一边走，他一边看海报，有时还伸手去抓漫天飞舞的传单。步行路线也很固定，从永兴巷到春熙路，沿着东街、盐市口、人民南路广场，再回到原路。可以说，彭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以于峰“左”的名声，加上当时北帝东方红在成都的影响力，没有一个红卫兵组织敢向我们叫板。

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报道说，彭被成都地质学院北航红旗俘虏了。

我们匆匆赶到位于城市东北郊区的成都地质学院，到达学院时天已经亮了。开车到教学楼时，听说彭正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大楼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想见到这位著名的元帅。我设法挤进了二楼的楼梯，再也不能往前走了。楼道里议论纷纷，却没有人喊“找出来”“打倒”“炮轰”“烧起来”等口号。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很好奇，对彭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下一步是什么？把彭锁在冰冷的教室里显然是不合适的。北方东方红的人主张拉他去地质局，地质局是我们的地盘。听说王大斌和胡乐成在和北航红旗的人谈判...

不知道什么时候嘈杂的走廊突然静了下来。有人说彭出来了。我的目光扫过，看到一间教室的门开了。走廊里的人开始向两边闪开。谭等人先从教室里走了出来。我立刻认出彭就是下一个。我以前没有亲眼见过，但他穿着元帅制服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有一张方脸，厚嘴唇，憨厚，又老实又坦率。他塌陷的眼角略显疲惫。他穿着一件黑色羊毛大衣。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看起来很平静。我特别注意到，当他被红卫兵抓住时，脸上没有任何惊慌。我见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被四川红卫兵抓住。“李政委”有着白色的头发，红色的眼睛，挣扎着，他的背弯成弓形，他下垂的手臂像筛糠一样颤抖，他的脸上充满了恐惧。但这位为民请命、心中没有良知的彭将军却不同。他有一个直背，没有恐惧，是杰出的。毕竟，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指挥着一支百万大军。

我们带着彭总出了楼，带了一辆已经准备好的华沙车过来。车前有一辆宣传车，后面跟着几辆满载人的卡车，浩浩荡荡向四川地质局驶去。公交车到达成都地质学院门口时，被一小群身份不明的学生挡住了，他们很可能是北航红旗的支持者。它们太小太弱，承受不了我们的冲击，很快就放弃了航道。很快，队员们安全到达了地质局。

北航的低估了捉拿彭的难度，只派了五个人把彭捉拿回京。这五个人到成都的时候，都是陌生人，完全失明。他们以为抓彭很简单，五个人上了飞机。韩爱晶不知道同样的任务被送到了北方的东方红，中央文革也就不动声色了。两者相比，王大斌安排得更为周密，我们集中了北帝东方红在四川的全部兵力，完成了抓捕彭的任务。在与北航领导交涉时，王大斌派人到成都寻找彭的下落。谭在教室里首先发现了，紧接着是我们的大部队，并包围了教学楼。北航的几个人哪里能守得住，他们必须交出彭。这时，王大斌、胡乐成正在另一个神秘的地方与北航红旗的人进行艰难的谈判，有人悄悄向他们报告说已经搞定了:彭已经调到地质局去了。王和胡大熙，不再纠结于北航的红旗，二话没说就起身离开了。

彭被调到省地质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这里曾是地质局一位局长的办公和休息套间。彭住在里屋，学生住在外屋。每个房间占地约20平方米。里屋有床和沙发，外屋的地板上有干稻草代替床。四川冬天又湿又冷，地质局的组长特意带了火盆到彭家。考虑到彭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吃不了一大锅饭，所以特意给了他一个小火炉。彭到地质局后，成都军区派兵把守，老百姓进不了办公楼。

元帅和红卫兵坦率地交谈

12月24日上午，我挤进了那间办公室的外屋。大家坐在地板上，问了彭各种各样的问题。气氛轻松，没有人跳出来采取“革命行动”。

我好奇地问他多大了。彭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说:“今年，楼高八，比李井泉大十一岁。”

有人问他怕不怕红卫兵。彭说:“我不怕红卫兵。我愿意和红卫兵交朋友。”那个时代的建立不怕红卫兵。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彭并不害怕。

他接着说:“红卫兵响应毛主席号召搞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也有缺点，不注意团结人民，进攻面太广。当时井冈山的红军也犯了过宽的错误。红军曾经把中农当作革命的对象，烧了他们的房子。”

我脸红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井冈山是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红军历来纪律严明，连中农的房子都烧了！

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上街看海报，捡传单。

他说:“在‘5·16通知’之后，西南局就停止了我看文件的权利，只从街上的海报和传单上了解体育。”令人惊讶的是，彭分析了街道信息的深度。虽然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但他可以准确地指出，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

谈文革时，谈话开始了，有同学说:“我们的邻居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云升，受不了专案组的批评，跳楼了。当地学院的学生怕我们院长高元贵出事，很多学生都鼓励他:当地学院大部分师生都信任你，不要讲钢铁学院高玉生的故事……”彭听了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我向毛主席做了三个保证，其中一个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自杀，要相信人民群众。”

当一个同学说元帝党委副书记周某某生活作风不正，搞婚外情，这些事情在文革后被曝光，大家都叫他“周八姐”。彭总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谈到“猪八戒”，彭说:“猪八戒是元帅，还有点本事。除魔降魔是功勋，但他的缺点是好色！当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妖精时，你不能走开。信仰不坚定，遇到困难就抱怨，想把东西分回去给老婆的高老庄，还有一点私心，把钱攒在大耳朵里……”彭总幽默的话语逗乐了大家。

王大斌跟他聊得最多。王大斌的家乡在攀枝花铁矿附近。彭参观了攀西地区，对攀西地区的发展非常感兴趣。

当勘探工程系的学生说地质部派出的工作队大面积打击时，高元贵只是他的官员，因为他当了三年地质学院院长。院党委常委、安全主任李贵到中南海写书。6月20日，学生们在学院游行，支持李贵。彭总插话说:“看来李贵同志和我一样大。”

我们也向彭提到庐山会议，他只是一再强调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100%正确，但也有99%正确。”

现在看来，公开回答这样高度敏感的问题真的很难。他不愿意重复自己的观点，会遭到红卫兵的反击；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因为他是对的。只有一点可以强调，写这封给他带来灾难的信的初衷并不是反对毛主席。

后来有人问起朝鲜战争，听说他在大国搞沙文主义，不能平等对待金日成。彭说:“志愿军和金日成的关系非常好，完全平等，大国没有沙文主义。双方也有一些分歧。例如，谁负责志愿者的后勤调度？金日成主张，火车一旦通过鸭绿江，就应该被派往朝鲜。我们主张鸭绿江也要由志愿军出动。分阶段的派遣将会延误战斗人员和供给志愿者。造成困难。”后来，金日成同意了彭的意见。其实听了彭的解释我觉得有道理，这是战争规律决定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

彭还说:“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连续作战三个多月，非常疲惫。后勤补给非常困难，前线士兵吃不下饭，伤员送不下来，弹药给不了，急需休息。我请毛主席休息三个月，毛主席同意了。然而，金日成和苏联顾问非常不满意。据说世界上没有不追击敌人的胜利军队。他们主张趁热打铁。我强烈反对。后来毛主席提议志愿军留在汉江以北，金日成带着部队南下。”金日成也不是傻瓜，他被迫同意彭的观点。

可惜当时没有详细的记载。由于时间长，他仍然记不住许多单词。我们还问了他一些军队中山头派系的问题，就这样聊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彭记忆力很好。近70岁的老人已经清楚地解释了过去事件的时间、地点和来龙去脉。

彭以他简朴的生活和干净的风格而闻名。1959年庐山会议使他成为“反党集团的领袖”。除了“政治反动”的材料，他用显微镜也找不到任何腐败的东西，于是被授予一顶帽子——“伪君子”。我们对他的生活习惯也充满了好奇。那天吃饭的时候，在地质局食堂遇到一个穿便服的人。只见他端着一碗清汤面，向办公楼走去。他说彭总胃不好，平时吃一碗面。他的生活很简单。彭的艰苦朴素是实至名归的。

拉彭专列进京

回京专列定于12月25日下午从成都火车站发车。专列为彭及随行部队开往北京的34次特快列车尾部悬挂的软卧，在软卧前悬挂两节车厢供学校师生乘坐。为确保安全，谭出发前到火车站派出所说:如果有领导要进京，请按时开通领导专用通道。汽车负责人随后按下三个喇叭，请警察局长亲自开门。

考虑到开车穿越秦岭时气温骤降，谭特意在开车前试了试暖气，发现暖气管道没有接好，立即要求铁路局派人修理后再出发。

成都军区在谷参谋长和一个排的战士护送下，用专车把彭总直接送上专列车厢。

有一个人不想上车。他就是王大斌。我听他对军区参谋长顾说:“彭总交给你了。你保护他，回北京。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想回家看看我的老母亲。”顾参谋长坚持要王大斌一起回北京，说:“总理知道你在成都，我们就护送彭总一起回北京，当地学校的学生也会听你的。”谷参谋长早就知道胡乐成叫王大斌右倾，怕路上没有王大斌管不了人。王大斌心里明白，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他无法向总理解释，于是在谷参谋长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勉强上了专列。

当时，中央政府已经下令停止串联。我也想挤进专列。红卫兵虽然坐车不需要钱，但是坐专列的味道肯定更好。可惜车厢人满为患，我进不去，只好放弃。

后来王大斌跟我说了一路护送彭总回北京的事:火车开了两天两夜，一路上同学们把彭总照顾得很好。只要经过大站，就有人下车给彭总买好吃的，从北方东方红到四川的宣传队也坐了这趟火车回北京。他们提出要给彭总表演一场，在车上大家都和彭总相处得很好。

专列于12月27日下午5点到达北京火车站。这时，驻京部队副司令员李钟奇已经站在车站的站台上。他呈上一个警备区的大信封，上面写着:顾万才同志、王大斌同志。王大斌打开信，给顾看:“根据总理的指示，把反党分子彭交给了卫戍区副司令同志。”顾按丞相指示，正要将彭交与守军时，朱赶到平台，不肯将彭交与守军，却要将彭带往朝廷。顾和王坚持听从丞相的指示。朱看了丞相的指示，说:的“忠”写成“忠”，双方不能争辩。李和朱都给上面打了电话，后来齐本禹为了不影响北京站的正常运营，决定开车去西直门站。北地几辆公交车接学生返校，汽车送彭到北地。当我到达当地的院子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饭堂给彭总做了一碗鸡蛋面，安排彭总在北地办公楼的一间公寓里休息。三个小时后，守备司令傅崇碧带走了彭总。

27日晚，王大斌见到朱时非常不高兴。王大斌让钱昕把成都带来的一个行李箱和清单当面交给朱。有一封彭总写给中央的投诉信，请他转交中央。

朱赵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与工程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的领导人，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朱的父亲是新四军烈士，养父是他父亲的战友。他当时是上海建筑工程总局局长。这个人意志坚强，心软不硬。当王大斌决定不扣押彭并在成都给他打电话时，他在电话中对王大斌大加批评，然后派“钦差大臣”胡乐成强行扣押彭。在北京火车站与的对抗中，他发誓在把彭带回当地法院之前不会放弃。王大斌把彭总的申诉材料交给他，要他转交中央。看完资料的第三天，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对王大斌说:你说得对！显然彭总的材料改变了他。

事实上，在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朱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们私下议论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左”，对老干部被打倒感到不满。后来发展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八种观点。江青和戚本禹警告他“悬崖勒马”。但他从未承认自己的错误。朱和都是从香港到广州出国的。1967年3月4日，北帝东方红的领导人由王大斌接任。朱后来被关进了监狱，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王大斌，北京地质学院勘探工程系五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的二把手。王大斌性格温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各派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在抓捕彭的过程中，他坚持正义，反对抓捕彭。1966年12月27日彭总被送往当地医院后，再也没有见到彭总，也没有参与任何批评彭总的策划或活动。1970年国家视察“5·16”时，王大斌成了“5·16”分子，其中一个罪名就是针对“反党分子”彭；1981年，王大斌受审，第一个罪名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家彭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