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 唐宋古文运动的思想维度
安行喜欢历史对于唐宋古文运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在1993年版中称其为“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在2009年版中称之为“其内容是在复兴儒学的旗号下，让散文反映社会实际；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生动自由的古文”。这都提示我们要注重唐宋古文运动思想性的一面。
唐宋古文运动的基本思想是要反映“道”，这里的道主要是指儒家思想中的圣人之道。不管是古文家还是当时的理学家，对于文和道的主次关系并不存在疑义。道是根本、文为道服务是常识性、共识性的看法。
绝大多数古文家都在讲文要为道服务，道第一，文第二。比如唐代梁肃就说：“文本于道。”柳冕说：“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韩愈讲：“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柳宗元更明确地说：“文者以明道。”李汉讲：“文者贯道之器也。”宋代的古文家和唐代的保持了一致性。王禹偁讲：“夫文，传道而明心也。”欧阳修讲：“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周敦颐更是讲：“文所以载道也。”成语“文以载道”就是从这里来的。可见这是唐宋古文家共同的表述方式。
但古文家和理学家还是有所区别。古文家喜欢文、重视文，认为文虽然用来表现道，但并不意味着文可以被放弃、被弱化。写作古文即是提倡古道，古文也因此享有崇高的地位，文和道共同存在，并不矛盾。比如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意思是说我不但好道，还好表达它的文辞。他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意思是说我的志向不但在古道，还在于兼通其辞。柳开更直白地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而道自在圣贤文中。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公开宣称自己的文一定表达了道，与道同在，因此文不能被舍弃。苏轼给韩愈撰碑的时候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赞美韩愈兼顾道统和文统，再次强调了文道并重的观念。
而在理学家，特别是二程中的程颐看来，过度的文对道会造成妨碍，认为古文家不能继承道统，这就是后世所讲的“周程欧苏之裂”。《二程语录·伊川语录》中有一段表达了他的观点。学生问他：“作文害道否？”程颐回答：“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作文时不专心，文章就不会高妙，要专心，兴趣就会局限于此，而不会把全部精力用于悟道，文章也是一种物，沉迷于写文章也是玩物丧志。他不像苏轼那样认为韩愈是文道兼通，他说：“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韩愈先有言后有道，所以是“倒学了”。朱熹和二程一样，也认为韩、柳、苏这些人只用力于文章，而对修身、养性、求道用力不够，是不可取的。朱熹说：
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韦中立之书，可见其用力处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
意思是说韩愈、柳宗元这些人的文章很好，很用力，但他的目的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这究竟和圣人之道有什么关系？白费了很多精力，太可惜了。
虽然道学家和古文家都强调道是第一位，但道学家更强调修身求道，而无意为文，文是道充盈于内后自然溢于外的一种自然反映：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古文家不是这样，古文家是把文作为一种爱好，他们喜欢作文，道是写文章时才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朱熹批评苏轼：
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
不过道学家的这种说法也存在一个困境。假设一篇文章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知道创作背景，那怎么判断这篇文章是由道而发，还是作文时拿个道理放进去？道学家是没法判断的，能判断的只是文本本身是否传达了道、是否有益于道。所以程颐和朱熹把古文家从道统里踢出去，但后来吕祖谦编《古文关键》、真德秀编《文章正宗》时，就又把古文家请了回来。
那么对于那些既不明道也不切于用的游戏之文，那些出于娱乐需要、人性需要、放松需要、应酬需要的文章，古文家和道学家又会怎么看待呢？道学家肯定认为这是不好的，是应该批判的。古文家也绝不会公开说这些文章在价值观、思想性上有多么高明。古文家对游戏之文会有比较委婉的辩解，说是无益于道，但也无害于道，但绝不是理直气壮。
论道之文，往往显得千篇一律。《全宋文》里近万个作家，每个人都讲圣人之道的话，读起来就很乏味。清代黄本骥就发现：“唐宋大家论文之言，如出一先生之口。非相袭也，行文之法固尔也。”那些为道而言的文章陈陈相因，就像出自一个人的笔下一样。
不过，黄本骥可能没有注意到唐宋古文家的创造性。虽然都是表达同样一个道理，但高水平的作者往往能选择一种高明、新鲜的表达方式，让读者觉得不那么千篇一律。比如韩愈就讲过：“吾谓故者，古之道也；新谓己之新意，可为新法。”我说的故就是古道，新就是我自己的新意，我虽然说的仍然是古道，但加上我自己的理解转化，就可以成为新法了。他还说：“师其意，不师其辞。”也是说我讲的道理还是古道，但语言表达方式已经变化了。到了宋代，因为宋人比唐人的学力更加深厚，所以论道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从思想维度来看，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体的革新运动，还是一场以古文更好、更有效地传达儒家思想的运动。陈寅恪先生曾在《论韩愈》一文中，用“新儒学”和“新古文”这两个词汇概括古文运动：
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也。
陈先生的话我认为是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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