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 亲历者还原日军“朔县屠城”惨案：持续3天

两个月后的9月27日，日军调集一万多兵力分两路向朔县猛扑。日军在旅长酒井的指挥下，从山阴县岱岳镇出发；其他日军是第4师第32旅的本剑旅和第12留守师的铃木旅，从平陆城出发。28日，日军攻占朔县后，这里制造了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史称“朔县惨案”。

朔县九·二十八惨案文物展览

作者:王金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两个月后的9月27日，日军调集一万多兵力分两路向朔县猛扑。日军在旅长酒井的指挥下，从山阴县岱岳镇出发；其他日军是第4师第32旅的本剑旅和第12留守师的铃木旅，从平陆城出发。28日，日军攻占朔县后，这里制造了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史称“朔县惨案”。

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简介》记载，日军制造的3000多人的大屠杀有8起，分别是山西朔县大屠杀、宁武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河南浚县大屠杀、山东临沂大屠杀、山东金乡民工大屠杀、广东惠阳大屠杀、湖南南县厂窑大屠杀。朔县大屠杀是第一个悲剧。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不少目击者和知情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来自历史的深处，痛苦的回忆仍在撕裂着人们脆弱的伤口。

岁月漫长，历史不可能化为灰烬！

惨痛的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一位王彪搜索并整理了50篇口述历史

今年八月八日，立秋。塞外朔州阳光耀眼。

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王彪站在朔县故城南门东侧城墙下叹道:“日军占领朔县后，有南护城河、西老爷庙、文庙、西门、射击场、北护城河、朱彝亭、东门瓮城。蓟县人口不足一万时，日军杀害了全县50%的人口，青壮年男子几乎被杀。”

54岁的王彪被誉为塞北抗战史料中第一个获救的人。1998年，王彪到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工作。在搜集和撰写烈士档案的过程中，王彪接触到了朔县的惨案。

当他深入追查这一事件时，发现没有人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是空白色，没有档案和文字史料，甚至口述历史也很快丢失。

2005年2月，王彪决定进行一次搜索，以防止这段历史被打破。他买了一台理光相机，一台小录音机，带了一个笔记本，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抄起一条小巷的两头，数着有多少户人家，然后一户一户进去打听。当你遇到一个人时，你会问:“当日本人进入城市时，你的家人被杀了吗？”当你回答“是”的时候，他会进去详细询问；说“不”，他就会离开。有时候被询问的人家里还没有被杀，但他会提供一些线索，比如某某家里谁被日本人杀了，他会顺着线索再找。

对于有大屠杀受害者的家庭，王彪在记录和做笔记时，首先告诉了那些目睹了大屠杀的人。回去整理一下，然后拿去读给讲解员听。人家听得一清二楚，他就回去把这手写的稿子打印出来，再念给别人听。没问题，他会让讲解员按个手印确认一下，就定下来了。之后，王彪会从解说员那里借用受害者的照片，拿回去翻拍后再归还。他还会给讲解员拍一张照片，这将被纳入口述整理。这样，一个家庭的工作就完成了。

在整整11个月的时间里，王彪走访了150多名幸存者，经历或听说了朔城区老城区的大屠杀，并挑选了50段叙述完整的口述历史，收集成《痛苦的记忆》，列出了183名受害者的名单，包括受害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地址、时间、地点和方式等8个项目。

日本军队用坦克砸碎了北门

当记者要求采访这位有经验的人时，王彪说那一年有两个人他没有去拜访，所以他可以一起去找他们。这两个人，一个是94岁的李来英，他目睹了日军对抗日军人的大屠杀，另一个是89岁的赵英，他目睹了南城壕数千邻居被杀。

李来英现在住在内蒙古察哈尔市女儿的家里。在老人和孙女李的帮助下，记者完成了对她的远程采访。老人耳朵清晰，身体强壮，还记得78年前的噩梦。

1937年9月，日军入侵雁北地区。短短半个月，阳高、天镇、大同、怀仁、广陵、浑源、殷珊、左云、应县、灵丘、右玉等11个镇全部失守。

当时驻守朔县的部队是东北军贺军、骑兵团第3师第11连、第9团、第3营的官兵，由副团长邵平章率领，加上100多人和前一年成立的反共保安团的40-50名警察。1排长邵张寒是邵平章的二哥，2排长张烈是邵平章的表弟。当贺安排邵平章守城时，他对他说:“朔县是你的家乡，你必须和郭县团结起来，尽你最大的努力。”

45岁的县长郭同仁让同乡吴建起赶驴，护送家人回老家洪洞县耿壁村避难。“9月19日上午，县长郭同仁、公安局长白胜、西盟会特委宋小贤召集人民群众在崇福寺召开抗日动员大会，提出城必存、城必亡、城必亡、永不投降。”李来英回忆说:“9月26日，平鲁城被日军占领。县令郭同仁叫城里的士兵和老百姓一起关好四个城门，用麻袋装沙子堵住城门。郭同仁带领县衙下属，沿街动员妇女挨家挨户，烙面，准备守城。”

9月28日拂晓，日军开始进攻朔县。县令郭引兵上墙，杀了日本人。“当时人们用骡子驮子弹，送去城墙上支援，还送水送饭。因为城里有小夜曲，所以枪不好。士兵们在城墙上抵抗了一会儿，很快就让日军用坦克车突破北门进攻。”

持续三天的大屠杀开始了。

c李来英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疯狂屠杀

日军入城后，先用机枪封锁朔城东西城门。

守南门的部队见城破，丧失斗志，迅速打开南门，冲出城外。

日军攻城时，先在大北街杀了很多人，不管是士兵还是老百姓。随后许多人被绑在水阁沱堰和北马军巷，一起冲向西门，用机枪打死了一个大块头。

李来英的老房子位于朔县南大营街东侧。院子比较大，有十几个正房，西房，南房。院子里还有猪圈和羊圈，住着大叔和大叔的有20多人。我父亲在离家不远的麦市街上拥有一家黄色的酒店。他还卖猪和羊肉。

老人回忆说，城破后，很多守城的士兵都进了她的院子换衣服。几个家庭迅速拿出所有男人的衣服，让他们换。士兵们脱下制服，扔得满院子都是。家里人怕这些制服会吸引日本人，就捡起来扔到大门外的街上。没想到街上的日本兵看到了。他们拿着刺刀进了院子，把所有的人一个个绑起来，不管他们是不是士兵。

她的舅舅、舅舅、弟弟李法祥和李桂春都让日本兵冲到大门口，跪在街对面水家东府后墙的台阶上。大哥李法祥的绳子不紧，就偷偷解开了。他还解开了绑他哥哥李桂春手的绳子。两兄弟趁乱躲进水家大院，然后翻墙逃走，捡了两条人命。

老人的姑姑姓韩，平时最有主见，看得出日本人不安好心。她不顾生死跑出了大门。当她看到一个会说中文的翻译时，她抱住他的腿说:“我的人没有一个是士兵。你不能把他们绑起来。”翻译问，你的人是做什么的？她姑姑说他是个杀猪宰羊的屠夫。翻译和日本军官聊了一会儿，然后派了几个日本兵进医院检查，阿姨给他们看了杀羊的工具。然后日本人让她认人。大叔和大叔站起来后，他们的手又被检查了一遍，杀猪杀羊的工具被维持会议的人拿来工作，他们逃过了灾难。

家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躲在朝街的西房里，挤在炕上。李来英和母亲的脸上都抹了黑锅底，像鬼一样，抖得像筛糠。突然听到窗外连续的枪声，而且声音很大。原来日本人在窗户底部使用了机枪。她偷偷从窗户上的小玻璃往外看，看到跪在水甲台阶上的二十多名士兵一个个向后倒下，鲜血从他们身上涌出，溅到水甲东室的后墙上，更多的鲜血流到青石做的台阶上，很快就流到路上。“地上有很多血。一个日本兵从车上拿了一袋白面，用刺刀打开，把白面倒在血迹上。白面立刻变红了。日本兵带来了两只狼和狗，狼和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呷着血和水，吃着红白相间的面条。”李来英颤抖的声音嘶哑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害怕。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给朔县人民造成了苦难，杀了那么多人。那些士兵死得很惨。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死在我的人的衣服里。”

据李来英的曾孙女说，老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浑浊的老泪从她深邃的眼窝慢慢地淌到了脸颊上。

李来英看到的只是悲剧中的一个小场景。

照相馆的年轻学徒赵英目睹了成千上万村民的悲惨死亡。

赵英目睹了南护城河的大屠杀

8月9日，当记者和馆长王彪在朔城区北新街的一条小巷里发现89岁的赵英时，他正弯着腰在一个小房间里做午饭。

老人心地善良，牙齿基本掉光，耳朵也微微后仰。说起朔县的惨案，老人失去了笑容，想起来慢慢开了声。

日军入城时，他家有七口人，住在北门不远的牛家巷。爷爷70多岁了。我的父亲赵，今年46岁，在街上经营一家小面馆。我的母亲张木丹比父亲小两岁，靠补贴洗衣服、缝补别人家。赵英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因为家里穷，虽然他只有11岁，却一直在刘嘉湘一家照相馆当学徒。

“我记得那天是农历八月二十四，家里的月饼还没做好吃的。天还是黑的，炮声还在响，以至于泥土落在我的窗户上。半天前，听说日本人从北门入城，吓得不敢往家跑。在路上，我看到日本士兵带着电线，用电线把人串起来。日本兵真的很“脏”。他们用钢丝头扎人的锁骨，使劲拉。电线穿过肉皮，血液流出，电线被染成红色。就像拉鞋底上的麻绳一样，把这个头扎进去，穿过去，抓住头拉出来。”老人边说边握了握手，做了个手势:“把这个串起来，然后把那个绑起来。十几个人将被锁在南门。凡是走得快的，或者行为有点叛逆的，要么被刺刀捅，要么被刀划，人疼得哭。有的被麻绳捆着，有的想跑，被日本兵当场开枪打死或用刺刀挑死，有的被洋刀砍死。后来才知道，不管是用铁丝绑的，还是用麻绳绑的，都被带到了南城峪的杀人点。”赵老回忆说，满街都是血泊，到处都是三三两两的死人。他的腿抖得无法细看，跌跌撞撞地跑回家。

当他回到家时，他的母亲和妹妹哭得一塌糊涂，但他的父亲没有被看到。

他突然慌了，问:“我爸爸在哪里？”

母亲哭着说:“让拿了几千刀的日本兵带走吧。”

他不顾母亲令人心碎的哭声，疯狂地朝南门跑去。当他到达南护城河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喘不过气来。“程楠海沟长100多米，深10米，宽10米。日本士兵让俘虏们成排跪在地上。人太多了，我根本找不到我爸爸。到下午四五点，一大群两千多人已经跪在南门外。这时，在指挥官的指挥下，日本士兵以表演和比赛的形式开始了大屠杀。先拉一群人到护城河边上，让他们跪成一条长龙，每个人后面站一个日本兵。在指挥官的命令下，这些日军把刺刀整齐地从人们的背上放到胸前，搅动他们，然后把他们推进护城河。这样杀了几批后，日军指挥官下令改变杀法，先开膛破肚，再用刺刀挑杀。当一群普通人的胸膛被日军剖开，内脏往外流，痛得哭着在地上打滚，院外的日本兵拍手大笑，拍照留念。”赵英老人用手擦了擦眼泪，松了一口气。他接着说，日本士兵不仅杀人取乐，还不断改变自己的杀人伎俩，就是直接用战刀砍自己的脑袋。赌上十几个人跪在护城河边上，每个人旁边站着一个拿着作战刀的日本兵。指挥官的口令一出，十几把洋刀一齐掉在空里，人头滚落护城河。其他的从腰部被切成两半。“日本兵真的不如动物。”

屠杀仍在继续。夜幕降临时，南护城河几乎堆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后来，日本士兵来到坦克前，在尸体上翻来覆去。把车上的柴火洒在护城河里的尸体上，然后浇上汽油烧了。

王彪说，赵英老人的故事与他10年前的调查一致。“日军破城第一天，3000多人倒在血泊中，2000多人死在南护城河，300多人死在北护城河。城东北角的射击场打死四五百人，西城门口打死五百人左右，东门禹城打死二三百人。”

这座城市的所有士兵和平民都与日本军队战斗到死

日军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朔县的军民。日军攻占北门后，守城的东北军开始与敌人巷战。

三名东北军士兵潜入县城西南靠近城墙的一个小院子，这里是1912年参加武昌起义的蒋佐才的家。这位老人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的斗志丝毫不减。他生气地说:“我们绝不能被人征服，我们必须和狗战斗到底。”这时，江老汉看到几个日本兵正在穿过城墙。他迅速从东北军士兵手中接过步枪，向窗外开枪，打死了几名日本士兵。日军发现目标后，先用炮火轰击，然后去医院搜索。江老汉不畏危险，火速与日本兵交战。但由于年事已高，寡不敌众，几次被日本兵刺伤，壮烈牺牲。

南关刘氏三兄弟与其中一名逮捕他们的日本士兵搏斗，用瓷罐猛击日本士兵的头部，然后逃跑。几个守城的士兵躲在南街朱翼阁，被日军包围后拒不投降。杀死许多日本士兵后，他们开枪牺牲了。

东北军连长邵平章和堂弟张烈，利用熟悉家乡街巷的优势，带领20多名战士来到郝家巷北出口。几个日军刚打开东门，就把刺刀插在枪上，装上子弹，整齐地排着队从东门跑出城去。日军少之又少，毫无准备，尤其被他们的冷静和无畏震惊，盯着他们突围。

排长邵率领二十余人从南门城墙上下来，在朱翼格以西被日军机枪扫射。许多普通人和一些士兵倒在日本机枪下。邵带着剩下的士兵躲到二道乡自家院子的暗窖里，然后和四个士兵登上朱翊阁，居高临下地射杀了几个日本士兵。日军发现目标后，炮轰朱一哥。最后，邵被包围的日军活捉，并被日军用铁丝活活勒死。他的妻子高在与日军争抢电线时被刺刀刺死。黑暗地窖里的士兵们把被褥撕成一条条，拧成绳子，当晚就冲破了墙壁。

王彪告诉记者，有一个人站起来，当他能够突破时不幸死亡。他就是抗战县令郭同仁。

福郭同仁县长挺身而出，不幸去世

原来，朔县城破后，惊慌失措的人群拥挤着守军打开的南门通道，西盟会特委宋啸第一时间看到无路可走，于是跳下城墙，脱离险境；公安局长白程见城门被堵出不来，便躲进东街耶稣教堂，趁着夜色逃出城去。

王彪说，县令郭同仁无能为力，就换上便衣，扮成老百姓，牵着马提着东西。当他第一次到达城南大门时，正巧遇到日军在盘查守城的军政要员。郭同仁说自己是天主教会的包工头，躲过了审问。正在这时，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跑出巷子，被日军刺伤。小女孩突然倒在血泊中。郭同仁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来大声说:“我是县长，抗击侵略，是我的命令。与普通人无关。住手，不要杀无辜的人。”

日军立即将郭同仁击毙，将他拉到南护城河，剥光衣服，浇上汽油，活活烧死。1938年5月4日，国民政府内政部上书行政院，向在山西守土牺牲的县令发放抚恤金，郭同仁也在其中。

“雁北十三县的县令，除了蓟县县令郭同仁服从命令，在城破后战死，其余皆弃城而去。”王彪称赞说:“郭同仁长子郭安堂听说父亲被杀，毅然放弃在太原右任中学读书的机会，秉承父亲的志向，参加抗日军队。”

郭同仁的孙子郭玉宝证实，他的祖父郭同仁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是郭的儿子，次子。1938年，郭安堂叔叔参加了山西第三死纵队。第二年，第三死纵队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与部队进行了决战。1945年平汉之战，郭安堂叔叔英勇就义。

在G县的大屠杀中，死亡人数超过4800人

据目击者告诉王彪，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日军继续在这座城市进行屠杀、强奸和抢劫。虽然很多人没有在南门外被抓被杀，但在日军挨家挨户的搜查中，他们倒在血泊中。

日本人在搜索中发现了藏在西关帝庙的60多人。鬼子立刻封锁了庙门，不分男女老少，一枪毙了他们；西街有一户叫曹的人家，带着十三个侄子，躲在他们的窑子里。日军搜查院子，发现他们往院子里扔手榴弹，打死了全家人。

日军在城市各处杀人放火的同时，大肆奸淫掳掠，发泄兽性。在被日军强奸后，许多妇女被杀害或被迫自杀或上吊。吕耀先在南街的嫂子是新婚的新婚妻子。日军进入医院后，她当着丈夫的面强奸了丈夫，然后用刺刀将女子从下体割到腹部。她的丈夫赤手空拳空与日军作战，被日军刺刀刺死。

朔县县城内外，到处都是尸横遍野的街巷，街道血腥恐怖。

那么，有多少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蓟县大屠杀死了多少人，谁死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8月10日，站在当年日军司令部的院子里，王彪显得无助而无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恐怕永远也想不出来了。"

至于朔县的大屠杀，《侵华日军晋代实录》记载日军屠杀3.4万人，《旧中国博览》记载4800人。

你是怎么拿到第一个号码的？据说是根据日伪时期给受害者家属的盐总量计算的。大屠杀发生后，为了长期占领朔县，日军也需要给战争受害者家属一些安慰。当时的绥靖政策是，给家里每死一个人供应30公斤盐。后来根据这一次送出的盐磅数，得出受害人数是三四千。

王彪说，这个算法有两大漏洞:第一，城市被屠杀时有160多户被杀，死时没有人收盐；第二，朔县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城市，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和流动人口。这些“未登记人口”被杀害，无法统计。

第二个数字是“4800人”，旧中国博览会的一篇战时新闻报道引用了这个数字。朔县9月28日大屠杀死亡人口为4800人。但这份报告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可靠，无从考证。

王彪得出结论，在大屠杀中死亡的人数应该超过4800人。那时，中秋节刚过，许多人进城探亲。当时有传言说，日本人打电话来的时候，在城里避难比较安全，因为有厚厚的城墙和士兵守城，所以很多农村人都去了城里。此外，这些人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不容易被纳入统计。

虽然“恐怕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王彪对大屠杀的调查和考证仍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