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旗下的第三帝国 希特勒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独裁的

我们肩负着拉近各国人民距离、消除分歧的重任。记住，未来的战争不会给个人英雄主义留下太多空间。“这是古斯塔夫·斯特尔斯曼在达成青年计划后对各国代表说的话。然而，在这个计划的帮助下，有一个人在德国出名了，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正是这个人利用了政府的软弱，商人的短视，政客的急功近利，踩着人民的身体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希特勒

作者|美国时报生活系列编辑部译者|张

阿道夫·希特勒就任总理两天后，兴登堡总统收到一位老战友的电报。这条消息是阿利什·鲁登道夫将军发出的，他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登堡的主要助手，还与希特勒一起参加了1923年的“啤酒屋暴动”。鲁登道夫并没有祝贺这位新总统候选人，相反，他对未来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鲁登道夫写道:“当你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时，你把我们神圣的德国祖国交给了历史上最大的煽动者。我告诉你，这个邪恶的家伙会把我们的帝国拖入深渊，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恐惧。后人会在你的坟前诅咒你。”兴登堡不在乎这个消息，他认为这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的谈话。作为最负盛名的德国士兵之一，鲁登道夫不幸被排除在外。

无论如何，兴登堡有信心，他和他的保守派同僚将牢牢控制希特勒。希特勒不得不与之合作的新内阁只有两名纳粹成员——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和国民议会议长赫尔曼·戈林。其他八名成员要么是国民党成员，要么是不属于任何政党的保守派成员。兴登堡主要是根据他的贵族朋友、前总理巴本的建议挑选那些人的，他希望巴本能默默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巴本作为副总理留在内阁，手里还握着其他重要的牌。作为普鲁士的帝国行政长官，他控制着德国这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行政机器。此外，兴登堡还承诺每次见到希特勒都会到场。巴本坚持认为这样做才安全，因为他担心如果一对一采访纳粹领导人，可能会说服因年老而不时困惑的总统同意巴本不同意的事情。巴本认为，如果他在场，他可以与希特勒争论。

狡猾的希特勒明白巴本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好了。他曾对一个纳粹同事说:“反动派以为他们控制了我。他们要给我设一个陷阱，而且设了很多陷阱。但我们不会等到他们行动。我们是无情的。我没有资产阶级的顾虑！他们认为我没有教养，是个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想成为野蛮人。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

在他上任两天后，希特勒已经智胜了巴本和他的内阁同僚，他朝着独裁和实现鲁登道夫的预言迈出了一大步。短短几个月，希特勒用他的欺诈、恐吓和恐怖——加上他纯粹的好运，这将粉碎旧政权，使他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绝对主宰他夺取的帝国。

希特勒的第一步是诱使政府举行新的选举。他立即看到，举行这样的选举不仅能给他带来民主和法制的光环，还能让他摆脱联合政府和德国宪法中保守势力的束缚。现在国家社会党可以分配政府资源，希特勒确信他可以在国会赢得足够的席位，使联合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如果纳粹能在国会占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他就能迫使这个立法机构中止宪法，允许他行使事实上的独裁。

在基层立法机构中，由纳粹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仍需要45个席位才能达到法定多数。希特勒做了一个虚假的姿态，通过与天主教中央党领袖谈判来赢得该党70名代表的支持。然而，这些谈判只是虚张声势。希特勒确信谈判不会成功。1933年1月31日，他就任总理后的第一天，他告诉内阁，他没有希望得到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由于缺乏多数，巴本和他的民族主义盟友胡根宝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兴登堡总统解散议会并宣布新的选举。选举日定在5月5日。

纳粹党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元首坐在一起，策划了纳粹党历史上最大的竞选活动。“现在斗争容易多了，因为我们可以动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戈培尔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电台和报纸由我们支配。我们的宣传将是一个杰作。”

希特勒利用他的新总理，于2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作为首相的第一次演讲显示了政治家的自我克制。他将纳粹主义描述为一股团结一致、与魏玛共和国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新生力量，并誓言新政府将“重振德意志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他还承诺让基督教成为“我们民族道德精神的基石”，并祈求上帝保佑他的政府工作。

除了这些虔诚的话，希特勒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计划。接下来的几周，他在德国飞来飞去，重复着基本的论点。他想传达的真正意图其实很简单，就像他曾经对内阁成员说的那样，那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戈培尔曾经说过，纳粹运动和宗教狂热相互呼应。在一些城镇，每次举行纳粹集会，教堂的钟声都会先响起。希特勒总是在每次演讲结束时虔诚地祈祷。

除了动用政府资源，纳粹党还考察了大公司的资产。2月20日，戈培尔邀请了20多位德国最有权势的实业家到他位于国会大厦旁边的官邸。客人们听到希特勒发誓这将是最后一次选举，然后他们听到他继续说:“如果你不能在这次选举中做出决定，你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做出决定。”。当要求捐款时，这些商业巨头同意提供相当于100万美元的资金来支持竞选活动。大多数人同意捐钱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出于对纳粹的真正同情。但是今天晚上产生了一个著名的皈依者。古斯塔夫·克虏伯过去对希特勒没什么热情，但他贡献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最后，他用整个克虏伯钢铁和军火帝国来支持希特勒的新政权。

希特勒还充分利用政府的立法权进一步推动竞选活动。就在他上任的几天后，他迫使内阁通过了所谓的《德国人民保护法》。这项行政命令非但没有保护人民，反而剥夺了人民的两项基本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它授权内政部长和警察禁止任何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会议，并查禁任何其内容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良好秩序的报纸、杂志或书籍。

虽然这一措施违背了《宪法》的精神，显然是削弱对立政党的诡计，但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是合法的。总统可以根据《宪法》第48条赋予的紧急权力，使这些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巴本和他的右翼同伙愿意向兴登堡施压，让他签署这份命令，因为他们认为这份命令只针对左翼。尽管遭到各反对党的抗议，兴登堡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行政命令和随后的另一项解散普鲁士立法机构的命令。

戈林在普鲁士担任内政部长的职位，可能是纳粹党目前最开心、最有效的政府工具。在日常工作中，他不需要照顾他名义上的老板巴本，但可以完全控制普鲁士的9万名警察，也就是说，他可以控制首都柏林和德国6000万人口中的三分之二。戈林很快为普鲁士的选举运动制定了严格的措施。他禁止共产党举行集会和示威，并压制反对派报纸和期刊的出版。与此同时，他开始“清扫肮脏的牛棚”，毫不留情地清除了数百名警察，然后让纳粹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至于普鲁士警察本身，戈林不能容忍任何怀疑。他命令他们与“冲锋队”和“头盔”保持最好的关系，并无情地镇压任何颠覆活动——即任何敢于反对纳粹的人。他鼓励他的士兵使用枪支和武器。他说如果他不开枪，他会受到惩罚。戈林担心他的警官不明白他的意思或过于僵硬，几天后简单地向他们解释说:“我必须让你们的头脑知道责任是我自己的。如果你开枪，我就开枪。如果有人躺在那里死去，那是我的机会，尽管我坐在内政部的大楼里。”

2月22日，戈林在新组建的5万人辅警大会上表示，目前的执法人员数量不足以维持秩序，这进一步模糊了执法与制造恐怖的界限。大多数新警察来自冲锋队和黑衣人。这些纳粹暴徒在他们的棕色或黑色衬衫的手臂上放一块白布，他们可以对政治对手和个人敌人做坏事，而不用担心官方的惩罚。

由于纳粹的正式或非正式暴力，在竞选期间，51名纳粹党的反对者在普鲁士被杀害。其他州也难逃血腥冲突。乌尔滕贝格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向兴登堡总统抗议说，“冲锋队”在他们的地方袭击政党集会，这将把选举运动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希特勒的合法革命战略要求使用更温和的手段，而不是公开的战争。纳粹想激怒激进分子采取暴力行动，这样政府就可以打着合法性的幌子打击他们。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目前，我们必须避免直接行动。“首先，激进分子发动革命的企图必然会爆发。在某个时刻，我们会进攻。”

然而，问题是竞选活动已经进行了三周。在上次选举中，共产党打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表现，赢得了近600万张选票，但这一次他们干脆消失了。他们之所以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误以为希特勒只是反动派的傀儡，他的政策必然会打倒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在选举前不到一周，在戈培尔看来，似乎发生了一些事情。

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一名24岁的荷兰流浪汉，名叫马里努斯·汪达尔布。卢布是半盲，看起来精神不正常，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帽子，穿着短裤，自以为是政治家。他的父亲是一名街头小贩，抛弃了妻子和孩子，母亲在他12岁时去世。马里努斯是一名制砖学徒，由于长期接触苛性石灰，他的眼睛受到了损伤。他最初是加尔文主义者，后来皈依了共产主义。他写小册子攻击资本主义，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并领导示威游行。但他本质是一个独立的人。1931年，他与正统的革命同志分裂，加入了荷兰一个名为国际共产党的无政府主义政党。该党反对莫斯科。

受到邻国德国竞选活动的吸引，卢布于1933年2月离开家乡莱顿，前往德国。虽然他的眼睛病得很重，但他几乎走了400英里去柏林。在柏林，他发现左派无动于衷，于是决定只有极端的行为才能激起他们的起义。2月25日，他买了几包点火装置，准备点燃革命之火。那天，他在三栋公共建筑里点了火:郊区的福利办公楼、舍恩伯格的市政厅和旧皇宫。这三个地方的大火很快被发现并扑灭。

第二天，卢布去了柏林郊外的一个小镇，按照法律规定在警察局登记为外国人。警察同情这个荷兰流浪汉，允许他在一个小地窖里过夜。2月27日上午，卢布决定袭击一座更著名的建筑，一个可以代表德国政治制度的地方。他在寒风中走着，直奔柏林市中心，确定了他的下一个政治纵火目标:金碧辉煌、拥有玻璃穹顶的国会大厦。

那天下午，卢布仔细研究了国会大厦，然后在晚上9点左右带着一些新的点火装置回来了。他走到无人值守的大楼西侧，没有开灯，然后沿着墙爬上一楼的阳台，后面就是国会大厦的餐厅。他踢开厚厚的窗户，跳了进去，然后开始行动。

闯入者在大楼里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到处放着小火。在用完他的四包起爆器后，他用他抓到的任何东西做了临时火把:桌布、毛巾，甚至他穿的衬衫、背心和外套。当他到达国会代表开会的空开放的市政厅时，他撕下了一些带有霉味的厚窗帘布准备点火。他拖着燃烧的窗帘布，放火烧其他房间。火焰迅速蔓延到墙上干燥的木板上。

突然，卢布听到有人来了。他冲过一条通道，跑进大楼后面的一个大房间——“俾斯麦厅”，但他发现出口门是锁着的。他又跑回来，跑进了大楼经理和一名警察的怀里。9点27分，一场爆炸掀翻了市政厅上方的拱形玻璃穹顶。

荷兰人投降了，根本没有挣扎。他赤裸着上身，蓬乱的头发粘在他汗湿的脸上。他被护送到一栋大楼的门口。一名警察看到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就在他裸露的背上扔了一条小毯子。当消防员冲进去灭火时，卢布被带到附近的勃兰登堡门警察局。在那里，他说着一口流利的带有浓重口音的德语，爽快地承认是他放的火，并说是他一个人干的。

那天晚上10点吃过晚饭，希特勒正在戈培尔的公寓里休息，这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是欧内斯特·汉弗莱·斯坦格尔，哈佛大学毕业的纳粹党外交信息部长，他通常以笑话闻名。当戈培尔被告知这个消息时，他最初认为汉弗莱·斯坦格尔又在恶作剧，所以他没有告诉希特勒。然而，戈培尔很快证实了这一报道，他和元首乘坐一辆专门为总理设计的奔驰汽车立即赶到现场。

在国会大厦，60辆消防车正在奋力灭火。戈林在戈培尔和希特勒到达时向他们打招呼。戈林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接从普鲁士内政部赶来，希望能抢救出挂在他国会大厦办公室里的居家壁画。戈林得知卢布已被逮捕，并听说两名党代会代表在火灾发生前约20分钟刚刚离开大楼。他立即对身边的一个下属总结道:“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始！”他向元首保证，他已经动员了警察，并在柏林的每一座公共建筑附近设立了岗哨。

希特勒不得不说服自己，他一直梦想的时刻终于到来了:kpd已经开始行动，所以现在他可以拯救德国了。他兴奋地参观了燃烧的国会大厦，并会见了巴本。他用力握住巴本的手，大声说:“副总理先生，这是上帝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