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正本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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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明代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十一月编成后，明成祖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纂之初，定有凡例21项，对材料的取舍、分类、排比等都有明确规定。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8000余种古书资料。凡入辑之书，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编、整段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很少利用。明末文渊阁被焚，《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在这时毁于大火。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副本已散佚2000余卷，但仍然从中辑出佚书500余种。此后该书又陆续散佚，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余者寥寥无几。1986年中华书局将已征集到的现存的《永乐大典》近800卷，缩印精装出版。

目录

编修的起因和条件

消除“靖难之变”的影响

　　朱棣是以武力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的，这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当时，很多朝臣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是倒行逆施。朱棣对此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一方面对拒不从命者开杀戒，另一方面提倡文教、振兴学术，加以怀柔。编撰群书可以把大批知识分子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埋头于断简陈编之中，可以使他们钳口不言，无暇多问政事。同时，又可减少人们对“靖难”的关注。因此，明成祖即位不久，即敕修《大典》。

政治斗争的需要　“文治”政策发展的结果

　　《大典》的编修不仅是永乐初年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明王朝立国以来“文治”政策发展的结果。据《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朱棣是一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封建帝王。他即位后，“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把自己的“文治”也推到“远迈汉、唐”的高峰。因此，用一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一统之制作”来标榜“大混一之时”的盛世，显得非常必要。

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大典》的编修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明王朝取代元朝，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复兴元代不甚发达的文教业。通过《大典》这样一部类书，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是这一任务的组成部分。不过，《大典》也绝非像某些文章称誉的那样将所有典籍悉收并载。据《东林列传》所载，永乐初年，饶州儒士朱季友进呈了一部“专诋周、程、张、朱之学”的图书，结果，不仅人被杖谴，书也被焚毁。据《宾退录》记载，朱棣也曾命解缙等清理建文朝的奏议文章，将“有关农、桑、礼、乐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难"事者，焚之。”可见，对上述这类图籍，《大典》也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摈弃。称之“奥典”，也是相对而言。

修书过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一百四十七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修，这次动用编写人员朝野上下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启用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冬天才正式成书。

　　大典由解缙、太子少傅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监修，组织上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监修：解缙、姚广孝、郑赐；总裁：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都总裁：陈济。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对所收录的书籍没有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的方式，保持了书籍原始的内容。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年间他下令抄写了一部。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对于它的流向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其中被许多人所认同的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目前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文化和经济条件

　　据记载，明军攻占元都后，将元政府典藏全部运往南京。元朝先后得到宋、辽、金三代在北京的藏书，数量极多。同时，太祖、成祖两朝，还曾多次诏求民间藏书。因此，明立国不久，就拥有了极为宏富的政府藏书，这在中国藏书史上极为罕见。后来，《大典》的纂辑工作，就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中进行，所有这些藏书，都成为《大典》辑录的底本。此外，唐、宋两代，学术发达，撰著飞速增长，而宋代雕版印刷业繁盛,使书籍的传播更加广泛，公、私撰著流传极快，这些著作也都被《大典》所汇录。所有这些，必然使它在规模上远逾前代；而且朱元璋和朱棣都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当时各级学校遍设全国，这也为《大典》的编修创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坚实的人才基础；朱棣即位后，兴修水利、广开漕运，奖励农桑，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为编制《大典》这样工费浩繁的大类书，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大典》的收藏及流散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冬成书。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大典》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到隆庆元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　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藏于皇史宬夹墙说　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的皇史?，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毁于明亡之际说　郭沫若等先生提出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说　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国朝献徵录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副本的版本情况

　　目前所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还会有新的发现。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价值

　　《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但在具体编排时，由于定韵标准不一，选择不精，为检索增加了不少困难，招致后人不少訾议。不过，《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远过于它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

　　《大典》究竟保存了多少佚文秘籍呢？从知识门类上讲，则“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真可谓包罗万象；从辑录范围上讲，则“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都被网罗无遗；以数字而言，则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间重修书目时，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朝徐健庵修一统志时，更已“寥寥无几”。因此，《大典》就成了保存这些佚书的独一无二的宝库。

　　《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在修《四库全书》时充分体现出来。当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尽管如此，袁同礼先生还批评说：“宋元以来所亡之书，虽赖得传，然当时编校者，遗漏之处尚多。”从后人仍时有辑出的情况看，袁先生的这个批评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从《大典》辑出的佚书，不仅种数甚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但元、明以后，传本湮没，幸赖邵晋涵等从《大典》录出原文，仍按原书卷数，勒成一编，才使二十四史无有缺遗。

　　为此乾隆皇帝非常高兴，特意做了《题旧五代史八韵》，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架子上刻有乾隆御笔的此诗。

　　再如《宋会要辑稿》，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宋代很重视编撰会要，前后共十余次，但多未刊行。元灭南宋后，稿本北运，成为修《宋史》各志的依据。《大典》将明初残存的《宋会要》所载史事，分隶各韵，后由清嘉庆间《全唐文》提调总纂官徐松辑出，总366卷。其中所存史料，见于《宋史》各志的不过十之一二，遂使《辑稿》成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其他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观汉记》，《大元海运记》，《农桑辑要》，《水经注》，《永徽法经》，《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也都或由《大典》辑出，或经《大典》校补。《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了。

　　《大典》内辑录的久无传本的文学作品，更是不可胜数。其中如宋代李希声、徐师川等人的诗歌以及宋元许多诗人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人所未闻的。再如南宋浙江一带民间流传的南戏，大都亡佚，流传下来的也不过《琵琶记》、《杀狗记》、《拜月记》、《荆钗记》等，而残存的《大典》中就辑出《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

　　2004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失传已久的全部方志，凡900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180种，700余种明初方志，记载了宋元及明初各地行政建置沿革、地理方位、城池坊乡、学校选举、田赋户口、仓廪铺舍、矿产土贡、宫室寺观、风土民情、名胜古迹、人物遗事、诗词文章等，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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