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欧洲：为何王室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刻骨铭心让我们和边肖一起走进17世纪欧洲的历史，讨论其中的奥秘。在17世纪的欧洲，有两种有效的国家权力形式:以法国波旁王朝为代表的君主专制和以英国斯图亚特王朝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这一章的主题是这些对立国家之间的对比发展。在政治和宗教上，这两个社会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中，法国瓦卢瓦国王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17世纪，亨利四世、黎塞留、科尔伯特、路易十四等一系列强有力的国王和大臣，使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16世纪的英国，都铎王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640年和1688年，他们的后继者相继被推翻。法国代表处逐渐衰落，英国议会夺取主权。在宗教方面，法国逐渐放弃了亨利四世在《南特敕令》中表现出的宽容政策，支持统一的全国天主教会。英国逐渐放弃了伊丽莎白一世倡导的支持和容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统一民族教会。1684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法令；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宽容法案》。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对立而深刻的发展？
因为法国和英国如此不同，他们是政治和宗教上的对手；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成了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除了法国红酒、英国煤等特产外，两国生产的其他产品大致相同。两国都支持重商主义，通过保护国内农业和工业，实现外贸顺差，寻求经济自给。在全世界同一个地方，法国人和英国人争夺同样的产品。在印度，他们争夺棉花和棉布；在西非，他们争夺奴隶；在北大西洋，它们争夺捕鱼权；在北美，他们争夺毛皮和鹿皮。在西印度群岛，他们在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建立了对立的甘蔗种植园，甚至将一个叫做圣克里斯托弗的小岛分为法国和英国占领区。
尽管存在明显的敌意，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两个社会具有某些基本特征，使它们不同于邻国，尤其是莱茵河以东的国家。与德国、意大利、波兰、土耳其和俄罗斯不同，英国和法国实现了国家主权。相似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经历增强了两国的政治凝聚力。近代历史反映，民族意识不是政治的灵丹妙药，但与17世纪的其他社会相比，它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和英国的商业活力。同样，特别是在英国，民族意识在消除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之间的心理障碍方面起着作用。相比控制东欧的贵族地主，英法的贵族地主相对弱小。在英国和法国，充满活力的城市资产阶级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财富，中央机构倾向于向限制地方自治和特殊主义的方向发展。与除荷兰共和国之外的任何当代国家相比，这两个大西洋对手的财富分配更广，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更高，教育和文化水平也更高。在政治权力方面，他们也远远优于荷兰。
对于大多数当代观察家来说，法国比英国更引人注目。是法国人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成为文明的标杆。他们的语言广为流传，他们的书拥有大量的读者，他们的品味被各地受过教育的人模仿。同时，在国际政治上，17世纪仍然是法国的黄金时代。当时法国人口最稠密，军队最多，收入最多，官僚最得力，可以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国。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法国的辉煌成就，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趋势是走向绝对主义而不是立宪主义。波旁王朝式的君主政体不仅被德国和意大利的王子们所推崇和效仿，也为当时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所效仿，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勃兰登堡的霍亨佐伦的选帝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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