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简介 熊希龄生平成就简介 熊希龄生平都有什么样的成就

强大的军队计划

当时湖南变法的重点是“谋利”、“发财”，熊希龄独具慧眼。他认为赚钱很重要，但在国家存亡的秋天，加强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保证。他建议在湖南建立一个枪支工厂。这个提议得到了陈宝珍的高度重视。陈认为熊希龄是个懂得新政的难得人才，于是想方设法挖熊希龄到湖南工作。就这样，1896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从一开始，熊希龄就被委以建枪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紧张，兵工厂的建立是一项资源密集型的事业。然而，当务之急是改进湖南军队过时的装备。在这个节骨眼上，熊希龄想到了两江总督湘军大员刘坤一。经过熊希龄等人的反复沟通协商，刘坤一两次将枪支弹药调拨到湖南省，相当于白银价格20.2万。虽然湖南最终未能建立枪厂，但如此巨大的支持为湖南培养新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熊希龄为这一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熊希龄敏锐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工业上。经过与叶德辉、江德君的反复讨论，他决定启动机械制造业，以组织湖南内河航运为突破口。由于之前的项目，他们成立了“宝成山制造公司”；后一个计划遇到了困难。原来自从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内河开埠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担心一旦开始内河航运，西方势力就会如鬼魅般跟进；除此之外，内河航运还涉及到湖北省的权益。但熊希龄及其同僚据理力争，从不退缩，最终说服张之洞等高官，使湖南内河航运成为现实，抵制西方势力进入。此后，熊希龄为湖南省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粤汉铁路由江西改为湖南做出了巨大努力。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工业领域的才能和纵横合作的手段，初步得到晚清官场的认可。

新市学校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为了救国，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所谓“世界越来越深，需要人才；需要人才的途径，先学习”。在这种背景下，湖南也开始组织新的学校。作为湖南出生的翰林学士，熊希龄自然有义务办学。湖南办学校最早是江德君在1897年提出的，但具体事务的责任却交给了熊希龄。学习有两个重要要求，一个是资金，一个是师资。由于湖南财政紧张，熊希龄通过各种渠道发现可以通过增加盐差来解决，但这需要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同意。考虑到他是在为家乡做贡献，刘坤一同意了。结果学校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但一说到聘请教职员工，熊希龄就给自己惹了大麻烦。

按照湖南改良派的想法，湖南要办一所新的时事学校，要找一个中西都精通的教学是个难题。熊希龄等人不得不去率先引领西方文化的上海和宁寻找人选。经过多次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黄遵宪奉命前往湖南担任常宝盐法和湖南知府。经过上海后，在他的帮助下，在《泰晤士报》工作的梁启超和精通英语的李伟格被动员进入湖南，事情得到了解决。1897年11月，梁启超一行到达湖南，受到湖南士绅的热烈欢迎。陈宝珍在长沙时事学校的教学目标是“中体西用”。梁启超坚决主张开放民智，这似乎是一致的。但实际上他主持时事派，积极倡导民权革命和宪政理论。他们之间的冲突正在酝酿巨大的风险。熊希龄知道内幕，但还是支持梁启超。

瓷器巨人

1904年，他决心振兴湖南陶瓷工业，以改变陶瓷生产的落后局面，抵制外国瓷器的倾销。于是，作为清政府政治部长的二等参赞，他和醴陵的陪审员文俊多一起去日本，探索制瓷新技术。回国后，开始调查醴陵瓷器行业。提出“办学校，办公司，选地方，利益共享”的思路。不久，又被清政府慈禧太后授予10.2万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在醴陵城北的江湾创办“湖南官瓷学校”，并在江陵下设立“湖南制瓷公司”。他出任公司总经理，聘请日本技术人员和国内优秀技术人员，从当时的国外引进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开始开发细瓷。到清朝末年，醴陵细瓷进入大规模生产，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907年，湖南陶瓷公司发明创造了五种高火釉下颜料，并成功烧制出釉下五彩瓷。1907年至1908年，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开发了草绿、海蓝、艳黑、赭石、玛瑙红等多种釉下彩颜料。经过反复研究开发，湖南制瓷公司著名画家和瓷校陶瓷绘画班毕业生，采用自制釉下颜料，国画双横切充水，采用“三烧”法，生产出清爽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运用上，突破了传统釉中彩单一的手法，采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配制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绘画颜料，注重典雅色彩的表现手法，采用独特的双钩分水手法。

醴陵釉下五彩瓷很快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1909年至1911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参加武汉劝导会、南阳劝导会、意大利都朗国际大赛，并连续获得金奖。1915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即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湖南瓷器公司吴寿祺等陶瓷艺术家创作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夺金。

慈善帮助世界

熊希龄的慈善事业有三大功勋。

首先，他在1917年领导了救灾工作。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省暴雨山洪持续暴涨，受灾县103个，灾民600多万人。当时熊希龄隐居天津，公寓被河水吞没。

在灾区的熊希龄目睹了遇难者的悲惨遭遇，立即前往北京向中国银行协会求助。他收到了一万多元的捐款，交给史静警察局购买食物，运到天津救灾。同时，他向政府提出了一些救灾建议，并强烈主张筹集资金救济灾区所有饥饿的人。

他的提议已提交国务院讨论。结果内阁成员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出来解围，否则是可以界定的。政府试图迫使他回到部门工作。熊希龄也担心自己不出来救济，政府不做决定。“数百万饥饿的人将没有希望过上充实的生活”，“这对他们来说将是困难的”。事实上，自从他退出政治后，他把政治视为一种罪恶，但为了受害者，他不得不结束他的“隐居”。

救灾肯定有一大笔钱，但是北京政府的财力用完了。冯总裁只下令财政部拨款30万元给熊希龄紧急救灾。随着严寒的临近，数百万人需要购买救灾衣物来取暖。熊希龄决定汇集民间的资源，弥补官方资金的不足。

1917年10月8日，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向全国各省发出请愿书，希望全国各地的所有绅士“关心他们的爱情，因为他们的饥饿和溺水，戴上皇冠得救”。救灾电发出后，熊希龄以身作则，先是捐了500块洋，又命家人缝制100套棉衣，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下，团体和个人捐赠了衣服和外国，外国慈善机构也提供了帮助。

与此同时，熊希龄与梁启超等人共同主办了“集货、卖彩票、用彩票所得的全部资金给予救济”的水灾娱乐救济会，并向外国公司借了数百万元人民币作为救灾专项资金。此外，他还向唐山、开滦等地方事务局发出了捐煤5000吨的通电请求，要求北洋政府为救灾提供诸多便利。

为了统一救灾工作，熊希龄还组织成立了联合救灾组织——“京畿道抗洪救灾联合会”，并任命其为会长，统筹救灾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在给灾民救济的同时，他开始治理河道工作，试图根治洪水，开展以工代赈，既给灾民救济，又给受灾地区留下了永久性建筑。赈灾帮助熊希龄摆脱了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压抑，开始树立为慈善而战的意志。之后他多次救过无数人的命。

二是组建世界红十字会。1922年4月，志丰之战爆发，熊希龄组织救援队奔赴战场救治难民。军阀们打个不停，让他意识到组织一个全国性慈善协会的难度，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救济组织，来应对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这个组织是在知丰战争结束后不久成立的，名字叫世界红卍社。

世界红卍社是由一群道元人和熊希龄等中外人士共同建立的以“促进世界和平、赈灾”为宗旨的慈善救济网络。1922年10月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1925年熊希龄晋升为大会主席，直至1937年逝世，连任三届，历时12年。

熊希龄在任期间，组织救援队奔赴战场，“救助灾民，掩埋遗体，收容妇孺，取得优异成绩”。同时，他还多次亲笔起草书信电报，建议交战军阀停止战斗，进行和平谈判。在没有灾难的情况下，世界红卍社会设立残疾人之家、幼儿园、盲哑之家、卍医院、民工坊、民间借贷办事处、冬粥厂等等。

1928年南京新国民政府成立时，仍允许世界红卍社继续立案，并任命熊希龄为救济委员会委员。1931年，熊撰写了《十六省抗洪救灾意见》，对抗洪救灾的方法、措施和步骤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三是建立象山慈幼院。1918年4月，河北水患缓解，关爱儿童局准备解散，但仍有200多人无人认领。因此，熊希龄不得不考虑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来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但由于北京没有合适的地方，熊希龄只能以徐世昌校长的身份现身，请他出面与原清廷交涉，并留出废弃的原清宫香山静宜园，打造香山慈幼院。

象山儿童之家的孩子“仅限于孤苦伶仃，家境贫寒”，想住院的必须“有人介绍，父母要求”。基于医院的性质，熊希龄设定的办学宗旨是:“教育孤苦伶仃、穷困潦倒的失学男女儿童，让他们拥有适当的智力和道德，以此谋生，走向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象山慈幼院区别于任何一所普通的国立学校，实行“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免费教育培训的制度体系。除了财政拨款，还有中外善良人士和政府组织的捐款。

熊希龄在经营象山慈幼院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思想，其实质是贫富平等的教育观。他把象山慈幼院作为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补充，尽力让贫困儿童享受当时最新最先进的教育。

到1926年，象山慈幼院已发展成为一所综合医院和五个分院。总医院是象山慈幼院。分支机构包括养老院、小学、中学、教师和职业教育。为了让这些孤儿和贫困儿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象山慈友儿童医院开创了小家庭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第一个国际SOS儿童村早了十几年。象山儿童医院1919年开工建设，1920年正式开业，1949年结束。它已经运作了30年，培养了6000多名学生，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