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孙子 李大钊后代出了三位高官：家风清正廉洁

作者:铁磊

提起李大钊，总会看到一个自己看过的戏剧场景。那是2011年7月，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0周年，上演话剧《铁肩扛路》。最后一幕，李大钊昂着头走到刑场，天空空映成血红色，恶毒的敌人疯狂地喊道:“麻花！快扭！”李大钊针锋相对，慷慨激昂地说:“扭吧，你们这些丑八怪！动手吧，你这条热鱼！不要以为吊死我就吊死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取得光荣的胜利”...该剧再现了85年前伟大的革命先驱在刑场上奋斗的英雄场景，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精神震撼了我们所有人的心灵。

李大钊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参与编辑《新青年》，与积极领导五四运动的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此期间，李大钊撰写了许多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其中最杰出的是毛泽东。

“世事无常，古今来来往往”，李大钊走得早，却留下了丰厚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他淳朴勤奋的家风延续了100年，传了三代。其子李生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在李的孩子中，没有“大款”。李庆已从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CPPCC副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李红塔现任安徽省CPPCC市副主席，李亚忠为水利部工程技术人员。李青和李红塔的清廉已经被很多报纸报道了。听完他们的成长故事，笔者深深感受到了李家风的可贵。

房产只有一个海洋

李亚忠是李大钊去世20多年后出生的。“对我爷爷来说，我大多是从书本上学到的。”李亚忠说，虽然以前没见过面，但通过文字认识了爷爷。

李大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祖父抚养长大。虽然出生在农家，但爷爷一直很重视李大钊的教育。“从五六岁进入私立学校，到留学日本，前后上学18年。”李亚忠说，李大钊从小就树立了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早年，他像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寻求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拯救国家的方法。然而，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李大钊将注意力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此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领导下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时，思想迅速向马克思主义发展。”

李亚忠告诉记者，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工资是140元，但后来当了教授，涨到了200元。此外，他在其他大学兼职，月收入至少在250元到300元之间。“他死后，他家的财产只有一个大洋。因为没有钱安葬，我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以向公众募捐的形式安葬。”1921年，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后，李大钊每月从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组织活动的经费。况且，只要一个穷学生向他开口，他就会慷慨资助贫困学生。李亚忠清楚地记得李兴华阿姨的记忆，李大钊每次领工资都会带回来一把借条。后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了不让李氏一家断了厨艺，只好指示会计部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李夫人。

李大钊的高尚品质感染了很多人。无论政见是否相同，人们对李大钊都有发自内心的崇敬。在为李大钊的公开葬礼筹款时，连政见不同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块大洋。因“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发生过争执的胡适在《胡存》第四卷扉页上写道:本卷献给李大钊等四位先生。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80多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折磨，但始终保守着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政府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在西郊民乡史静看守所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家勒死。李大钊英勇就义，享年38岁。

李亚忠告诉记者，祖父被杀后，他的家人流离失所。“我的父亲李在朋友的帮助下去了日本，以逃避反动军阀的逮捕。当时他还是一个中学没毕业，但已经两岁的社会主义青年。蔡元培先生给了他一张高中文凭。他花了半年时间辅导日语等课程，考上了东京师范学校的理化系，并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未取得学位。他渊博的知识来自他的革命实践和勤奋的自学。

榜样比言行更重要

1949年9月8日，开国大典前23天，中共中央调整了北平市委领导班子；彭真书记和李第二副书记保持不变；第一副书记叶剑英调任华南，聂继任。27日，北平更名为北京。此前，在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协助下，北平市委几个月来紧张工作，确保了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十月一日，李提前登上了门。他的妻子田坐在家里的收音机前，等着听新华广播电台的直播。李，一个两岁半的女儿，依偎在她的怀里。4个月大的二儿子李红塔还在襁褓中。

安徽副董事长李红塔谈到父亲李，感慨地说:“父亲对我们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更多的是言传身教比身教更重要。父母要求我们非常严格。年轻的时候，我们用爷爷的事迹教育我们，说爷爷为革命英勇牺牲。虽然是和平年代，但不代表任务已经完成。革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求我们严格。自律，不断学习进步。”

李1909年出生于河北。少年时，他在父亲李大钊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然而，在这样一个高级干部的家里，却是简单得不可思议——老旧的胶合板家具、人造革椅子，而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却是一个坑。房子建于上世纪70年代，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不得不为他调整新房。他说:“我已经习惯了生活，也老了，适应不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定额。他借了一本粮食书，自己去一家粮店买粮食。店员给了他3斤大米和7斤红薯干。李说:“不是，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7公斤大米和3公斤红薯干。”销售人员说:“是上面让我们这样卖的。”两人争论起来。粮店报了警，公安人员带走了那个戴眼镜、外表知性的大个子...后来问题清楚了，粮食供应定额问题解决了，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传开了。李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微服私访’，也不算威武。”

从1966年开始，李一家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让几个孩子刻骨铭心。李亚忠回忆说:“我父亲从当省委第一书记到被攻击、打架、被没收、被罢官、被军人统治，六年时间里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游斗呆了几年。差距如此之大，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普通人难以承受。”财产归属后，李和他的妻子被叛军带走，他们的孩子被赶出家门。他们不得不呆在省室外游泳池废弃的小更衣室里。“如果房子不够，男女更衣室之间的过道会被芦苇堵住作为住所。后来，我母亲被释放，不得不住在这里。不仅如此，五年来，特别工作组不允许父亲和母亲见面。我全家都很不安，担心李受不了责备，会自杀。”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们才赢得了参观的机会。我父亲看起来又老又瘦，但没想到他并不像李大钊爷爷那样，在逆境中缺乏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

1978年，李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69岁的高龄和一个陌生的领域对他来说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四年里，他的父亲成功地完成了金融行业。整顿，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组织培养了金融人才，促进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发展，促进了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汽车和房子

父亲去世后，有记者问李红塔:你父亲给你留下了多少遗产？李红塔说:“我们不需要任何遗产。李大钊的后人有精神遗产就够了。”

事实上，从几个孩子的生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李氏家族的家风。几年前，在安徽合肥的长江路和六安路上，经常看到一个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骑在通勤人群中，路上的交警亲切地向他打招呼。他就是李红塔。当了20多年领导，李红塔已经破了4辆自行车，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的增长，近年来他把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的路很长，他开始坐公交车。他笑着说，会尽量做到力所能及的节俭，“但也没必要作秀，实话实说就好”。

1987年，李红塔调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他主持过四次分房工作，拥有近200套住房，却从未为自己要过房子。在担任局级干部期间，他住在6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根据省里的相关规定，李红塔应该分一套新房。从1987年到1992年，他三次上榜，但考虑到大厅人多房少，他都是自愿给其他同志的。1998年，这是最后一次以实物形式分配住房。曾经担任导演的李红塔也有过思想斗争。然而，他认为许多年轻的科长住房条件差，需要改善。他无视妻子的抱怨，放弃了最后的机会。大厅里很多同志为他“打抱不平”。后来省里给了他一套20平米的小公寓，正在读研的儿子有了自己的空房。

有两件事让他的小儿子李青在成长过程中一直铭记在心。1994年，李去杭州开会。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去看望他，李庆也在。”对父亲说我做得很好，父亲却马上对李书记说:‘你一定要严格！’”“1995年秋天，我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回家看望父亲。我通常骑自行车，当下雨和下雪时，我坐公共汽车。从青龙桥到三里河骑了一个多小时。那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但是父亲没有照顾，不让他的司机来接我。我觉得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孩子的大爱、真诚和严格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