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 曹慧敏｜道家语言观的理性精神：道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思想的比较 祝东 曹慧敏｜道家语言观的理性精神：道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思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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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语言观的理性精神——道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思想之比较

本文发表在《符号与媒体》第17期

文化问题的本质是意义生产的传播和解释。道家看到了“言”在“道”的传递和阐释中的不可靠性，马克思看到了人类劳动实践的能动性，从认知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类的符号能力及其积极意义。道家试图结合现实社会的文化背景，恢复到人类初始阶段的人性和自然的理想图式，而马克思将符号定义为主体与客体接触的媒介，从而逐渐澄清了符号的概念。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会更加和谐，真正达到道家所说的“自然”的含义。

道教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韩曙文艺志》认为“道士之流，以史为据”，并指出道教学术起源于史家，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从功能上看，史官主要负责记载，“左史书之言，右史书之事”。历史学家大多是世界政府官员，负责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经典。他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自然和普通人不一样，这一点可以在道家的著作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将文化的本质定义为一种面向对象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告别了动物，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同时，文化也会对人类社会做出反应。正如评论家所说，“文化活动及其符号应用首先必须是一种面向对象的活动，只有在符号的发展中，文化的主体和客体才能有辩证关系”。语言是最大的符号系统，自然是最广泛的对象。作者将从符号学的角度考察道家与马克思在语言和自然方面的异同，进而探索文化符号学发展的可能途径。

1.关于语言符号系统的思考

象征主义者赵一恒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所有有意义的活动的总和，而符号学作为语义学，关注的是作为符号学核心话题的文化本质。“一切文化问题都是意义的产生、传播和解释”，意义的产生、传播和解释的中心环节是表达与意义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老庄道家无疑是最早的文化符号学家。

道家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提出道与言的关系:“道可以是道，但很道；名，但名，非常名。”在道家哲学看来，所谓“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和本源。作为原道，如果能说能命名，就不是道家所说的“常道”或“恒道”。任伟王弼指出:“可以说的方式是以名字命名的，这意味着事物是成形的，但它不是它通常的方式。所以，不能说，不能命名。”也就是说，用可以被认识的有形之物来描述和表达“道”，并不是“共同的道”，因为道家的道是万物的抽象之根，如果用具体的形式和名称来表达，就失去了“共同”的根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与“言”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表意的矛盾，所以《老子》第二十五章:“万物皆混生于性。孤独！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独立性，你可以成为世界之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单词说，我的名字很大。死了就死了，死了就回来。”

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在逻辑上是天生的。它独立存在，循环执行，从不失败。这种根植于自然的“道”，不能用“名”来称呼。古人以现实为名，以现实为名。名字和现实是一种对应关系。因为它的终极性和超越性，道不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实在，否则就失去了“共同的道”的特性，所以我用“道”来表达，就像作者之前说的:“这里我用“道”来说“道”，其实是指出“道”是一个解释的意义，相当于皮尔斯符号的三方结构中的解释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解释主体会对“道”有不同的解释，“道”向无限的意义敞开。根据的考证，《我强》中的“名”，称为“大”，被认为是“容”的解，而“大”、“死”、“元”、“反”都是对“道”的描述，而不是“道”的名称，从“大”到“元”符号的意义运动被无限延迟。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塑造天地万物，使得原本混乱的世界获得了秩序感，比如时间的划分和空之间的切割。当然，这种塑造肯定不是天地的本来面目，所以老子笔下的“冀涛”——道的形态本质，是一种“无知与虚无”的模糊状态，其实也承认了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一种局限。因为原道本身也是模糊的，用来描述道的语言不能完全反映道的真实情况。在这个不断屏蔽的过程中，人类有必要在用语言符号交流和传递意义上打个大折扣。

庄子之学，来源于老子，是通论。在某些方面，庄子甚至比老子走得更远，比如言意关系。在庄子看来，语言在传达意义的时候，其实有着最著名的自然问题:“会说话的人也厚；事物的本质，也是事物可以被意向的本质；你不能说的不能讨论，你的意思不能观察。真是意想不到。”语言能描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部分，实际上是没有深入思考的微妙部分。同时，有很多东西是语言无法描述的，是思维无法理解的，是无法用“精粗”这个概念来概括的。在《天道》一章中，庄子用《论辩》的寓言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表述。在伦边看来，“我也把它当作大臣的事。在轮子上，许是愿而不坚，而病则苦而不进。如果你不照顾你的疾病，你应该从你的手里得到它，但从你的心脏。嘴巴不能说话，同时也省不了钱。我不可能是陈余的儿子，也不可能受我儿子的影响，但是我走了七十年，老了。古人死了而不是能传下去，但是君之的读者，古人的恶灵已经是老公了！“轮子是一种经验性的东西，只能表达自己，不能用文字来说明。所以古代的诗词书籍并没有真正传达古人的意思，但它们实际上确定了语言符号在表意意义上的作用吗？在庄子看来，不仅语言符号不能把握世界、认识自然，就连整个认知主体都缺乏这种能力。在《秋水》中，他做了一个比喻:

“井蛙在海上不能与人交谈，局限于空虚；夏虫不会和冰人说话，也对时间念念不忘；瞿氏不能和道说话，但要教。

井蛙因空之间的地平线限制而谈不上海，夏虫因时间限制而谈不上冰，瞿石因现有知识的限制而谈不上教。也就是说，人类的智力会受到时间、空和现有知识条件的限制，所以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只能是阶段性的认识，不能是绝对真理。

与老庄对符号认知的被动反思相比，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肯定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特有功能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人类使用语言符号系统的主动性和积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第二个信号系统，语言符号，只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一个标志:“它从根本上区分了人类与甚至是最高级动物的独特的反映方式。第二个信号系统不是由外界具体的物体和现象组成，而是由听得见、看得见的文字，即人的言语形成的。.....但是单词的特点是它们是构成第一信号系统的那些物体或现象的标志和信号。人类用可感知的语言符号来塑造自己对外界的感知，进而区分人和动物。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动态反映，不是像镜子一样的平面机械反射，而是模型和创造性。认知是“对对象进行思维的永恒而永无止境的方法”。思维一般能反映客观世界，而语言和思维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语言符号是语言外化的物质形式。人类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来调整与外界的关系，而不是动物世界的被动和适应。人类可以依靠象征动物的特殊身份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规范人类的发展方向。理论方法是伦理符号学的兴起。伦理符号学是符号学研究的一个视角，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与符号活动有关，并包含了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类行为的责任。它一般指出象征性的活动与生活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讲，伦理符号学应该追溯到马克思的文化符号学，以指导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对象。

综上所述，马克思看到了语言符号系统对人类的独特意义。在肯定人类社会的诞生与语言符号同步的同时，他更注重符号作为媒介的抽象特征和工具功能。所以人类在使用符号的时候，不是被动的反思，而是主动的探索，无止境的追求。正是因为如此，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不断发展进步。在人类科技发展的今天，人类作为唯一能够积极使用符号、反思符号的行为主体，对符号的伦理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从人文性到人性化

道教的“性”，按照学者刘晓干的观点，是指人的生存状态。人不应该模仿自然，而应该模仿人的自然和谐状态。在刘孝感看来，人性不同于自然、原始社会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这个观点其实是有道理的。道教的“自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

首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看，“子”“说文”是指“毕叶”。象鼻。一切属于自己的都是自给自足的。朱的《说文通训》说:“己，鼻亦象形。.....今天按照一开始的一般训练，也就是调令的原意。方言十三:梁、彝称鼻为始，或称祖。《说文》御玺下:自，始。粗鄙把第一个孩子的鼻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后世俗说人类的胚胎，鼻子是先成型的。”也就是说，“子”从本义“鼻”转移到本义。王在《经传·释词》卷七所引“然”字曰:“然似物之言也。如果《论语》属于“大”、“突”、“突”。杨树达的《词全》也说:“助词在词的末尾，形容词或副词的助词就是它的末尾。”也就是“然”在语言的末尾用来描述事物。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就是“最初的表象”，即自然的、未被切割的状态。老子里面有很多例子。比如《老子》中多次使用“宝宝”一词，“特气使其软，可为宝宝”，“我的精神不好，如果宝宝没有孩子”，“常德不离，归宝宝”，“宝宝”是指初始状态，或前象征状态，如作者所说:“宝宝还没有

其次，“朴”这个词在老子那里经常被用到，比如“你若朴，你若浑，你若旷达”，“你若单纯，你便不那么自私”，“对于阿玛盖，你总会适可而止，回归朴。朴散为工具，贤者为君”，“朴小，天下不敢为臣”，“要做，我就让镇无名朴。无名的单纯是不可取的。”“我没有欲望，但人都是自我简单的。”《说文》的意思是:“简单，木质素也”，即未经斧头称重的原木。王充的“纸、量、识”的意思是“无刀无斧者谓之朴”，“战国策、秦策三”的意思是“郑人谓玉无理”，所以，无论是比喻人的“婴”，还是比喻物的“朴”，就自然而言，都是指一种原初状态。基于此，我们可以理解老子的“自然”观:

“太多了，你知道你有什么；其次，亲一下；其次，恐惧和侮辱。信不信由你！听你的话。成功后，人们称我为天生的。”

在老子看来，最好的统治者是人民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第二个统治者是人民夸他亲近他，第二个统治者是人民怕他，第二个统治者是人民鄙视他。朱对老子学派的诠释引自王充《论衡与自然》中的《击土之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醉，耕田而食，何为帝力！”指出“这是自然，老子活在其中”。这种“自然”的状态只是一种不被儒家仁义礼仪分割的初始简单的状态，高于儒家所推崇的“亲于”。儒家错过了武文·周公的仁义，而这恰恰是一种通过能指符号的分层来调节能指-认同层次的制度模式，正如作者所说:“它标志着地位、优越感和自卑感的等级顺序的不同。整个仪式和音乐文化，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有差别的等级符号系统，即索绪尔的“语言”，人的各种具体的“言语行为”都必须符合这个强制性的“语言惯例”。这种“强制性”的法令必然会破坏原有的“自然”状态。这个外力越强，“自然”的破坏性越大。由此可见，最劣等的是像商周这样的暴君，他的统治严重破坏了个体生存的现状。”如果外力或外部影响控制了主体的存在方式，“自然的‘状态’就不会存在”，那么可以说主体。

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和动物生活在一起，和万物生活在一起，知道一个君子小人是恶的！与无知，其德不可分；没有欲望，意味着简单；简单大众。说到圣人，是仁义留后，世人却开始怀疑。人是幸福的，挑路是礼物，世界开始分裂。所以，很简单，但这是牺牲！白玉不毁，这就是张珏！德不废，义取！气质不离，所以用礼乐！五色不乱，这就是文采！五声不乱，应该是六律！丈夫认为匠人之罪也；灭德行义，圣人犯错。

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庄子和他的祖先老子想要回到一个与动物和野兽生活在一起的原始社会。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理论和理论都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老庄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礼成为人们欺骗世界的工具。"捐礼让贵战，弃义用诈，求强."《老子》中的“小国寡民”不需要“王世博的工具”、“周瑜”、“贾冰”。虽然这些东西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和安全，但也给人类带来了机器和危险。就像今天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还有拜金主义和拜物教。方便也是有害的，手机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了便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庄的“自然”理想，是人类经过一定的文明发展，真正回归到简单性和自然，回归到“简单”的状态，其中丝是生的，日志是简单的，简单才是自然的真实状态。宋代林·曾说:“朴素是纯粹的，这时各有各的自然之乐，所以说朴素和人的本性是可以达到的。庄子祈祷的是回归这种“简单”的生活，保护人性。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圣人崇尚仁义，编曲礼乐，制定礼仪，这种人为的象征性等级制度的结果是，原本淳朴自然的境界混乱无序。所以庄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张贵、文采、六律的出现，实际上是白玉、五色、五音的“错乱”所致，而仁义礼乐的出现，则是道德抛弃、气质隔离的体现。诚如书所说:“礼是查迹，乐是调和人心。爱不散，安心！如果你没有性生活，为什么还要费心检查你的行踪！查迹是识心，输是道。".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是存在的，意义是缺失的。正是因为缺乏道德情感的意义，才需要礼乐仁义的符号。庄子的追求是在没有人为外力的情况下回归到原始的真正自由状态，其本质是尊重符号域内文化类型的执行规律和符号域间的自然交流与秩序。

当然，老庄哲学也有关于自然“性”的思想，但都是以天、地、万物来表达的。比如老子看到“木是折的，末是生的。九层平台，从累土出发，“江海可为古柏之王，因其善可为古柏之王”，“万物软脆，其死枯”，源于江河植物的“自然法则”。实现人生哲学；庄子也是如此，他从“天地虽大，其化均一，万物虽繁，其治均一”中悟出了王道，从山树自败，糊火自炸中悟出了“无用之用”的道理。这些都是中国先民看自然时获得的人生智慧。人可以赋予自然一定的意义，自然对人是开放的。不同时代的人会赋予自然不同的含义。不同的民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这反过来又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老庄在对“自然”的追求中，并没有抛弃“人的欲望”——作为生物人的一切基本需求，他们所反对的是一种过度的或过度的欲望，这从老子的“真腹”和“圣人之腹非为目的”可以看出。因此，老庄实际上肯定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自然存在的这一特征。但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人化自然”的命题:“人的感情和感情的人性都是因其对象和人化自然的存在而产生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改变了自然，满足了自身的需要，从而使自然成为人类的客体世界。一方面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人意义。自然文化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它的本质是由主体意志向客体世界的投射而形成的。也就是说，主体通过劳动这一关键环节向客体注入意义，客体获得主体赋予的意义，进而从纯粹的自然向人性化的自然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欲望是人存在的基本历史:“人作为客体和感性存在，是被动的存在因为感觉感动，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存在。激情和热情是人们强烈追求自己目标的本质力量。.....历史是人类真正的自然历史”。在生物学意义上，人对食物和颜色有基本的要求，这也是维持生命正常发展和种族顺利延续的基础，也可以呼应中国传统经典。比如《孟子·告子》说:“食色也”，《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是存”。人类作为自然的特征，中外哲学家早就看得很清楚了。但马克思在其中加入了劳动实践这一关键环节，使他对符号的观察更具实践性。

马克思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实践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人类通过生产实践认识自然，改变自然，调控人与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己的活动为中介，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关系，因为马克思明白，人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如人与人的关系直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他自己的自然规律。.....显示人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人类的自然，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自然成为人类所拥有的人性。”。自然有自己的自由属性，但由于人们参与实践活动，它成为了人性化的自然。毕竟人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化的自然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人的自然只为社会中的人而存在；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才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只有在社会中，自然才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类生活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生活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得益于人类社会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包括语言符号的使用，这自然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化。人类实践的媒介是符号，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都离不开符号媒介。基于此，一些学者指出，人类可以借助符号媒介深入客观的文化对象，自由利用对象资源为文化主体服务。同时，由于符号媒介，人类脱离了客体现象，成为具有创造性活动的真正主体。

赵一恒把符号定义为“被认为带有意义的东西”。有一个关键词叫“被思”，它的主体是一个有实践能力的人。比如唐晓林说，这其实是“把象征的法定权利赋予了人，赋予了解释者”。人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符号是一种表达意义的方式，“也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之所以能感知符号的意义，是因为他们有思考的能力，而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意义，恰恰是因为他们能通过符号媒介进行交流。没有人，就没有意义层面的符号，也没有承载意义的符号，人类就失去了存在的方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所说:“各种符号的意义来自并取决于使用它们的生物体；人类有机体给真实的事物或事件增加了意义，从而使它们成为符号。”正是因为马克思在符号思想史上增加了实践，生产劳动的实践产生了符号，使得符号的媒介将主体和客体联系在一起。因为实践，主体可以通过符号媒介作用于客体，因为实践，客体通过符号思维作用于主体，人类因为符号媒介和符号思维而不断发展。

三.结论

人类生活在一个用符号构建的意义世界里，人们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构建和诠释意义。甚至人本身都是符号。道家所说的道与言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终极意义的传播与诠释问题。然而，道家对符号所建构的意义世界普遍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马克思则充分肯定了符号媒介对人类的特殊意义。作为一种使用符号的动物，人类可以通过符号媒介来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伦理思想。

老庄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都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关系。无论是人性化的自然还是人性化的自然，其本质都是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而老庄的自然象征思想，是一种相对朴素的原始自然观，是一种从观察万物中获得的生命智慧，是在人类的程序中观察到的最初的自然，并没有被人类的实践所改造。这种“自然”，其实是对儒家礼法文化改造的父权制和等级制的一种反驳，进而回归到人类简单美好的自由时代。马克思通过劳动实践阐明了人与符号的关系，这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老庄的人性观只注重人对自然的反映，缺乏人的实践性所带来的主观价值。关于自然的哲学命题恰恰印证了列宁的说法，即人的思想对自然的反映是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在矛盾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进行的。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会更加全面。当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最佳和谐状态时，人类实际上又回到了道家意义上的“自然”——真正的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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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东，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传统象征思想研究。

曹慧敏，西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符号学研究。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本期编辑:夏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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