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 ”省会”选择有何讲究呢 以汉朝时期荆州刺史的治所选择为例

选择古都需要注意什么？以汉代荆州刺史管理地的选择为例。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看中国地图的时候，相信很多人总会把目光关注到各个省份及其省会，有时候会想，为什么福建的省会要在福州，不在经济更发达的厦门呢？为什么山东的省会要在济南而不在更知名的青岛呢？甚至会联想到在古代，「 ”省会”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呢？这里想以汉朝时期荆州刺史的治所为例，通过对荆州刺史为什么要将治所选择在汉寿、襄阳而不设置在江陵的问题进行分析，来探究古代的「 ”省会”选择有什么讲究之处。 一、荆州刺史选择治所的相关背景 刺史的由来及变迁 治所，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官员开展日常行政工作的场所。要说起，荆州刺史对治所的选择，就不能不先大致说下刺史制度的变迁。 刺史其实最早发源于秦朝，当时秦始皇在三十六个群均设置御史，任监察之职，所以称为监御史，有时候也称为监公。后来到了汉惠帝时期，由于考虑到对地方官员的掌控较弱，所以就重新设置了监御史，但是在职权上其实只限于监察地方官员。 到了汉文帝时期，又设置了丞相史，代监御史监察地方，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丞相史的顶头上司是丞相，而不是御史。 到了汉武帝时期，将汉家天下分为了十三个州，设置刺史来代替天子代为监察各州情况。从这时候到汉灵帝之前，由于担心刺史与地方官员勾结，所以刺史都不是常设的，也不是一直在固定区域完成监察工作，所以也就没有固定的场所。 后来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设置了十二位刺史，监察各州，这时候刺史开始有了固定的驻所。后来随着各地纷乱渐多，刺史开始频繁领兵作战。 再后来，到了汉灵帝时期，又改刺史为州牧，且多有将军号，刺史实际上变为了地方的最高一级长官，统领地方军政大权。因此，刺史有古代的办公场所自然也是应有之义了，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里的荆州牧刘表 荆州治所选址的变化 其实，当时的官员治所大多位于名城或者这些城市的附近，比如并州治所设在晋阳、青州治所设在临淄、徐州治所设在下邳、兖州治所昌邑等等。按理说，江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作为楚国的都城而经营多年，是当时荆州最出名的城市，那么荆州刺史的治所自然是选择江陵了。可是事实却是，当时的荆州刺史治所却是先后选择了汉寿和襄阳，而对江陵视而不见。比如： 在高舒担任荆州刺史时，汉顺帝将治所迁到来了汉寿： 《武陵县志》：汉寿城，县东北六十里，本汉索县城，武陵郡治焉，汉顺帝更名汉寿，移荆州刺史治于此，俗名「 ”崆巄城’，悉为居民田业，遗址尚存。 《读史方舆纪要》：府东四十里。本汉之索县，武陵郡治焉。后汉阳嘉三年，更名汉寿，荆州治此。 刘表 后来刘表担任荆州刺史时，又将治所从汉寿迁到了襄阳： 《读史方舆纪要》：初平二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徙州治襄阳。 是什么让江陵从名城变成了「 ”小透明”，沦为了「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呢”？一切尽在下面的三点原因。 二、江陵在两汉时期的城市建设情况并不适合作为治所 白起一贯以来的屠戮与毁坏习惯可推测出江陵的城市建设积累成果消耗殆尽 白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江陵似乎还是那个楚国的都城，繁华而鼎盛。实际上两汉时期江陵的城市建设陷入了停滞状态。究其原因，大概和秦国的杀神白起有关吧。白起作为秦国名将，作战风格不以夺取城池为主要目标，而是尽可能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和避免与对方陷入城池防御的反复消耗战中，这就使得其在多次战役中杀伐决断，大幅度的屠杀敌人和焚毁城墙： 比如在公元前293年，白起就在伊阙这个地方与韩国、魏国及东周联军展开了一场战争，最终一战屠杀了韩魏联军24万人；又在公元前229年的鄢郢之战中，白起在久攻不下时采用决水攻城的方式攻入了当时的楚国国都鄢郢，淹死了大概数十万人，并烧毁了楚国先王的陵墓。 《水经注·沔水中》：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堨去城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 由上面可以看出，白起的战争破坏力不仅在于杀伤对方有生力量，还以破坏对方核心防御建筑为手段，而当时作为楚国都城的鄢郢，很有可能毁于白起的决水或焚烧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楚国对鄢郢的近400年的城市建设成功也就消耗殆尽。 考古学方面的发现证明了当时江陵的城市建设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1.对城墙年份的考古学判断 根据我国的荆州考古工作者在1997年-1998年对江陵南门一带的城池进行发掘后，发现江陵城历史上经历过多次重修，其中最上一层为明朝，其下为宋代的砖墙，再往下则是三国时期和两晋时期的土城墙。 之所以断定是三国，是因为发掘出来的土城墙中，城墙部分虽然已经被埋没了地下3米多，但顶部的宽度仍然有十多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城墙的高大。而且从城墙的筑造材料看，按照一般考古发现，三国到五代时期的筑造材料基本是以废土为主，其中含有多种杂质，并不纯粹，且留下的夯土痕迹也基本是圆木夯筑为主。而江陵最下面的这段城墙恰恰就符合了这样的筑造特点，这与后来的宋明时期多用黄土及方石的筑造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因此认为最下面一层是三国时期的城墙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似乎也与民间传说的关羽这也与民间传说关羽修建了荆州土城相对照，说明荆州城的重建大致是在魏蜀吴三国时期： 《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旧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 2.对出土文物的考古学判断 根据对荆州城垣坍塌部分的考古挖掘发现，与最下层的城墙相伴而被发现的文物中，存在大量的瓷碗、盆子、碟罐等文物，其中据统计，有7件青瓷碗呈现深腹、平底、内底凹的特征，这与相邻不远的江苏南京郭家山吴墓出土的三国时期文物极为相似，所以推断为三国时期有科学依据。 以上两种考古证据类型均都说明了在两汉时期，江陵城的城市建设基本是停滞了，基本未恢复到被白起破坏前的状态，不然关羽不会在驻守荆州的时候还修建了土城，因此，这样的市政建设情况的江陵城，自然不适合作为荆州刺史的治所。 三、江陵在汉朝时面临的水患概率开始提升，并对耕地资源造成影响 水患概率的提升 根据学者的研究，江陵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海拔大概在32米左右，但是到汉代以前时荆州的洪水位已经达到了30.85米左右，到了宋末元初时期为33米左右。这说明汉朝建立后洪水隐患开始逐渐出现。 如果按照我的粗略估计，在两汉时期，荆江的洪水位在时候应该在31.48米左右，这说明对江陵城的水患威胁已经明显增大了，严重影响了百姓的居住环境。 此外，根据学者研究，在夏朝至战国结束的1840年左右的时间里，森林覆盖率在60%-46%，森林厚度在战国末还有6.65，然而在秦朝到汉末的440年的时间里，森林覆盖率却下降到41%，森林厚度直接下降到6.10。两项森林指标均下降幅度越来越大，充分说明了森林环境恶化速度明显，这减少了森林的涵养水源能力，进一步放大了水患的危害。 耕地资源受影响 水患概率的提升不仅对百姓的居住环境形成挑战，更严重的是对江陵的耕地资源造成影响。由于洪水水位的逐渐提高导致了地表浅层的土壤水分过于饱和，这就导致了土地温度过低，从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而这些区域的产量降低，使得当时百姓不得不转向江陵其他未受影响的肥沃地区耕作，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明显，从而产生了恶性循环，耕地资源持续缩减。 因此，在古代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的大背景下，水患概率的逐渐提升和耕地资源的持续缩减，都使得江陵在两汉时期并不适合作为治所。 四、江陵在军事上不如汉寿和襄阳重要 江陵的军事地理位置在当时并不适合作为治所 汉寿的前身其实是秦朝时的索县，后来东汉时将其改名为汉寿。从历史记载来看，索县似乎并未经过什么大的战争冲击，应该说整体的防御设施是保全的较好的。这一点也得到了考古学的确认，在索县附近有大量的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且城墙保存较为完好，城墙居然宽有10-15米，且残墙高度仍然有4米左右高，说明整体防御能力在战国纷乱和楚汉争霸中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此外，在西汉征服南越之前，汉寿由于位处于武陵群，距离南越颇近，更适合汉朝出击和防御南越有地理上的不可替代性。 江陵、汉寿及襄阳位置图 从行政区划来看，荆州的范围几乎包括了当时整个中国的中南部区域，而江陵却大致位于荆州的偏北部，距离洞庭湖的距离偏远，而汉寿却位于洞庭湖的南侧，这就能更为有效的掌控洞庭湖至南越的相关区域。汉寿当时距离南越的重要门户阳山关约620公里，而如果是江陵的话距离就要800公里，这在古代行军一般一天20公里已经是极快的速度了，且考虑到路况，可能还要打个7折，一天只有14公里左右。这样，汉寿到阳山关需要44天，江陵到阳山关却要58天，14天的差距意味着需要多出三分之一左右的辎重，而在古代行军打仗中三分之一的辎重负担是非常多的。 此外，两汉时期，武陵郡据守着大量的蛮夷，而汉寿的位置如下图也显然较江陵近的多，几乎可以说一步之遥。 武陵群的位置 更何况，上文提到当时的江陵实际上并没有高耸的城墙，导致实际上防御能力其实很低。因此，为了避免劳师远征，不将治所设在江陵也就是应有之义。 江陵的军事防御意义不如襄阳 说起东汉末年的荆州，可谓强敌环伺。当时东有孙坚、孙策领军的东吴势力，北有曹操、袁术盘踞，西边又有刘璋，而当时市政建设停滞且无高耸城墙的荆州又如何能作为治所？可以说，江陵的军事防御能力是很薄弱的。 刘表的周围强敌环伺 而襄阳在当时，显然是个军事重地。襄阳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地形。从平均海拔来看，又至少都在90米以上，这就能有效抵御洪灾的侵袭，也避免了可能被敌军决水破城的情况。从气候上看，襄阳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足的情况下又适合百姓安事农业，有利于囤积粮草，显然是个兵家防守圣地。襄阳与江陵这样在防守上的明显差异，对於志在防守的刘表而言，结果是相当明显的，自然是选择襄阳而放弃江陵。 此外，根据《后汉书·刘表传》，刘表能在荆州站稳有赖于当时南群和襄阳势力豪强的支持，那么将治所迁移到襄阳，对于加强内部团结和稳定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汉书·刘表传》：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荆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襄阳和江陵的位置图 五、结语 省会的选址无论是在当今还是古代，都是一个需要反复斟酌的大事。从荆州刺史的治所选择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治所的选择需要考虑城市建设情况、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军事位置需要等因素。通过荆州治所从汉寿到襄阳的变迁，我们也能看出汉朝的南方局势发展脉络，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见微知着，因小见大吧。 参考文献： 1.《后汉书》； 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3.《史记·楚世家》； 4.《水经注·江水》； 5.《读史方舆纪要》； 6.《武陵县志》； 7.《荆州城南垣东端发掘报告》； 8.《荆州市水环境系统分析》； 9.《中国森林的变迁》； 10.《衡量现代林业发展的新标尺:森林厚度》等。 #今日份的青云计划奖# #青云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