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晋丧中行吉事件中入手 从西晋丧中行吉事件中入手 看经书古礼和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

从西晋中行失守事件出发，可以看到古代礼制与现实需要的矛盾。下面的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大家快来看看。

司马炎在建立西晋之后，极力倡导礼制，颇有复古礼之风。泰始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即位时，因为其父亲司马昭逝去，司马炎「 ”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居三年之丧，泰始四年，皇太后逝去时也是如此。 要知道自从汉文帝创造三十六日的短丧后，三年之丧很少实行，司马炎如此做，表明了他对礼制的肯定以及推崇「 ”复古”，在礼制上愿意推崇经书古礼。而且西晋人尤其重视服丧，有丧自然还有嫁娶，更有古人重视的冠礼。丧期之中难免会赶上嫁娶，儿子行冠礼这种吉事，丧中行吉成了一个难题。一个不小心，有违礼数不说，更容易丢了官职，西晋对于丧中行吉的处罚很是严厉，在《通典》上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唐杜佑《通典》 「 ”丧中行吉”被免官的八人 晋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浑上表请求免除八人的官职，理由是「 ”冒丧婚娶，伤化悖礼”。意思是他们八人在丧期中，行嫁娶之事，为儿子娶媳妇，令女儿出嫁。 太子家令虞濬、镇东司马陈湛、上庸太守王崇有兄丧，嫁女；夏侯俊、国子祭酒邹湛、给事中王琛、并州刺史羊暨、征西长史牵昌，为子娶妇。 虽然以上八人都是在丧期中行嫁娶之事，但是都不是父母丧期，都是在兄弟或者兄弟的子女妻子的丧期中，为自己的子女行嫁娶之事。这些人几乎都是身居要职，最终因此全部免官，足以见西晋对于丧中行吉的处罚之严厉、评判标准之严格。 这八人之中，夏侯俊、邹湛的案子，较为特殊，是根据《礼记》的经文判案的。 《通典》：国子祭酒邹湛有弟妇丧，为息蒙娶妇拜时，蒙有周服 《通典》夏侯俊有弟子丧，为息恒纳妇，恒无服。 邹湛的弟弟媳妇丧期中为儿子邹蒙娶媳妇，虽然邹湛无服，但是邹蒙有服。夏侯俊儿子夏侯恒无服，但是依据礼记经文胸「 ”下殇小功则不可”，夏侯俊依旧违礼。 《礼记》经文是如何断案的？ 《礼记 杂记下》：「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取妇，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 大功是九个月的丧期，小功是五个月的丧期，卒哭指的是百日后，止无时之哭。这段话意思是说，在大功丧期快结束的时候，可以为儿子举行冠礼，可以嫁女儿。小功丧期快结束的时候，可以为儿子举行冠礼、娶媳妇，嫁女儿。但是对于「 ”儿子”而言，小功丧期卒哭后可以娶妻，大红丧期卒哭后可以行冠礼。后面的「 ”下殇之小功则不可”，是特殊情况，下殇指的是童子死于8岁到11岁之间，这种情况是例外，上文的夏侯俊即是因为如此丢掉了官职。 但是《礼记》这段文字，并不严谨，实际运用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这就是经书古礼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 《礼记》 首先，大功之末，九个月的丧期，最后一月叫末，还是最后十天叫末，这就是个严重的问题。郑玄为此做了解释，把末定为卒哭，卒哭是百日后，也就是三个月。大功丧期三个月过后，才可以为儿子行冠礼，但是礼制中，男子二十行冠礼是固定要求，如果因为服丧，而耽误了行冠礼，能推迟到二十一岁吗？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呢？ 曾子曾经有个极端假设，假如正在行冠礼，这时候报丧的来了，而且是大功、齐衰一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孔子给出了回答 《礼记正义》：「 ”内丧则废，外丧则冠而不醴，彻馔而扫，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则废，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 注意「 ”因丧服而冠”，按照这段，是允许在丧期中行冠礼的，但是要调整礼节，只是不能完全按照吉礼的方式进行。 但是经文是死的，人是活的，礼法是人制定的，不能根据礼法而制定人，所谓规矩之中，即是自由，两晋时期对于服丧一事极为重视，处罚又相当严厉，东晋的高崧为了不耽误儿子的婚事，就歪曲经文，玩了个逻辑问题，《通典》上记载了有关于这件事的讨论。 高崧为子娶妻，歪曲经文 御史中丞高崧，有从弟丧，从弟是他父亲的兄弟的儿子，就是他的堂弟。他有从弟之丧，有大功丧期九月，但是又想给儿子安排婚事，为了不耽误给儿子娶媳妇，他琢磨经文，写信给尚书范汪。 《礼记》中有「 ”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意思是做父亲的大功卒哭之后可以嫁女儿，小功卒哭之后可以给儿子娶老婆。 简明来讲，就是父亲在大功卒哭后可以嫁女儿，但是不可以为儿子娶老婆，在小功卒哭后，可以为儿子娶老婆。 后面又有「 ”已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这是是对于儿子而言，小功卒哭以后，可以娶老婆。 这里的娶妇和娶妻是一个意思，但是对于父亲而言是妇，对于儿子就是「 ”己”而言是妻。 现代婚礼 高崧开始钻空子，子有小功丧，父亲根据义理肯定有大功丧，子有小功丧可以在卒哭后娶媳妇，那么父亲大功卒哭后，也可以为儿子娶老婆，那就变成了父亲大功卒哭后可以为子娶妇，与《礼记》中的「 ”大功之末可以嫁子”，正好相对。 高崧属于歪曲经文，因为《礼记正义》中说的很明白，「 ”父是大功之末，己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己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娶”。高崧不管别的，只抓住一句话「 ”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由子是小功丧期，推测父亲有大功丧期，自然没问题。但是父有大功丧期，推测子一定是小功丧期那就不对了。高崧如此做，就是为了不耽误儿子婚事，因此歪曲经文，但是范汪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高崧为了儿子早早娶上老婆，转头向江彪求助，江彪给了高崧个面子，帮他圆了说法。 江彪论证的比高崧的聪明之处在于，江彪通过用词下手，而不是强行拿出一句找歪理。娶妇和娶妻虽然是一个意思，但是对于父亲而言是妇，对于儿子就是「 ”己”而言是妻，那么婚礼主人呢，娶妇是以父为婚礼主人，娶妻是以子为婚礼主人，这样就变成了，父亲大功卒哭后不能为儿子主婚，儿子却可以举行婚礼。 繁体字'「 ”礼” 因此高崧儿子的婚礼如常举行，一点也没耽误，只不过高崧不能够给儿子主婚罢了。 礼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制定了礼法，根据礼法行事是为了形成秩序，而当经书古礼和现实需要变成矛盾之时，在晋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变通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