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在宋朝地位有多高？相当于自带免死金牌

有一年，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叔叔。一升是四级。按说，在世界封建专制王朝里，皇帝升贬谁都不是一个字。但是有点难。第一，宋代上升到第四个层次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不符合古代制度；第二，张贵妃叔叔的技能有限，很难说服公众。仁宗为了体现民主精神，把这件事拿到朝廷上辩论，意图得到大臣们的支持。

不料以包拯为首的谏臣纷纷反对，仁宗有点不高兴。我想提拔我自己的大使，请大家讨论一下，这是给你面子，不是真的需要你的批准。你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仁宗辩解了两句，却引来谏士更猛烈的反击。包拯讲到凶处，甚至用手在仁宗面前指指点点，嘴里的口水直泼脸上。

仁宗气得没办法。他只能忍着。承认运气不好。下班后，回到宿舍，张贵妃走过去问叔叔关于他的晋升。仁宗终于抓住了发泄的机会，气愤地说:“你认识玄奘大使，玄奘大使；难道你不知道郑帝国有吗？”

比包拯更牛逼的是寇准。一天，寇准和宋太宗讨论事情。当他们说话时，他们是情人。唐太宗愤怒地站起来要走，寇准却拉着他的袖子不肯走。唐太宗别无选择，只能留下。事情处理妥当后，他走开了。

宋仁宗、宋太宗、包拯、寇准这些宝贵的天子，一点脾气也没有。即使明显得罪自己，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宋太祖、赵匡胤曾为后辈立下三条禁令，第二条是:“不杀士大夫和写书议论的人”。说话的人是个谏士。这相当于给了文人一枚免死金牌。更重要的是，在宋朝，这一禁令得到了彻底的执行。

据记载，宋朝只有一名文官被杀，那就是张邦昌，他在靖康之变后被徐金国提拔为“皇帝”。

不杀谏官、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为宋代文官和所有知识分子保留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言论空，实际上形成了对皇权的制约。当然，这种限制不能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分权制相提并论，仍然弥足珍贵。像秦始皇那样埋儒焚书，像明成祖那样在朝廷里随便大骂大臣，在清朝文字狱里动辄罚数百士，在宋朝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宋代的知识分子才能获得最起码的尊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现代知识分子想在宋朝生活的原因之一。

二

知识分子至少可以获得尊严，但普通人呢？他们的言论和生存空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对于普通人来说，宋朝的生活还是挺轻松的。来讲个小故事。

大约在宋仁宗时期的一个冬天，宋祁，一位被称为“红杏史”的官员，来到北京郊区散步，遇到了一位老农。宋琪主动支起关，“阿伯，你辛苦了大半天的心思。我想你今年一定会有大丰收。从100到10000例。你以为这是上帝的功劳还是当今皇上的恩赐？”

我根本没想到老农会不领情。他哈着阿哈笑，毫不客气地炮轰宋祁，“你说的太难听了。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种庄稼。庄稼的收成取决于大自然的雨露和阳光，以及庄稼汉的辛勤劳动。跟天堂有什么关系？我按时播种收获，依法纳税，享受今天的收获，这完全是应得的。怎么能说是皇帝送的礼物呢？我种了大半辈子的庄稼，没见过不干活还指望皇上恩赐的。”

老农说完这些话，扬长而去。离开宋琪呆在当地，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宋琪的官职是工信部部长，相当于主管全国劳务交易所的正部级官员。老农在他面前不卑不亢，批评了他一顿，潇洒地走了。这是农民对官员的回应，对老人来说简直是一个教训。可笑的是，后者对他无能为力。当时好像没有“谤官罪”，也没有跨省追击，就这么侥幸逃脱了，在史书上留下了惊人的一笔。

见微知著。从这篇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普通民众生活自信，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不仅是天，还有顶。他们先进的思想可能会让现在很多人感到自卑。

更何况普通人也敢公开谴责皇帝。

南宋初，官庄绰赴江西工作。路过赣州时，他派官员去买日用品。然而，当地人说他们带来的钱是宋徽宗时铸的。“没钱的是皇帝。”你什么意思？他们认为宋徽宗是无道之王，所以他们拒绝接受他的货币。今天愤青抵制日货，古人抵制昏君。当然，云和泥是有区别的。

三

不杀谏士和学者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禁令——众所周知，宋太祖的赵匡胤生来就是一个军人，他被一群武将打败了。但是他给了公务员优惠待遇，把公务员的地位提升到了空之前的高度。甚至为了鼓励公务员在法庭上讨论政治，他不惜对继任者施咒。

赵匡胤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禁令？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知道自己会马上赢得天下，但不能马上统治天下；要想国家保持长期稳定，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士大夫阶层。鉴于宋朝开国功臣多为文盲半文盲，即使赵普丞相也只能看懂一半的《论语》。所以他几次劝赵普先生多读书，成为学习型干部。赵匡胤完善了科举制度，甚至拨出专款资助贫困学生学习。这是最早的希望工程。

自先秦以来，权力逐渐集中在君主和皇帝手中，使他们成为法律限制之外的人。我们知道，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区别在于如何使用。如果君主和皇帝英明仁慈，整个国家都会享受幸福；如果他们愚蠢残忍，整个社会都会一起遭殃。如何限制君主和皇帝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做法，赵匡胤的做法是让文官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指点皇帝的得失。但是，如果皇帝心胸不够宽广，听不到批评，他就会一怒之下杀死文官，然后就没有人再敢批评皇帝了。所以赵匡胤制定了一条规则，不杀谏士和学者。文学家苏轼，曾涉耸人听闻的文字狱“五台诗案”，所受的惩罚只有降职流放。他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宋朝而不是清朝。

这似乎是统治阶级自废武功的做法，从宋朝三百年的历史来看是很明智的。

首先，宋朝有18位皇帝，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在这一制度的约束下，北齐从来没有像秦始皇、杨迪、文宣帝高阳这样的暴虐皇帝。被称为坏国王的宋徽宗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顶多就是玩玩花草，不理政治，偶尔出去见见李世石。其次，不杀谏士为文人提供了一块金牌，文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对较高且稳定，涌现出一大批政治文化精英，使得宋朝的天空空辉煌。再者，也许正是因为士大夫阶层的地位相对稳定，普通人的生活相对宽松空，国家政治结构才更少被推翻的危险。宋朝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小说《水浒传》闻名的梁山伯起义，其实规模很小，只波及周边几个县，很快就被扑灭了。最后，宋代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代人。他们“在庙堂高处为民忧，远离江湖为君忧”。宋朝在几个主要游牧民族国家，即辽、、元的多次进攻下幸存了300年，这几乎是一个奇迹。没有朝廷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个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些可能是赵匡胤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