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后的作用和演变 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变化的特 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后的作用和演变 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变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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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英国君主立宪制起源于于光荣革命，但很少有人能回答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本文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迪金森组织的讲座。在这次演讲中，哈里·迪金森从三个维度梳理了光荣革命以来英国议会在宪法框架和政治结构中的作用和演变。想了解英国议会在革命后的作用和英国政治变革的特点的读者不妨读一读。

行政权和立法权在议会中是统一的

首先，迪金森教授介绍了行政力量试图运作英国议会的方式，并使其能够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英国议会诞生于13世纪，但在16世纪之前，议会审议的次数非常少，而且不定期。16世纪后，由于政府运作和战争成本的快速增加，国王不得不频繁召集议会。议会召开得越多，征税越频繁，就越重要。他们的政治认同感越强，就越愿意参加议会。到了17世纪，国王意识到国家只有与议会合作才能继续运转。但是皇权和议会权力的冲突时断时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达成了稳定的妥协。这一妥协确立了英国议会300多年的演变发展模式。

光荣革命后，行政权和立法权统一到议会手中。直到今天，这与其他现代国家大不相同。这种两权合一的政治结构使得英国在每一届政府任期内都实现了高效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而高效率尤其体现在通过立法发行国债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上。

1688年以后发行的英国政府债券是议会借的，所以英国政府债券的政府违约可能性比法国政府债券小得多，所以虽然英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只有法国政府债券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但英国政府债券仍然供不应求；但是法国国王经常拖欠债务，所以虽然收益率高，但人们还是不愿意购买法国债券。制度差异导致两国国债在市场上的表现不同，因此英国总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调动大量社会资源。从1688年到1815年，英法之间发生了六次战争，英国赢了五次。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只赢过英国，但正是这一胜利使法国政府破产，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在立法方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英国议会非常有效率。1689年以后，每年举行议会，正式建立财政预算制度。这种金融现代化使议会对经济更具前瞻性和计划性，同时也更积极地通过法律法规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立法或项目设立程序得到优化和简化。地方政府向威斯敏斯特申请立法或项目立项往往只需要1-2页。如果通过初审，只需要几十页的详细立法或者项目立项方案。18世纪后，议会通过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各种经济项目比上一代多。

迪金森教授还提到，目前议会中行政权和立法权统一的政治结构也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他分析了当前美国国会和总统在社会保障法案和国会两党预算问题上形成僵局的深层次原因。美国建国之初，行政权和立法权分别赋予总统和国会，削减了权力，保证了政治制度的平衡和相互制约。在经济发展较好、社会矛盾较少的情况下，政治结构更有效率。但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矛盾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加深，两党都呈现极端化趋势，温和派和温和派人数减少。国会两党在预算问题上难以达成妥协，国会实施社会改革、寻求通过相关法案的努力屡遭挫败，严重阻碍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及其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相比之下，这种现象在英国不太可能发生。自光荣革命以来，行政权和立法权一直统一在议会中。首相既是政府首脑，也是议会中执政党的领袖。所以总理为首的执政党往往可以通过某些立法。而且，由于总理是第一财政部长，名义上的财政部长实际上是第二财政部长，政府制定的预算可以在议会通过。英国人对政府的限制主要是通过大选来实现的。大选一旦结束，新当选的执政党领袖可以拥有比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德国总理等大得多的权力。，所以执政党在其任期内往往拥有“独裁权力”。这个英国政权有很强的能力应对特殊时代的挑战。

精英阶层领导议会成员的选举

英国现代政党制度形成于18世纪末。这一时期贵族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要进入贵族统治阶级并不容易。但这些人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封建或军事社会阶级，他们与其他拥有财产的人有着很大程度的密切关系。他们都非常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这给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好处。

贵族精英很清楚他们统治社会下层的固有权力，并相信民主天生就不稳定。为了维持秩序，保护财产，他们一致认为国家需要一个绝对不可抗拒的专制政权。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应该以“议会中的国王”的形式存在，而不是由单一的国王政府控制。在他们看来，不能指望有资产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置于专制君主的支配之下，只能把他们置于由有财产的富人组成的温和议会的最终控制之下。他们不承认每个人都有积极参与政治的权利，但他们确实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某些公民自由。

18世纪中期以前，虽然有辉格党和托利党，但议会选举问题更多的是候选人与选区内贵族和裁判的个人关系，与候选人或政党的政治观点和执政政策关系不大。然而，随着英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政治思想的传播、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许多新问题上的政治分歧迅速扩大。在议会选举问题上，政党政治观点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自19世纪10年代以来，辉格党和托利党就建立了明确的分界线。

自光荣革命以来，上议院的权力已经减少了。特别是经过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和20世纪普选制的确立，上议院基本上已经成为政治传统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

下院自13世纪以来一直代表人民。光荣革命后，下议院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但在19世纪议会改革之前，人们认为议员不是每一个主体利益的代表，而是英国所有地区和重要国家利益的代表。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政治存在不是在威斯敏斯特，而是在当地。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实施主要在地方一级进行，通常在议会选区的框架内进行。成千上万的个人——选民或非选民——在这个层面上体验政治。然而，大多数议会选区只有少数选民，这些选民受到富人的保护和影响。

在越来越多的小选区中，成功的候选人不是由选民自由选举出来的，他们要么是由当地一个富有的地主提名，要么在很大程度上由该地区的几个主要家庭主导。赢得席位是昂贵的，通常只有富有的赞助商或候选人才能负担得起。即使在小城市，赢得席位也要花费数千英镑。一些选举成本甚至是天文数字。另外，座位需要一直补充。即使预测近期不会有竞争，候选人也要花钱维护自己的利益，巩固席位。所以说，所有赞助商和大部分候选人都是有钱有势也就不足为奇了。金钱和地位无疑是影响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为了避免昂贵和不和谐的竞争，尤其是在县城，有财产的精英们通常会为了分享席位而相互妥协。这使得选民不可能真正有机会影响结果。即使在一些选区，自由投票权也会被削弱，要么是因为选举监督员的偏袒，要么是因为质疑公布的选举结果的请愿书被送到议会，下议院的大多数人会有偏见。

选民的角色超出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想象

然而，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精英阶层是如何成功影响选举结果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断定选举制度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选民的行为可以忽略不计。寻求庇护者提名或在其影响下当选的议员人数通常被夸大了。在18世纪初，只有大约100名下议院议员是通过这种方式当选的。到本世纪中叶，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到本世纪末翻了三倍。然而，在许多这样的选区，选民的行动很少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独立愿望。此外，在更大和更重要的选区，寻求庇护者很少能够确保赢得席位。许多席位不能忽视选民的意见。即使在赞助人可以发挥相当大影响力的小城市，他们也只能从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影响选民的任务中受益。在大多数选区，地方精英必须考虑当地对他们行为的反应，所以他们可以施加的影响是基于他们在选民中的声誉，即实际上在整个社区中的声誉。学者们发现，选民的作用超出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想象——候选人总是需要奉承和奉承他们。对于选民来说，选举本身就是一次积极的参与式体验。有时，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在大选区，选民可以显示出他们的独立性，并与想要影响他们投票的生产精英对抗。换句话说，尽管英国选民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但选举的许多实质性内容已经形成。

19世纪议会改革后，立法者的选区和选民意识越来越明显，地方问题和地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成为议会辩论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英国的民主化进程非常缓慢，并逐渐扩大，这也造成了当前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巨大差异。

此外，迪金森教授还讨论了英国议会近几十年来遇到的新挑战。光荣革命后，议会在英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一直在增加。与苏格兰、爱尔兰合并后，英国议会的执政范围进一步扩大。然而，二战后，英国的地方分离趋势日益严重。随着苏格兰议会、爱尔兰独立、北爱尔兰议会等的建立。，威斯敏斯特议会在中国的主权被地方议会分割。同时，由于加入欧盟的压力，英国必须放弃部分国家主权以满足欧盟相关条约的要求，英国议会也面临布鲁塞尔权力的干预。威斯敏斯特议会能否成功应对来自内部地方议会和外部欧洲议会的新挑战，还有待观察。

最后，作者希望迪金森教授谈谈他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个人经验。迪金森认为，两国的政治制度各有千秋。美国有成文宪法，相对稳定。因此，任何立法改革都会引起很大争议，甚至导致变革流产；英国则不同，因为没有成文宪法，任何最新的立法都可以完全废除以前的立法，实施新的法律，所以大的立法变动不会引起社会动荡。

从狄金森教授的演讲中，不难总结出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变革的两个特点:一是尽可能照顾普通民众的利益；二是每一次变革都要尽可能与传统联系起来，避免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动荡和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