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方居然是古代的自由市 财富与权力都远大于今天

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古代的自由城市，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远远大于今天。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起初，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都不存在自由市概念。大量无论友爱或敌对的小邦，在城镇之内都是自成一系。然而，随着政治架构升级出帝国模式，直辖或间接控制就流行于边界之内。受其他势力复刻的样板，又存在于边界之外。 至此，不受单个强权摆布的自由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哪怕是在帝国传统异常牢固的东亚地区，都有源远流长的记录。从先秦时代到近代降临，几乎没有完全中断。这些中立区的成因也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在承担类似的地缘功能。 尴尬的天子王都 洛阳最初就是周人在中原的主基地 东亚大陆的帝国传统，始于征服中原的西周时代。周武王在击败殷商后，开始筹划建立后来的东都洛阳。这座城市的原始定位，是周天子在关东殖民区的直属领地。不仅监视广大被降格为野人的殷商移民，也负责监督和协调那些受封东方的各级诸侯。 因此，周人在建立早期道路系统时，不忘将洛阳设置为中心枢纽。方便天子的指令发布，也有利于诸侯的反馈能及时传递。等到平王借助犬戎势力杀死父亲，发现镐京周遭既不安全，便义无反顾的东迁到洛阳坐镇。中心位置与优良道路，让他感到这里比关西的旧都要便利不少。洛阳也在原有的军政职能之外，慢慢开始了经济腾飞。尤其是大量迁入的平民、奴隶和武夫，都让本地的供给需求扩大。反过来促成洛阳逐步转型为商业城市。 周平王不会想到自己的东迁后果 随着四方诸侯的崛起和相互兼并，一个个新的雏形开始在洛阳周围浮现。无论是被册封西方的秦国，还是雄踞北方的晋国，又或是立足东方的齐国和南面那个不服周的楚国，都共同压缩着周天子的固有权威。但因其仍旧是名义上的共主，不免要为诸侯纷争调停。于是就将各路人马不断吸引到洛阳朝拜。随行的使节、商人和士大夫，也就把当地视为进行中间交流的主要场所。 在七雄争霸的战国，王城更是因周王室分裂而完全沦为商业之都。也继续依靠交通优势和中心位置，成为夹在所有势力之间的自由市。除了堪称一绝的商业发展，洛阳更成为大量间谍和外交人员的中立战场。方便他们在这里刺探消息、交换情报，甚至达成口头协议。直到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威胁，走投无路的末代天子才选择委身于强秦。洛阳至此成为秦军扫六合的前进基地，也重回周人当初坚城时的本意。 洛阳在东周逐步成为四方之间的自由市 王朝轮回的特殊产物 江陵在地理上比洛阳更加四通八达 洛阳因四方强权而兴起，又因各方势力的合一而终结，类似的进程也在700多百年后再次上演。只不过地点向南偏移，转到了位于长江和汉水之间的荆州江陵。失去半壁江山的南梁箫家，躲入位置险要的四战之地，由北面的西魏势力扶持。 相比由天子王城蜕变而来的洛阳，江陵的自由市历程开始的更为不堪。公元555年的萧詧，原本已经是西魏军队的俘虏，按理来说不配成为一隅之主。但西魏此时却考虑到自身的势力太弱，不得不把江陵暂时交给这位俘虏统治。以免自己同时遭遇东魏和南陈的夹击。如果再算上日益壮大的突厥势力，那么长安朝廷的选择就显得非常明智。到了宇文家族的北周取而代之，依然面临只有一镇精锐兵马的困境，自然更加希望江陵的这个西梁小邦能承担起缓冲国角色。 西梁的江陵成为三大国之间的自由缓冲区 从地理位置来看，以江陵为核心的荆州重要性是无言而喻。关中的任何强权都可以顺着汉水南下长江中游，保持对吴越地区的战略压制。同时也关闭了上游巴蜀和下游江东之间交通动脉，形成对西南盆地的包围控制。在面对据有江淮的北齐时，北周军队同样有顺流而下的天然主动优势。因此，北周不仅继续维持江陵的独立地位，甚至撤除了西魏派驻当地的军政长官。在对抗北齐的关键阶段，甚至主动倒贴一些土地给萧詧，免得其过于羸弱而无法阻挡南陈军队。 尽管西凉的实际地位和地盘都有变化，但其基本盘就是江陵一城。萧氏在获得足够施展空间后，也没有忘记同各方势力联系。他们不仅需要提防北周的突然吞并，也要对抗南陈方面的下游逆袭。因为对任何立足吴越的大国来说，没有荆州就是天然的战略短板。所以，江陵自由市就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甚至险些被陈霸先派来的军队攻克。但和平时期的他们，还是能充分发挥地利特点，在吸纳四方商贾的同时，也保护了一些失意的流亡者。 短暂的中间期 让江陵得以继续繁华 然而，随着缓冲区地位的日渐稳固，江陵方面的政治投机能力也开始同步下降。萧氏一度认为自己只需要绑定北周就足以高枕无忧，因此在其发生内部叛乱时也出兵援助。然而鉴于汉水的北端就是关中腹地，江陵的自由市地位迟早会因风吹草动而同步丧失。 公元587年，已经篡位得手的杨坚开始对江陵下手。由于以邺城为核心的北齐已经灭亡，新的隋朝就将目标转到了江东。末代萧氏国主在到访后被扣押，余部联络建康方面的努力也全部以失败告终。这座因特殊情况而存在数十年的中部自由市，便在100日的围攻后惨遭严重破坏。虽然萧氏还在当地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在之后的岁月里已掀不起任何大浪。 江陵在隋朝大军的围攻下 坚持了100天 当然，更讽刺的还是隋朝自己。在经历二世而亡的惊险刺激后，残部也在山西定襄获得了最后留居地。依靠东突厥汗国的保护，又苟延残喘了10年光景。但其基本上不存在洛阳和江陵那样的实际自由市地位。因此在历史记载中的存在感严重不足。 至于荆州的故事也没有立即结束。在唐朝崩溃后的五代十国阶段，当地节度使还依靠同样的原因组织起荆南/南平政权。这次的江陵，有汴梁朝廷、巴蜀、马楚和江淮作为砝码，自由市地位更加明显。一直到赵匡胤的北宋出世，当地才被当做最好捏的软柿子消灭。 控制江陵才能够让水师顺流而下 超越帝国的底线 宋朝之前的广州 险些也成为自由市 除了以上这些介于帝国胚胎之间的缓冲区，位于边境两头的地方也同样容易产生自由市政体。但在很多时候，其自身的高净值也容易吸引来帝国和他的对手控制。例如位于岭南的广州，就一度很有外番自治市的气象。但终究顶不住税吏、乱党和黄巾军的轮番摧残。身处青海道山麓的青唐城，也被唃厮啰势力长期把持。 从北宋兼并十国开始，自治市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南方海岸的广州、泉州和明州，都是宋人应付昂贵军费的重要工具。北方的大同和夏州，也分头被辽国和西夏控制。唯有河西走廊的凉州处境较好，但也随着西夏的扩军压力被逐步削去了内部自治权。蒙古人的元朝则是反其道而行，以大量层级不一的封建化领地统御帝国。唯有在泉州给蒲寿庚家族的后人开了口子。但随着当地色目人的内斗和叛乱，泉州的自由市地位也转瞬即逝。 山麓间的青唐也有成为自由市的潜质 一切都在朱元璋的明朝建立后有了改观。由于宫廷对基层的管制被大大加强，原本的大量涉外经济区域遭到严重破坏。虽然朱家天子出于怀柔而留下了个别口岸，却不可能用朝贡与勘合贸易让大家感到满意。于是迫于生计的人们，就开始在不同地方建立起全新的自由市架构。尽管由于明朝的封闭性与管控程度，这样的步奏非常缓慢。但还是在帝国步入下降通道的16世纪开花结果。 长期居于浙东沿海的居民，在海禁仍不断偷偷横渡到舟山的双屿岛。他们在那里和来自日本、琉球、朝鲜乃至闽越的私商接头，并很快达成新的默契。等到西来的葡萄牙商人开始探索南方海岸，便被吸引到当地完成转手交易。在直抵长崎的远距离航线开通前，日本的白银、南洋的香料和产自吴越的生丝、闽越的茶叶都云集岛上。随即，崭新的自由市在东海之滨完成了野蛮生长，连官宦出生的明朝地方官都要参与进来分一杯羹。 舟山对于吴越沿海的辐射范围非常广 然而，放眼双屿岛的地缘环境，依然可以用死地来形容。近在咫尺的浙东时刻处于明军的冰封之下，作为重要贸易伙伴的葡萄牙和日本都天各一方。剩下朝不保夕的闽越与势力微弱的琉球，根本不可能给这个自由市以完整的战略空间。因此，当嘉靖皇帝调来非沿海的部队后，就轻而易举的荡平了这座当时的远东第一自由港。 与此同时，帝国北部边疆的人口也大量外流。除了在元明之交被破坏严重的河套地区，阴山以东的丰州成为了重要落脚点。依靠草原上的土默特蒙古部保护，这些逃亡人口成功建立起全新的丰州自由市，并顶住了明军的小规模袭击。尽管传统的草原商路早已开始衰退，但明朝的贸易管制也让任何敢于犯险者都能获得巨额收益。因此，全新的丰州就依托朱家天子的拍脑门决策，开始自己的发大财之路。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抗争，最后成为明蒙双方进行定期互市贸易的口岸。今天，这座城市依然以呼和浩特之名存在于所有地图上。 丰州的成功 主要仰仗于蒙古部族的保护 大陆往事的东瀛版本 偏远的日本同样存在以上两大类自由市 当东亚大陆上的自由市在不断腾挪空间，位于海对岸的日本列岛也出现了类似情节。完全源自本土的堺市首先在15世纪兴起，依靠大航海时代输入的长崎也在16世纪出现。两者也同样在辉煌时刻遭到严重毁灭。 1477年的应仁之乱爆发后，原先的室町幕府已完全失去对各地大名的节制。随着战国时代的正式开启，原先就是贸易中转站的堺市开始迅速蹿起。利用附近的寺庙地产掩护，和大阪湾沿海的有利地形，成为完全有商人主导的独立自由市。厮杀不止的四方大名，需要这个么一个商业发达、信息流畅的缓冲区存在，更多流亡人口也喜欢去这样的三不管地带。堺市也因此可以吸纳来自闽越与琉球的商贩，在政治地位上远胜南北朝时的江陵，而在经济地位上强过先秦的洛阳。 鼎盛时期的堺市 已经完全超越之前的洛阳和江陵 16世纪中期，葡萄牙商人又被吴越海商引荐过来。他们通过九州附近的种子岛，最后来到西海岸的平户，甚至还在1580年获准在长崎建立自由市。于是只用8年时间，原本的小渔村就成为日本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口岸。 大批原本需要在双屿岛偷偷摸摸见人的物品，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的交易卸货。或者由本土商船转运，继续向东运抵堺市，最后送往关东的江户等地。堺市闻名全日本的高质量火枪工艺，就是通过众多黑船从长崎港首先输入的。 长崎的黑船输入商品 也同时提升了堺市 然而，随着相对开明的织田信长暴死，利益熏心的丰臣秀吉暂时控制日本。为了组建和强化自己的新幕府力量，他不惜以各种方式整肃地方大名。1582年，他的军队首先冲入了堺市的地盘，强制将原有的自由市收归个人所有。接着在1587年，他的军队又包围了长崎，以贸易为武器迫使葡萄牙人放弃新建立的自由市。日本历史上的两种自由市构建，就这样中道崩殂。 虽然两座城市在之后还会经历长期繁荣，但距离最初的自由市设定是相差甚远。其中以本土势力为主的堺市，更是一度在1615年被德川幕府军队摧毁。 丰臣秀吉几乎同时消灭了两个自由市 至此，东亚地区的古代自由市传统基本耗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类似本文介绍的缓冲区地带还有不少，但也大都难以在历史记载中留下准确定位。这是后人探寻此类内容时所遭遇的最大困扰。 回到历史本身，自由市的兴起往往得益于动荡和外部冲击。因此，并不属于东亚传统政治智慧的固定产出。一旦帝国胚胎们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就不会对这类中间地带太过怀柔。至于这些城市日后的命运走势如何，也完全取决于自身在地缘和经济方面的价值。 繁华的自由市也很有可能迅速凋零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明朝最后会容忍澳门这个自由市的存在？原理也非常清晰简单！澳门不仅每年给地方官府上缴地租，还是广州市舶司的前哨门户。来者的经济需求与技术援助，是明朝到灭亡时都非常渴求的。当地少量武装提供的海防效率，也是明朝水师几乎从未实现的。 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大部分边缘自由市的生存之道，但终究不可能被那些居于内陆的缓冲区所据有。因而生活在数百年后的我们，始终可以在地图上轻松找到呼和浩特与澳门，却已经很难将其同洛阳和江陵联系起来。当你将目光转向日本，也不可能把长崎与堺市混为一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