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焕章 杜聿明和短命的东北“中正大学”

国共内战期间，东北保安司令杜在沈阳创办了一所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然而，这所“中正大学”昙花一现，最终随着“国军”在东北节节败退而匆匆解体。

1946年，东北保安司令杜乘车巡视沈阳。照片由Fotoe提供

作者:刘晓彤

国共内战期间，东北保安司令杜在沈阳创办了中正大学。然而，这所“中正大学”真的是昙花一现。随着“国军”在东北的接连失利，最终匆匆解体。今天，记者重新记录了这件事，很多细节让我们作为后人深有感触、唏嘘。

为东北培养人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十协定”刚刚签署。10月18日，蒋介石的嫡系骨干、国民革命军和著名抗战将领杜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

杜，陕西米脂县人，汉族，著名的抗日战士。1939年11月任第五军军长时，指挥了著名的桂南昆仑关战役，使号称“钢铁军”的日军第五师遭受重创，日寇4000余人死亡，敌旅长被杀。后人称之为昆仑关的伟大胜利。1942年3月，杜被委以第五军军长的重任，率部从云南进入缅甸抗日，是著名的远征军。

在国民政府军事领域，杜有着常胜将军的美誉。

杜将军上任后，凭借着过去常胜将军的威望，在他的指挥下迅速进军东北，经过多次战斗，占领了多个中心城市。看到形势趋于“稳定”，杜将军没有放纵自己和部下，没有忙于贪污，积极敛财，晚上也没有赌博。他把精力集中在高等教育上，决定在沈阳建立一所大学。

以武治校看似违反常理，却与杜之前的性格特点十分吻合。从杜的生平资料中不难看出，他除了在战争非常时期专注于军事工作外，在军队轮换和整训期间，还总是从事一些“非军事”的事务，如军属子弟学校、军属工厂、医院、报刊等“公益事业”。

根据记者查阅杜同事的回忆材料，当时一直带兵作战的杜创办这所大学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在东北内战时期，杜指挥的部队非常顺利地向北推进，一举攻下长春、永济，把对手林彪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空房间里，在军事上节节胜利，这让杜此时非常自豪。杜曾向心腹透露，剿灭东北共军指日可待。未来东北将是他领导的国民政府的天下，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坐在东北。第二，既然要领导和管理东北，就要长期盯着，首先要培养各类人才。未来社会，一旦没有战争，人才就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创办大学培养的人才能够服务社会，成为未来自己领导体系的有效骨干。为什么不呢？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杜创办大学不是附庸风雅，也不是装点门面，而是一种“桃李满东北”的局面，可以凝聚军心，巩固人心，为日后继续在东北做行政工作打下基础，为他的“东北王”提前做好准备。

贝奥武夫为办学制定了严格的规则

教育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规范。毕竟，用武术办学是没有道理的。因此，自学校成立以来，杜就立下了规矩。学校董事会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负责所有的学校经费。至于教学等事情，是校长、教育家、教授的事，董事会绝对不会干涉。

杜照他说的做了。在筹建中正大学期间，他邀请河北大学学术负责人焦世斋到沈阳筹备一切。任命杜为筹建处主任，负责筹建资金的提供。

焦世斋，直隶井陉人，留英学者。192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天津国民党执行委员、训练部长，河北大学、民国大学教务长，北平河北省高级中学校长，193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国际政治。抗日战争时期，主张“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振兴工业，积极抗日”。

焦世斋接管东北筹建处后，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杜，创办中正大学要从成立学校董事会开始。知名学者说，杜对可以怠慢，于是他立即着手收集当时东北各界知名人士。几经磨合，东北航院院长担任名誉院长，杜担任院长。辽宁省主席徐震，辽北省主席刘捍东，安东省主席高锡兵，吉林省主席郑道如，松江省主席关，合江省主席吴，黑龙江省主席，嫩江省主席彭继群，兴安省主席吴，沈阳市市长董，东北知名人士

董事会讨论这所私立大学的名称时，董事们积极认真地提出了各种建议，最终杜提出的“中正大学”获得通过。虽然杜不擅长官场，也不熟悉社会人际关系，但他跟随“校长”半辈子的军旅生涯却教会了他一个道理，那就是“紧跟”领导是无害的——在大学筹建之初，在蒋介石60大寿之际，有这个名字肯定是无害的。

在杜助手的回忆中，记者看到，杜在大学成立时特意将这所大学命名为“中正大学”。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法令，设立大学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当董事会名单和“中正大学”的名字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时，据说名单上突出的董事会成员和“中正大学”的名字让批准人大吃一惊，很快中正大学就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了。

这是杜对中正大学从筹建到招生、后续教学的唯一“干预”。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中正大学的所有经费来源基本上都是杜从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军费中拨出的专款。当时东北国共两党隔着松花江对峙，小仗还在打，大仗随时可能爆发。杜不办战争教育的做法也引来了不少同事的意见，但杜始终不为所动，只要学校需要经费，优先发放是有保障的。自中正大学成立，并随着东北国民政府的垮台而解体以来的近三年时间里，师生双方从未担心过经费不足的问题，也从未发生过学生因校餐、教学、工资而发生矛盾的事件。

经过一番准备，1946年5月，中正大学在沈阳隆重成立。

回看史料，记者看到，1946年5月23日，“国军”占领长春，5月31日占领松花江以南永济至农安一线。这时，林彪指挥的四纵刚刚撤到松花江以北，离杜到东北只有半年时间。也就是说，在筹划建设“中正大学”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激战正酣的时候，这说明杜急于办学。

蒋介石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张忠；教务长是焦世斋。大学有四个学院，十二个系:文学院院长是留美历史学家余协忠；理工学院的院长是在美国留学的学者王华堂；化学学院院长是王铁崖，英国留学的化学家；农学院院长是留学德国的林业专家贾，会计主任是姚。除了董事会成员，从校长到教授，都实行聘任制。

1946年7月，蒋介石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生，名额1000人。

8月1日，蒋介石大学开学了。这一天，位于沈阳和平区的中正大学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在嘹亮的军乐声中，、杜及董事会成员，中正大学校长、教务长，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政要坐在主席台上，中正大学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在沈阳引起轰动，人民为送孩子上大学感到骄傲。

1947年夏以后，中正大学的章程逐渐完善，各门课程的教材也走上了正轨。在学校开学的基础上，招收了320多名新生。

主席不强制命令

1947年2月，作为杜的朋友来到沈阳。

曾琦来自四川隆昌。我早年在日本和法国学习。他曾经是一名报纸作家和记者。1923年，李皇等人在巴黎创建了中国民族主义青年团。1924年回国后，任上海府大学教授，与左舜生创办《舞狮周刊》。曾琦主张民族主义，他的“中国民族主义青年党”始终支持国民政府，痛恨中国共产党。

今来见沈，被杜接走。两人进行了一次亲密的交谈。谈话中，曾琦建议他领导的中国民族主义青年团在中正大学成立支部。

董事会成立后，中正大学成立之初，杜想在中正大学成立国民党组织，担任董事长，但这显然与教学无关。杜·余明作为董事会主席，无权拘泥于派系，必须得到大学校长、教务长和各学院院长的同意。在这方面，身为军人和“东北王”的杜并不发号施令。他也知道，教育、军事和战争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将军负责打仗，而教育是教授的事。为此，杜就是否在中正大学建立党组织，广泛征求“管理层”的意见。

中正大学教务处处长焦世斋和文理学院院长余协忠认为党务与教育是两回事。教授要教学，学生要知识，校园不需要派系。

听完几位教授的劝谏，点点头说好，然后就不干了。

这次，曾琦建议在中正大学成立党组织。虽然对方是他的朋友，与自己有着相同的政治立场，都是反共分子，但杜却无视的一再劝说和游说，最终婉拒了他的建议。

然而，上述学校领导并没有因为被拒绝而感到内疚，因为曾琦是反共先锋。在他们看来，大学就是大学，就是聚会，是学生离开校园后的选择。

1947年7月8日，杜因肾病离开东北，郑洞国出任中正大学校长。杜一直是郑洞国的上级和德高望重的“一把手”，尽管历经千辛万苦，中正大学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1948年，东北野战军开始反攻，“辽沈战役”处于边缘。国民政府和沈阳的“国军”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国民政府优先撤校，中正大学匆匆迁往北平。等到教授、学生、学校设备全部撤至北平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北平的形势岌岌可危。傅摇摆不定、模棱两可、飘忽不定的态度让人感到不确定，中正大学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学校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