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暴动 苏联官员忆广州起义：当地人被惹怒自发杀俄人

核心提示:一群被街头起义激怒、惊吓的商贩欣然响应告示牌上的号召:一路向他们扔东西、打他们、用刀捅他们、吐他们口水等等。他们刚走了一英里半，就来到了公安局大楼前。在那里的广场上，他们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们被枪杀了。".尸体很久没被移走了。

本文摘自《一起行军》，2011年第8期作者:徐苑宫原题为《1927年，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深受苏联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这里，毛泽东曾经说过:“第三国际前后的前两段是好的，中间有一大段:列宁活着的时候是好的，后来是季米特洛夫说了算。”

周恩来进一步分析:“两头都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间的区别不是没有价值。”“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可以概括为:总的号召不与各国的实践相结合，具体的安排代替了原则的指导，成为对各国政党内部事务的干涉，使各国政党不能独立，不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本文根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和各方记忆，分析了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及其影响，证明了周恩来上述言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关于是否发动起义，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1927年12月11日凌晨爆发的广州起义，是在莫斯科的策动、指导和积极参与下发起的。早在1927年7月底，中共中央领导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秘密讨论南昌起义的具体问题时，苏联军事顾问布吕赫尔就已经设计好南昌起义军的未来方向和前途——南下广东，占领海口，以获得苏军援助，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再筹划第二次北伐。这个想法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布里乌赫尔:“你对汕头等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上述秘密业务的李后来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下占领潮汕，才能接受苏联的援助，这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应该说，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广州暴动寄予厚望。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关于中国的报告后，决定必须满足乌拉尔斯基同志的要求，装备一个军左右。为此，分配了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枪和4挺山炮，以及2000发炮弹，共计110万卢布。并指示“米高扬同志紧急查明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其他经济机构的可能性”。同年8月13日，斯大林在发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和布吕赫的另一封密电中，明确指出:“广东的暴动，应该在建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认真实行土地革命，和共产党结成紧密同盟的口号下进行。"

为了论证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前景，1927年9月14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特别邀请了一批刚从中国回到苏联，在中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的高级军官开会。尽管与会者意见不一，既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但苏联领导人显然受到了乐观将军们的影响。因为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准备在三周内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10名中级军事人员到中国”，并“将留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组，送到广东等待H部队革命委员会的派遣”。

然而，2万多人的南昌起义军，在南方苦战两个月后到达广东潮汕地区，惨败，十有八九失败。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中央认为叶、何已经战败，暂时不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暴动夺取广东政权。因叶、何战败，各地暴动停止”，并“广州暴动之计划应立即停止”。

这时，曾参加德国工人起义的德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乘莫斯科的急件抵达香港，他的到来继续了已经停止的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10月15日，诺依曼出席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会上，他任命张、、云为南举委员，任命、张为南举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了第14号通知:“既然我们在广东的暴动是完全独立的行动，就决不能因为叶、叶军队的失败而取消”，“叶、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性，反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内部冲突”，“工农运动的高潮不仅仅因为东江的军事失败而沮丧，实际上甚至更高”。【广州起义资料】

同年11月29日，诺依曼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发来密电，报告说:“城市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张发奎手中，他采取了明显的反动政策，逮捕工人，驱散罢工者。工人强烈不满和情绪化。军事形势依然如故。除了警察，这个城市只有三个团。其中，在特种兵独立团中，党支部很有力量，领导着大部分战士和党员。在二团，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海丰地区的农民暴动发展迅速...我们正在组织总罢工，开始建立革命工会领导下的红卫兵。叶挺已经打过电话了...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确定起义的日期，因为鉴于上述决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我敦促你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

当时的苏联驻广州领事波河·瓦兰斯基坚决反对立即起义。同一天，他还向莫斯科发了一份秘密电报:“立即举行暴动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权力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举行暴动只会导致当前改革派的消灭，虽然他们是反动派，但他们是国民党中的一个特殊派别...我觉得拒绝和张发奎见面是不对的。”他要求莫斯科立即给诺依曼相应的指示。

从1923年签署《飞越孙文联合宣言》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的主要民族革命团体”，而中共在莫斯科暂时还是一个比较软弱的政党。江、王等人相继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疑给了莫斯科一记耳光。此时，莫斯科的心思极其复杂...

这些苏联外交官没有立即被枪决。事后，苏联驻广州领事博赫·瓦兰斯基回忆，1927年12月13日晚上8点左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被包围，当时大家正在餐厅吃饭。为了烧毁相关文件，他拖延了一段时间后，决定打开领事馆的门，这样领事馆里的所有人都被逮捕了。他们被“成对地绑在一根长绳子上，然后带到城里”。经过一个痛苦而恐惧的夜晚，第二天，12月14日，“大约12点钟，军官们又来了”。“同一个军官依次名叫乌科洛夫、伊万诺夫、马卡罗夫、波波夫和所有中国人，包括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总部附近被就地枪毙的，因为他们离开后不久我就听到了好几排枪声。但我被释放后才知道，原来这几排枪声是当着俄罗斯同志的面枪杀了我们的中国员工鲁、阿瓦、罗、王姓妇女和邢姓儿童。那些俄国同志又受到了侮辱:他们每个人都被绑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对待他。”他们被带到城里，背上有这些标志。街上一群被起义激怒和惊吓的商贩，欣然响应告示牌上的号召:一路向他们扔东西，打他们，用刀捅他们，吐他们口水等等。他们刚走了一英里半，就来到了公安局大楼前。在那里的广场上，他们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们被枪杀了。".尸体很久没被移走了。

除了波尔·瓦兰斯基的上述回忆中列出的四位苏联外交官外，а。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и·哈斯也遇害。国民党军阀的暴行在莫斯科激起了极大的愤慨。192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逮捕和监禁拥护国民党军阀的中国反革命分子，直至释放华南所有苏联公民，然后驱逐出境”；“关闭和撤出所有经济机构，包括苏联消费者合作社中央协会和苏联商船队”。

1927年12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指示电文:“建议对中国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和杀害苏联驻广东代表的暴行采取最强烈的行动。必须在英国、日本和美国领事馆前举行大规模集会、示威和游行。口号是保卫中国革命和苏联。事件极其严重，必须唤起民众，让所有附属机构行动起来。”

如何评价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发动武装起义，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定意志和决心，意义重大。但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敌我力量悬殊的时候，坚持夺取和坚守城市，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不现实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各种因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抱着这种幻想，并因此屡遭失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中，共产国际、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是最重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无视中国国情，无视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主观判断中国革命正走向高潮，人为地盲目地强行将苏俄革命和欧洲革命移植到中国。

遗憾的是，无论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联合共和国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都没有正确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根源和真正教训。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罗明纳兹声称，尽管广州起义在领导上犯了重大错误，但它仍然是新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不是以夺取中心城市进而建立革命政权为目的的广州起义，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终取得全国胜利的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