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山岛战役 一江山岛战役解放军进攻全过程解密

　　在报毛泽东批准后，彭德怀决定发起对一江山岛的进攻。

　　1955年1月18日上午，彭德怀、粟裕、陈赓和有关负责人，走进了设在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作战室。此时，对一江山岛的轰炸已经开始。值班参谋进来说：“前线发来电报。”彭德怀命令道：“念。”“我军航空兵在歼击机掩护下，轰炸机3个大队、强击机2个大队，于8时轰炸了一江山岛；另，轰炸机、强击机各1个大队，轰炸了大陈岛的指挥通信设施和炮兵阵地，现飞机已全部返航。”彭德怀听完汇报，看看手表说：“快两个小时了。”陈赓高兴地说：“过去打仗，我们总挨敌人飞机的轰炸，这次也让敌人尝尝飞机下蛋的滋味。”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说：“下午，航空兵还要配合地面炮兵实施火力准备。”

　　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他知道，大家最担心的是美国的反应和态度。他说：“我们都打过仗，知道部队出动从下决心到出发，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时间。美军要来干涉，它首先要判明情况，弄清我们是不是攻岛，是只攻一江山岛，还是攻大陈岛。还要判明我们在战区的兵力……估计一两天内美军难以到达战区。这样，我军就有了比较从容解决战斗的时间。告诉部队，占领一处滩头阵地后，后续部队要源源上去。我军能打夜战，加上明天一天，估计可以攻下来……成功与否，今天下午是关键，作战和情报部门要密切掌握情况，随时汇报。”

　　地面攻击一江山岛的战斗，在当天中午12点正式开始。1.2万余发炮弹和300多枚航空炸弹倾泻在1.7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我军登陆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抢占滩头阵地，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86人，俘虏567人，占领了一江山岛。情况果然如彭德怀所料，美军当天没有“协防”，直到1月底才调来大批海军、空军，迫临浙东近海。但最终，美国政府出于对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决定让蒋介石的军队从大陈岛撤退。

　　从此，浙江沿海的岛屿全部解放。

　　力保义务兵役制

　　作为首任国防部长，彭德怀肩负着一个重任：完成解放军从战时到平常的战略性转变。大到国防制度、海防边防、战略方针，小到军队条令、训练方针，他都得从零做起。在他的推动下，从1954年到1955年，我国的义务兵役制度、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合称“三项制度”）相继建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确定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此仍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担心战时后备兵源不足。彭德怀一直惦记着这件事。1955年9月，他在视察广东边防时，南澳岛守备团团长汇报说，岛上原本兵力不足，但这里有很多民兵，平时对他们进行训练，需要时就能参加作战，从而解决了兵源不足问题。彭德怀由此得到启发：把民兵和预备役合而为一。经过充分酝酿，他在1957年的军委会上提出“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批示“同意”。1958年3月，他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认可，争议了3年之久的义务兵役制从此被固定下来。

　　1955年，军队薪金制度开始实行。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彭德怀一直在观察各方反应，考虑薪金标准是否合理。1957年，他发现，军队中最高薪金和最低薪金过于悬殊，不利于发扬上下一致的光荣传统，便决定从正师级到军委副主席，每级都不同程度地降低薪金。他将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月薪，从450元降到了400元，两年后又从400元降为360元。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考虑取消薪金制，恢复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但彭德怀几经考虑，认为“实行一种制度主要考虑它能不能促进社会发展”。于是，薪金制被坚持下来。

　　彭德怀还力倡实行军衔制。在国防部会议和军委会议上，他讲到一个故事：“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往来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时，志愿军在朝鲜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这种状况往后不能一直这样。”1955年，军衔制度开始实施。

　　“三项制度”的相继实行，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起点”，使我国的国防建设逐渐步入了正轨。

　　“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彭德怀深知科学对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因而十分重视军事科学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

　　1955年5月，彭德怀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东欧。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动问他想参观些什么。彭德怀提出想参观海军。赫鲁晓夫说，对中国同志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可以去看看核潜艇。彭德怀到达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舰队驻地后，舰队司令满口答应第二天就参观核潜艇，可第二天早晨又说“核潜艇已出海”。经交涉，苏联方面说可以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看，但到了那里，又说黑海舰队没有核潜艇……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回国后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提议尽快发展我国的核能事业。

　　此后，彭德怀经常把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请到家里，为自己讲课。他接受钱三强的建议，决定先建一个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加速器，为研制原子弹准备条件。

　　1957年6月15日，天还没亮，彭德怀就起床去参观中国人自己建成的原子反应堆。技术人员把他领到一个水泥浇铸的筒形建筑前，说：“这就是原子反应堆的心脏部分。”

　　“好家伙，像座碉堡！”彭德怀乐呵呵的。

　　“现在还没有封口，可以看到内部，封口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得通过仪器观察。请彭总看看。”

　　彭德怀说：“技术上的事，我是外行。我只说两件事：一是对废料、废液一定要严格处置，绝不要造成环境污染；二是一定要加强防护，保证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这次参观，让彭德怀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反应堆，这是个好的开端。有了它，以后就会有我们自己的火箭、导弹和核潜艇，再也不用去看人家的了！”

　　但是，彭德怀最终没能看到研制出的核武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受到错误批判，从此离开军委和国防部。“文革”中，他受到残酷的批斗。即便如此，他仍然为祖国军事科技的飞跃激动不已。1964年10月，他在广播中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1970年4月，他又听到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但1971年中国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交付使用的消息，因未对外公布，他到1974年11月去世时都不知道。在临终遗言中，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念念不忘：“我国的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善，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彭德怀传》）

　　怀仁堂力挽狂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这份文件还有一项引人瞩目的内容：“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只是风云突变的开始。同年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的两份文件，一个是《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通知》，另一个是《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底，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就要行动了，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在西山住处，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法。

　　此时，被宣布“生病”的叶剑英，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没有被免去，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军队的指挥权。

　　考虑成熟后，叶剑英找到华国锋，商讨处理“四人帮”的办法。他提议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然后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对此表示赞同。

　　10月6日，叶剑英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下午3点30分，他接到了电话通知：晚上8点，政治局在怀仁堂开常委会，审议《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方案，要求提前1小时到。

　　7点整，叶剑英乘坐的黑色红旗轿车，准时在怀仁堂门前停下。他走下车，对随员说：“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华国锋几乎同时到达。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则带着警卫隐蔽在屏风后，以防任何突然变故。

　　7点55分，王洪文刚走进怀仁堂的大门，几名警卫就向他走来。王洪文一看不妙，立刻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但话音未落，他就被制服，带进了正厅。华国锋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和对他实施隔离审查的决定。随后，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也一一被制服。

　　当晚9点，叶剑英和华国锋召见耿飚，让他带一个营去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中共中央在叶剑英的住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时，天色已是微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不避讳“穷家底”

　　徐向前在很多场合说过，他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国防部长了，希望早一天交班。但当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还需要他。

　　1980年3月，邓小平把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徐向前——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大大小小会议上，各大军区的将领们围绕军队“消肿”问题，各抒己见，如同一群医生给一个重病号会诊，开出了许多药方。3月11日，徐向前对这些会议作了总结：“在座的都是老同志，60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都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儿……军队现代化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打起仗来军队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搞不好，你来我不来，自己打自己，有东西送不上去，相互联络不上。我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有些要做研究，有些也可以做些试验。”

　　作为国防部长，徐向前还要承担繁重的外事工作。1980年8月，他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纳西·皮劳斯的采访。很多人担忧，这名记者到过许多国家，爱钻空子，更何况西方总是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谁料，徐向前一见到皮劳斯，就对他直言：“我国虽然很大，但人口多，很穷，非常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这种毫不避讳“穷家底”的态度，让皮劳斯很惊讶，也很感动。最后，他问：“我很想听听国防部长对战争持何种态度？”徐向前说：“我们一向主张和平，主张国与国通过协商，平等地解决相互分歧。我们的原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两次发火

　　在国防部长任上，徐向前两次发火的事，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难忘。

　　一次，徐向前从内参上看到一条消息：在昆明街头，一位残疾军人佩戴着勋章讨饭。这让他十分难过。之前，他已听到不少反映：一些残疾军人的生活条件很差；一些烈士家属得到的抚恤金，还抵不上一头牛的价钱；有些地方的烈士家属甚至领不到抚恤金。每次得知这样的情况时，他总是感到难过。一次他愤怒地说：“战士战死还抵不上一头牛，这是什么政策？”于是，他特意让总参谋长杨得志向中央书记处“提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安排好残疾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建议国务院拨专款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次，徐向前看到一份简报上说，部队的后勤干部反映，他们的工作“低人一等”。他找来后勤部长洪学智，问：“你说后勤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啊？”洪学智是徐向前的老部下，一听徐帅的话，便像当年一样直来直去：“徐帅，我这个部长是挨骂的呀！”

　　徐向前一笑：“有人敢骂，好，说明你还民主嘛。”

　　洪学智又说：“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确实感到有点低人一等。”

　　徐向前说：“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低，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

　　此次谈话后不久，徐向前专门开了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做了《后勤工作是决定战争命运的大问题》的讲话。这给了后勤干部们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对老百姓的疾苦，徐向前同样非常关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几位来北京开会的大别山区县委书记，特意前来拜访徐帅。徐向前问：“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一问，顿时让气氛冷了下来。沉默了好长时间后，一位年轻人壮着胆子说：“徐帅，您还记得七里坪吧？”徐向前点点头。他怎么能忘记，那是大别山下黄安县的一个区。在那里，他指挥过黄安战役，还负过伤。

　　“我陪新华社记者到七里坪做过访问。”年轻人接着说，“那里有些人家，每人只有一条裤子，想要洗洗，都没有换的。有一家姓王的，7口人只有6个碗……”

　　“什么？”徐向前站起身，表情凝重地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

　　送走客人后，徐向前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即着手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建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到井冈山、大别山、陕北等经济落后的老区，进行系列调查，研究尽快改变当地面貌的措施。给中央的报告发出后不久，他的生日到了，家人要给他做寿。徐向前生气地说：“做什么寿啊！不要忘了，有一家7口人只有6个碗呀！”从此，每逢他过生日，家人、工作人员陪他照张相，就算是“祝寿”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徐向前元帅》）

　　组建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

　　耿莹告诉记者，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

　　“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特种警察部队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

　　10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武汉军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

　　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1982年7月25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父亲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耿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