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是什么样的组织？它到底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的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白莲花是在黄飞鸿系列电影里。在电影中，白莲花绝对是反派的存在，这也暗含着白莲花的本性。白莲教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它对人的影响不只是电影里那么低调。其实白莲教是从唐朝开始有记载的。毕竟唐朝是相当开放的，但是到了清朝，白莲教完全成了清政府的敌对势力，教会内部的分支更多。白莲教是如何组织的？让我们为大家揭示白莲花背后的真相。

白莲花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陌生。除了武侠小说里那些厉害的门派，就是历史书角落里的跑龙套。但他们在历史中的存在感远远强于教科书所能给的空间。像清代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在历史上频频出现。特别是在制度极其僵化的明朝，白莲教逃离大陆，成为边境的威胁达数十年之久。

现在一般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佛教兴盛的北宋，但这些看似供奉弥勒佛的小团体，其实来源很多。他们的信仰体系不仅起源于北宋之前，而且远在佛教出现之前。

弥勒的原型其实是密陀罗，一个来自内亚的祆教神。作为一种出现在文字记载之前的宗教制度，它一直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和变化。古代印欧人崇拜密特拉，驾战车征服印度的时候。印度教逐渐出现了新的形象。以至于在后来的佛教中，有了弥勒佛的进一步转化。

米特拉对西方的信仰也影响了欧洲。首先，在小亚细亚等地，他们与希腊神话的太阳神阿波罗结合，成为太阳神的新象征。然后一路向西，以原始狮子形象和善战的名义，就成了罗马军团士兵的共同信仰。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前，密特拉在罗马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结果，密特拉在被基督教取代后，继续活跃在大天使米迦勒的形象中。

在古典时代晚期——中世纪早期的波斯，由最初的祆教脱胎而来的摩尼教再次诞生。这种结合了部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的“波斯异端”，向东发展，从西亚一路蔓延到东亚。他们也把米特拉作为主神之一，逐渐与佛教建立了联系。以至于隋唐时期的东亚人分不清两者的严格区别。米特拉和弥勒也在东方完成了主题和头像的融合。

摩尼教在中亚受到伊斯兰教攻击后，在东亚受到唐朝佛教运动的重创。但作为一个组织体系相对完整的教派，它仍然分散在民间，并继续蔓延。到了宋代，摩尼教虽然不在台面上，但也是民间最流行的教派之一。太阳神的最初象征逐渐被印度莲花取代，米特拉的形象完全融入弥勒。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来自印度的佛教。最后以白莲花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政府的不断打压和佛教派别的不断攻击，已经本土化的白莲教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许多事件。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有他们大力协助的因素。底层有一大批人因为生活的艰辛而倒在弥勒之下，很难被政府彻底消灭。

元朝统一长江南北后，白莲教的地位并没有提高。一方面，继续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上层社会对此不屑一顾；另一方面，是当地儒家家庭本能的敌意。所以白莲教还是局限于底层人群，发展维度非常有限。但也利用了南北交通的联动，这个在江南脱胎换骨的小门派一路走到了北方的各个地方。

元末，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大规模瘟疫摧毁了整个王朝脆弱的基础。以底层人民为主的白莲教社会，自然就出现在动荡不安的造反派中间。他们以命令的形式加入了著名的红巾军。最后，朱元璋被辅佐在江南立足。几百年后，这段旅程也启发了金庸，他写下了《倚天屠龙记》。

被严重清算

使用白莲教的朱元璋很快就把他们杀了

但是，就像以前的统治者一样，当权的朱元璋很难不害怕有一个自组织的白莲教。尤其是这些邪教在民间发展了几百年，很难不与朱元璋的高压控制思想相矛盾。所以当他开始东征苏州时，就已经下达了进攻和取缔白莲教的命令。

新明王朝基本占领长城以南地区后，白莲教在当时都城所在的江南地区受到严重镇压。相反，它位于边境地区的北部，并且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山西，山多，一大批早就接受了内雅教影响的人，很容易就能接受同出一源的白莲。元末明初，北方战争基本以山西为核心展开。战争的破坏和明朝绝妙的经济政策让更多的人陷入贫困。白莲花的潜在市场也在逐渐增加。

15世纪初，朱迪的叛乱引发了一场克服困难的大规模战斗。虽然战争基本上是从燕京直接到江淮的运河流域开始的，但曾经影响到山西、河南等地。逃离战争的人们大量逃到附近的省份。许多脱离魏制的无地军属也不知不觉进入山西、直隶，再次扩大了白莲教的规模。对此无可奈何的明廷，只能怪王无知，容易被“妖人”煽动。

更糟糕的情况来自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其中，在山西，灾情变得尤为严重。当地生产方式多样化的农民到明朝被迫采用单一的生产方式，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低到最低。很多人铤而走险，开始与边境另一边的蒙古人进行走私贸易。白莲花集团的组织合作能力正好满足了走私集团的需求。

于是，山西的这些白莲教团就成了北疆的主要走私势力，他们后来就是晋商集团的名祖。像东南沿海的私营海商，必须与内地官宦家庭保持联系，形成了维持地区经济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种情况在整个15世纪后期加剧了。当时粤浙沿海的商人在当地官员的保护下外出贸易。在山西，许多安百里基督徒也通过海关与掌握北亚贸易路线的蒙古人进行贸易。

更讽刺的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走私集团在同一时期也受到了批评。新继位的嘉靖皇帝是一个非常重视权力和控制的君主。他身边的主要谋士基本都是最正统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对这个地方有着天然的不信任。首先，他们跟随屯门海战的冲突，以驱逐葡萄牙人的名义重组广州沿海地区。然后以余姚血案为契机，双屿岛和浙江沿海几个海商集团被淘汰。类似的模式也发生在山西。

1545年，山西地方宗室朱崇卓因被定罪而被剥夺爵位。因不满被当地封为“代昭王”的朱，没有向朝廷求情，决定发动叛乱。他除了能调动的少量兵力外，还向关外的土默特蒙古人求助，同意攻打重要的边境城镇大同。

来自颍州的白莲教领袖罗廷熙也积极参与了这场叛乱。虽然叛乱很快被明军镇压，蒙古骑兵来去匆匆，但嘉靖朝臣开始关注山西边境的局势。在又一轮高压清洗后，许多安百里基督徒决定逃离，并在长城以北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他们以自己的小邪教为核心，还吸收了一部分不堪明朝剥削的农民，透过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长城防线看过去。控制了莫南和河套大部分地区的土默特蒙古人是他们后来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长城以北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是贫瘠的荒地。丰州离大同不远，水生植物丰富，适合农业生产。早在辽金时期，当地就是控制南方草原的重要城镇。蒙古帝国崩溃后，这里的城市被废弃，只有很少的人口存在。以白莲教为首的跨境团以这个地方为立足点。在蒙古王公阿勒坦汗的保护下，他们开始在这里进行历史性的开发。

短短几年间，山西共有一万个白莲教团逃到了丰州。他们以原有的独立秩序为单位，开始在当地修筑堡垒，殖民田地。除他们之外，还有40，000多名非白莲花信仰的普通难民。一些邻近的蒙古牧民也选择住在人口约2000的新兴城市附近。这座没有中心的大城市成为当时蒙古南部和明朝北部最有活力的地方。其地位类似于浙江舟山的双屿岛。

在山西不断遭受灾害的同时，周边的河套、莫南也容易发生气候灾害。当地图穆特蒙古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由于明朝的建立和锁国制度，他们很难像过去那样轻松地与大陆进行贸易。这对蒙古经济打击很大。此外，陆上丝绸之路正处于不可逆转的衰退之中，来自内亚腹地的商队数量大幅减少。日益贫瘠的草原也陷入了各方争夺稀缺资源的战场。可以说，在白墙以北的草原上，生活绝非易事。

然而，在安百里基督徒和许多逃难的难民眼中，丰州是他们的天堂。明朝摆脱各级官员的控制和剥削后，他们的生产收入大部分留作自用。除了基本口粮，还可以参与长城以北的走私贸易。粮食不仅会卖给蒙古人，还会运到大陆去卖。依托过去建立的地下贸易网络，其他各种商品也通过他们的手分布在白墙南北。

图穆特蒙古人也很重视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就给了大量的牧群，以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后来，阿尔坦汗进一步赋予他们重任，让安百里人充当自己的顾问、间谍和贸易代理人。通过这些在丰州的内陆难民，莫南蒙古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安百里基督徒甚至带了大量药材和稀缺的医务人员到当地，以大汗的名义偷偷去长城以南采购。

当然，对于蒙古人来说，丰州白莲教是有军事意义的。这些人来自内地各行各业，可以帮助蒙古人在内地制造各种武器，提供特定的地理信息。因为他们是在骑士团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以这些白莲教团也可以组织单独的部队来帮助蒙古人作战。

在奉州安百里基督徒的帮助下，土默特蒙古人迅速进攻明朝边境。他们希望迫使明朝开放边境市场，重建长城南北的经济活动。这也使他们与安百里基督徒一起成为明朝中叶最大的边境问题的根源。

1550年庚戌之变，是在白莲教的帮助下，图木特蒙古人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从鄂尔多斯草原南下，号称有十万骑兵，山西边境的大同首当其冲。当地的将兵秋銮与白莲教取得联系，向阿勒坦可汗送去贡品。蒙古军随后直接放过大同，从古北口、通州向东逼近北京。

嘉靖皇帝命令京师大军列队上阵，却发现花名册大军中很多人根本不存在。剩下的火速出战的部队也在北京附近被凶猛的蒙古军击败。至于他的部队来自其他地区，他们仍然在路上慢慢行走。但蒙古人的目的是逼明朝打开市场，而不是真正占领领土。于是当嘉靖帝态度软化，入侵者匆匆赶回。这场险些导致第二座土木堡变动的闹剧，以明朝的门告终。

第二年，大同的马市终于开张了。阿勒坦汗甚至还捐了一匹好马给嘉靖皇帝，希望能缓和对立情绪。但是基层的鸡和鸭说话，很快马市就被明朝在1552年关闭了。朝贡蒙古人的丘鸾也被曝光了。

明朝人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丰州地区的白莲教，帮助蒙古人探索长城以内的地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击。1560年，3000名边防部队突袭了丰州的一个安百里营地。由于夏季蒙古军队大量北上，留守部队近千人。然而明军砍下83头后迅速撤退。烧毁的营地只是当地社区的冰山一角，根本动摇不了白莲花集团的地位。

发现明军来之不易，开始拿财物作为诱惑，劝降当地封州。然而，除了一小部分在内斗中挣扎的人，很少有安百里基督徒选择回归。对几个首领的重赏也让蒙古人返还了几个没用的骗子，得到了明朝的银奖。

随着凤州白莲教团的壮大，他们继续鼓励蒙古人南下山西等地，将明朝军队驱逐出当地。1567年，嘉靖末年，白莲教领袖之一赵全为阿勒坦可汗制定了详细的计划。6万蒙古白莲教军分四路进入山西。当地明军无力抵抗，在战场上被击败。只能靠城墙防御来保护自己。土默特蒙古人随后围攻石州，依靠白莲教建造的攻城武器破门而入。许多周边地区也遭到抢劫和袭击。山西明朝的防御体系一下子就被摧毁了。

赵权也鼓励蒙古人占领他们征服的要塞，但他们放弃了，因为蒙古人没有余力和野心。后来他自己成了蒙古和大明讲和时的筹码，被送到大陆处死。头部向前九侧扩散。但如果不是嘉靖皇帝在这一年去世，这种恶劣的形式可能真的会迫使蒙古人下定决心占领山西。

也是在1567年，随着嘉靖皇帝的去世和隆庆皇帝的继承，明朝的政策发生了许多灵活的变化。与固执己见的父亲相比，隆庆在看待实际问题时并不把高压目的和僵化的道德观作为唯一的指标。

今天，当我们回顾他短暂的统治时，我们发现几乎同样的两次和解是在明朝的南北边境完成的:

隆庆选择了著名的海上商业集团和南方敌人的交换行动。以原来海商聚集的月港为重点，不再完全禁止当地人参与对外贸易。同时，在澳门居住了十几年的葡萄牙人也允许继续沿海居住。

对于北方的蒙古人和白莲花，隆庆也从实际出发，发起了怀柔行动。首先，他们同意与蒙古人进行贸易，并在大同、北京等11个地方开设了贸易门。这样，长城两端的货物才能顺畅流通。作为回报，蒙古人很快停止了对明朝边境的骚扰。双方持续不断的冲突，转化为十几年的和平安宁。连明军用来修边境工事的木材都是从蒙古这边来的。

至于丰州的白莲教团，他们也受到了比以前更慷慨的对待。受到当地剧情的启发，一部分人接受了条件，回到了内地。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留在长城外，再也不回明朝的控制区。他们也可以作为中间人继续参与长城南北之间的贸易活动。隆庆和阿尔坦汗之间的谈判和贸易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威胁。

这些措施其实都是一种模式。即通过分析事物的客观规律，以一种大家都能获利的方式解决过去的纠纷。无论对手是不服朝廷控制的乌合之众，还是与明朝结仇的蒙古部落，还是同样以自己为荣的西方人。所有这种触及人心本性的约定，都能有好的结果。

澳门在葡萄牙语中已经成为远东的海上中转站。丰州已经成为蒙古人和白莲花之间大陆和内蒙的重要贸易节点。阿勒坦汗甚至留在当地，让人模仿元大都的布局结构，修建宫殿和新城镇。

在香港最终崛起之前，隆庆时期形成的两座“法外城市”支撑着明朝南北经济。前者仍是远东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后者已成为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