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再强调爱民的湘军 为什么一再强调爱民的湘军 却干出了不断屠杀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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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曾国藩传记最让人犯迷糊的一件事就是，曾国藩明明以保境安民、忠孝仁义而起兵。可湘军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是一个屠杀成性的一支军队。那么湘军是不是就是以爱民为幌子，行劫掠百姓之实的军队呢？ 我们看看，湘军起兵之后，曾国藩写出了湘军那首着名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此首歌影响后世之大。据说，我军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源自于此歌。 湘军的杀掠 湘军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安庆大屠杀和天京大屠杀，这两次屠杀就连湘军自己内部的人都觉得极为的残忍。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他的《能静居日记》中记录：「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有九皆老者。其幼害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哀嚎之声达于四远.....” 可见确实到了一种骇人听闻的地步。 ”湘军之父「 ”罗泽南 那是曾国藩本人是一个一向残暴不仁的人吗？ 如果这样的话，无法解释曾国藩在战后又是一再为民请命，治理地方的行为。更谈不上后来被尊为所谓圣人的说法？ 如果曾国藩是一个太平时期的官吏，就如同后期治理两江、直隶之时，其为民请命、珍惜民力，注意审视每一个涉及百姓的案例，又不得不不承认其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好官。 但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 湘军 湘军前期的成军思路与行为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儒家大家和理学家信条为处身之道的人，绝不会随便做出有违圣人之「 ”仁义”之教条。 这从虞允文、王阳明、于谦等人的先例可以看出儒家治军有着深刻爱民的烙印。 从曾国藩建立湘军之始，曾国藩看到那些祸害地方的绿营与八旗兵深以为耻，甚至说：「 ”求归伍一概不收。并请将溃败余兵 尽行裁撤” 所以曾国藩建军时，以忠义爱民，理学治军为要义组建湘军，委任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蓉一大批儒生将领带兵。 而且同是湘军创建人的胡林翼再三重申军纪，「 ”至于营规以讲究墙垒、濠卡、队伍为第一义，禁洋烟、赌博、擅出入、扰居民亦最要”。 尤其是罗泽南很重视军队纪律的整治，他带的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再加上战余时的讲经论道，使军队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从这一点看，曾、胡、罗等人治军的初衷不可谓不爱民。 湘军创始人之一的胡林翼 湘军屠杀的轨迹其实是有迹可寻的。 从1853年起兵到1858年，前5年间，基本没有太多的劣迹，可以说部队的纪律不要说好于一般的绿营，就是比太平军也要好很多。 在此期间，一批违规将弁被依法惩处。 咸丰七年。湘军何绍彩部的兵勇在蕲州一带扰民，胡林翼就曾严词申饬： 「 ”我军既不能杀贼以保民，已属无地自容，又滋扰地方，更复何颜见人”。 咸丰十年三月，长胜营花翎补用守备李万年「 ”在乡诈索银钱不遂，绑拷绅民”，被军前正法！同时，胡林翼对一些遵守纪律的将领则给予嘉奖。咸丰六年十一月，水师营官王明山将所缴获太平军的船只、器皿交公。胡林翼当即奏请咸丰帝对王明山「 ”赏给二品，封典两代”。 最典型的是，1857年湘军再克武昌，主将罗泽南阵亡于武昌城下。罗泽南为继任主将李续宾及各营官之师长，诸位将领愤恨之情是可想而知，而且此时欠饷也达到四个月之久。 然而破城时却未发生泄愤屠城、掳掠的暴行。 湘军炮队 但自此开始，湘军的军纪败坏就逐渐出现，1858年李续宾围攻九江后，屠城。而接下来的说是1861年攻克安庆，又一次大屠杀，到天京陷落之时达到顶峰状态。 那为什么到了此时湘军的军纪开始出现败坏呢？ 第一，罗泽东等儒生将领之死为节点，湘军的书生掌兵在后期已沦为形式。 湘军初期的官兵意识形态教育难以为继。 曾国藩所倡导的「 ”诸生+山农”的领兵形式已难以持续，就意味着湘军的意识形态之教训开始崩溃，尤其从鲍超、曾国荃等人掌兵权之后。 罗泽南部营官将领的身份 罗泽南，为湖南湘乡理学大家，1856年战死于武昌城下。 李续宜部将领身份 李续宜为李续宾之弟，为1858年李续宾战死后，接任其职务。 鲍超部营官将领的身份表 以上三表可见，从罗泽南、李续宾战死之后，大量的诸生相继阵亡，湘军的主要将领已成为行伍出身的将士。表二中，罗泽南余部之李续宜部还尚好，以武童生为将领。 但到了鲍超部时，基本以行伍出身人将官占了绝大部分。而恰恰鲍超部就是湘军军纪最差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罗泽南等诸生均是受过严格儒家教育的理学家，行伍出身之人当然对于军纪的控制，远不如前期罗泽南等诸生，随着战争不断深入、时间的跨度、性质之残酷。湘军的军纪教育与约束力越来越弱。 而另一方面，彭玉麟、杨载福所带的水师由于遭受的损失较微，就明显军纪要好很多。彭玉麟本人对于曾国荃部队的抢掠滥杀则大为不满，曾两次告到曾国藩处。 湘军「 ”诸生带山农”的组织结构及意识形态体制已基本维持不下去。 曾国荃 其二、湘军高层对于太平军「 ”老兄弟”的剿杀政策因素。 广西出身从军的太平军因受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信爷的影响最深，被称为「 ”老兄弟”。此部分人极为深信天王、天国的信仰，极聚凝聚力，即使成为俘虏或打散，归后又可四处号召，带人投归太平军，重新成为主力。 这一点对于湘军而言，也是曾国藩等人极为忌惮的一点。 从九江、安庆、天京三次大屠杀也可以看出，这三座城池都是广西老弟兄集中之处。在安庆集贤关大战中，刘琳部所率4000老弟兄，英勇善战，战斗力极强，给鲍超部打击甚重。 在安庆之战中，叶芸来所部1万6千人，坚守达二年时间，直至弹尽粮绝，导到曾国荃部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战后，曾国荃将被俘老弟兄几乎全部被杀。 这一点不惟曾国藩如此，连左宗棠也是如此，在1865年后，左宗棠在广东大埔剿杀汪海洋余部，曾将投降的太平军一次斩杀一千余人，其中明确记载甄别后太平军两广出身的18名将官秦三芸、郭扬维等人一律杀害。 太平军与湘军剧照 第三：与曾国藩个人的认识。对待「 ”贼”与「 ”贼民”是不加区分诛杀。 从他个人的认识角度，贼与贼民是一个概念。他个人深信「 ”治乱世、用重典”的法则，用他自已的话来说就是「 ”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 长沙练兵期间，曾国藩奏请咸丰成立审案局，可不经审讯即就地正法，造成很多被疑群众被无辜杀害，这一时期就被人称「 ”曾剃头”。 实际上这期间，曾国藩虽然错杀许多人，但并没有大规模的嗜杀。这个外号显然是那么权力被侵夺的湖南官员所强加之嫌。 但曾国藩本人也是生性残忍，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在安庆战后，曾国荃觉得杀人太多，而曾国藩闻知鼓励弟弟曾国荃「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 在天京围城期间，由于太平天国不断的放老弱病残出城觅食，得知此情况的曾国藩又致信曾国荃不得让天京城的老百姓出城，否则格杀无论，目的就是消耗掉天京城的粮食，促成天京内乱。 可见曾国藩人性中生性残忍的一面。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 第四、湘军的军饷不足，用以抢掠来进行弥补。 湘军的精兵政策源于军饷与人力之不足 湘军从1852年开始办团练，到1864年攻陷天京，曾国藩直接指挥12万人，但后者真正能投入一线作战的兵力可能只有7万人左右，后勤人员战友比高达40%以上。 湘军一直规模不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后勤问题，湘军初创时仅1.7万人，其中水陆军各5000多人，其余为后勤人员，在1858年三河镇之役后，湘军悍将李续宾约6000人被歼，竟然让胡林翼哀叹「 ”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这一战差不多消耗湘军三分之一的兵力。 后期的兵员招募就更不能秉持前期的精选制度，更多的「 ”老兵油子”充入湘军。 直到天京围城的顶峰时期，曾国荃的湘军仍不过5万人马。 高薪政策难以为继，默许士兵劫掠 从1858年，开始曾国藩闭关重生之后，曾国藩对于军纪的约束就大加降低，抱着经世济用心态的曾国藩的第一目的就是平定大乱，作为军纪维持也不再过于强调。 即使如此精兵政策，曾国藩的高薪养兵仍然是难以持续，1861年，安庆破城前，欠饷已很严重。 「 ”军饷已欠六个月，日夜焦灼，无术可济”。军中甚至出现官兵索饷哗变的情况： 「 ”守备徐步鳌持刀索饷，尹中钰、潘中和、严正兴等。歃血要盟，闹索额粮”。 曾国藩战略图 安庆破城后，曾国藩欲犒劳曾国荃部白银一万两，居然难以凑齐，到了向曾国荃私下借钱的地步。所以在安庆城破之时，曾国藩默许曾国荃可以在安庆城内抢掠以维持部队稳定。 在攻下天京之后，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诉苦：「 ”兵勇十万，钦饷已逾五百余万两，若不急筹遣撤……后患无穷！” 所以，曾国藩为什么要裁撤湘军，不仅仅是出于朝廷的压力，也是出于对于湘军的暮气沉沉，只为钱财而战的不满。最后促使曾国藩做出「 ”撤湘保淮”的决策。 诸多因素导致湘军军纪败坏 曾国藩以保「 ”中华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籍”作为以卫吾道的出发点，成立湘军。但在战争的残酷中。随着书生与山农体制的解体，湘军军饷严重不足，对于太平天国这种类宗教性军队的简单粗暴式处理，其中包括曾国藩本人内心的残忍因素。 以「 ”保境安民”为已任的湘军，初期确实是能够保持良好的军纪，但随着战事的深入与长期化，湘军却越来越走向他所倡导的反面，也是历史的一个讽刺。 湘军装备 曾国藩本人到后期的认识，也逐渐让他有所感悟。 尤其是苏州杀降之事。由于英国人戈登参与苏州八王投降的担保，戈登「 ”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甚至带枪直闯李鸿章大营要与李鸿章决斗，后来直接到被杀的纳王府中守卫其家属。 李鸿章对他进行多番安抚，他仍然持保留意见，拒绝接收朝廷赏给他的一万两银子，他在朝廷的褒奖令背面写了一段话：「 ”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令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意想不到，一个杀降事件几乎引起戈登及外国人如此之大的反应。 虽然曾国藩本人是支持李鸿章杀降的，但后来也对于戈登的行为与处世原则也表示赞赏。 《投名状》电影中反映的苏州杀降事件 曾国藩、李鸿章此时也模糊的意识到也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一种差别。 据说，后来李鸿章访问德国与俾斯麦会谈时，谈及过去的内战功业，俾斯麦就有点淡淡的说「 ”我们德国人从来不以杀害自已同胞为荣”，李鸿章也许感到有所触动。 曾国藩还注意到戈登带领的军队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秋毫无犯。而且戈登治军行军时走在队伍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 俾斯麦与李鸿章 李鸿章在后期才逐步发现，现代的军事体制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带兵方式。他相继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与北洋水师学堂等近代意义的军事院校，可以说作为淮军近代化改造的一种探索。 直到民国初年，才有真正的军事院校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等培养军队的方式，走上近代化军队构建模式，以稳定的意识形态实现对于军队战斗力与军纪的保障。 1886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 所以，首现我们要认识到湘军并非一开始就是滥杀的军队，而是一个逐步变质的一个过程。 很明显，曾国藩的湘军「 ”诸生带山农”的机制不能解决中国古代兵制的办法，依靠儒家思想治军注定也难以为继。湘军的军纪废驰就很明显的反映了这一点。 这也是湘军包括之后的继承者淮军注定被时代淘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