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当年中国为什么“穷大方” 周恩来外交：当年中国为什么“穷大方”

周恩来外交:中国当年为什么“穷而慷慨”？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一下！

五十五年前的今天，从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访问了阿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等14个国家，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与亚非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有人曾这样评价周恩来:“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仅交了朋友，而且战胜了对手。他死后，全世界都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们唱反调。这确实很少见。”

周恩来总理掌管新中国外交达26年之久。在他去世之前，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外交思想仍然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工作。那些关于周总理外交智慧和艺术的短篇小说比比皆是。

回顾周恩来的外交遗产，重温周恩来的外交足迹，不仅是为了纪念周恩来总理，也是为了向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学习。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政府工作报告》，说:“在此期间，我们还节约了资金和物资，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据估计，到1964年底，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总额为66.7亿元人民币，其中1961年至1964年支出35.5亿元人民币，占53%。”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为什么中国在还很困难的时候，还要“穷且大方”？事实上，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决策者，周恩来对新中国的对外援助有着外交上的全盘考虑。

反复讨论提出了“外援八项原则”

谈到中国的对外援助，最著名的政策是周恩来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十个非洲国家时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发现非洲国家普遍因为贫穷而接受外援，而美苏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实际上是企图以经济援助的名义控制非洲国家，使非洲国家的经济继续单一。中国的援助如何区别于美苏等国？如何通过经济技术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如何表明援助是平等的？需要新的解释。有鉴于此，周恩来在访问加纳期间提出并在抵达马里后正式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不把这种援助视为单方面的馈赠，而是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向外国提供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从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经济援助，必要时延长还款期限，尽量减轻受援国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目的不是使受援国依赖中国，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自主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让受援国政府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最优质的设备和材料，并根据国际市场价格进行谈判。如果中国政府提供的设备和材料不符合约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予以退还；

第七，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时，都保证受援国的人员能够充分掌握这项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往受援国帮助建设的专家享受与本国专家同等的物质待遇，不允许有特殊要求或享受。

周恩来提出八项原则后，广泛征求了非洲国家的意见。在马里，鉴于中国当时对马里工农业项目的大量援助，周恩来强调，八项原则的宗旨是尊重主权国家，发展国民经济，不干涉内政。凯塔表示完全同意八项原则，这些原则已正式列入两国联合公报。

陪同访问的国务院外办主任说，周总理在访问期间总结了八项原则。经过与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反复考虑和讨论。这八项原则充满了他与非洲朋友交换意见的结晶，总结了我们过去接受其他国家援助的个人经验和教训，赋予中国与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经济内涵，不仅指导了新中国前30年的对外援助工作，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发展贡献了有益的思想养分。

截至1976年，中国已向55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额为37.5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西方可以修复，中国乐于见到；如果西方不修复，中国必须修复。”

新中国最著名的援外项目是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正是这条铁路使非洲国家认识到中国对外援助的无私，赢得了非洲朋友对中国的坚定支持，加快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

独立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向世界银行、联合国、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家寻求援助，希望帮助修建铁路，但均告失败。极度失望之下，坦桑尼亚试探性地请求中国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为此，周恩来经过广泛调研，向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表明了态度。他说:毫无疑问，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至于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诚地同意帮助建设它，而不是一场虚假的政治游戏。

1965年2月17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前两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3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要有帮助非洲兄弟建设的精神，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当尼雷尔提出坦赞铁路问题时，周恩来和其他人欣然同意了这一要求。当我听说中国承诺修建坦赞铁路时，尼雷尔激动地说:“当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你不回答我我就不能呼吸！”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攻击下，尼雷尔对接受中国援助修建坦赞铁路犹豫不决，称如果可能，坦赞铁路仍将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在这方面，周恩来明确表示，如果西方国家能够真正修复它，中国将很高兴看到它成功。西方不修，中国就修。如果他们中途停修，中国会继续修。鉴于历史上帝国主义总是对援助附加政治条件，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没有任何援助和贷款的特权和政治条件”，“我们没有强加于人”。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周恩来公布了中国支持坦赞铁路建设的目的:“因为这是支持非洲民族独立、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巩固民族独立。”

中国的坦率会见使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最终下定决心建设坦赞铁路。事实证明，中国对坦赞铁路的援助赢得了非洲国家坚定而真诚的政治支持。在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开通10周年庆典上，尼雷尔总统说:“这种感激之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卡翁达总统还坦率地说，建设这条“伟大的自由之路”是中国与该地区各国“深入真诚合作的伟大见证”。

对外援助工作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效合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遗余力地援助亚非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革命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知恩图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强调中国的国际义务。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关键国家。为了巩固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统一战线，中国不仅援助了价值7000多万元的物资，还在政治上拖延了与法国建交。当一位非洲领导人对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时，周恩来说:谁告诉我们先赢，谁告诉我们是大国？先赢的大国有义务帮助后赢的小国。在这方面，周恩来解释说:“出于同样原因遭受的灾难和出于同样目的的斗争使亚非国家的人民很容易相互理解，长期以来一直相互深切同情和关心。”“当我们可以自由地站起来寻找友谊时，我们自然会对陷入困境的兄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历史感，我们应该永远珍惜。”中国的支持得到了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赞扬。几内亚总统塞库·杜尔曾经说过:“几内亚没有一个人不满意你的援助。”

外援是该国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新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为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围困和封锁，确立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中国实施了“反对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国家战略。在双方交战的形势下，“团结亚非拉美”成为中国极其重要的战略目标。外援已经成为中国接触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手段。在此期间，周恩来提出“三五”计划的五大方向中，“外援”是仅次于农业和国防的第三优先。

为什么要这么做？周恩来在访问亚非欧14国的报告中说:“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对于我们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争夺中间地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物质援助，没有物质是不行的。”鉴于对中国援助的一些误解，周恩来特别批评穷国应该有穷朋友，帮助别人对双方都有利。

事实上，中国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对外援助工作有效地配合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使中国在同时面临美国和苏联两大威胁的情况下开辟了新的外交局面，在亚非国家的支持下与联合国重新统一，进一步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推动了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三次高潮，为新中国建设和平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强调外援也要量力而行

援助亚非国家不仅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义务，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责任。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强调，“我们的援助应以我们的力量为基础”，“尽我们所能，不确定的人不会承受”。在1960年代初期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拒绝了一些国家向中国提出的许多援助请求。他在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时明确表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的援助不可能像你希望的那样多、快、大、好。在随后举行的7000人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外援问题时说:“我们必须勇于承担国际义务，同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勇于承担、尽我们的责任、勇敢是我们的抱负和义务。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明确自己做不到或者以后做不到。不要给他们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能做。”

鉴于当时的国力，周恩来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做出了总体规定，即“每年的预算中，对外援助的拨款可以占到3%左右”“文化大革命”之初，外援被视为“支援世界革命”的无偿贡献，出现了忽视国力的做法。似乎援助越多，条件越少，越“革命”。一些受援国也产生了依赖的想法，甚至要求中国直接提供外汇来偿还对西方的债务，而不是用来发展生产。为此，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意见，指出:“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做不到...今后只能适当侧重外援。”之后外援不顾国力的倾向开始被纠正。

对外援助是周恩来面对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美苏冷战的加剧而写的。正是新中国对亚非国家的道义和经济支持，使中国和亚非国家在支持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一口气、一命运、一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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