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我国历史上的人口分布状况 简述我国历史上的人口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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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结果。

在古代，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数量、分布和迁移。相反，人口条件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因此，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区域分布和迁移的变化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课题之一，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

据周瑜《国语》记载，周宣王“望太原之民”长达三十九年。

可以知道，一次人口调查是在西周晚期进行的。

秦末，刘邦入关，萧何最先收集了秦的户口本地图，“所以他知道天下有多少户口本”。

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书。

可惜秦朝以前的人口数据没有保存下来。

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是《韩曙地理志》一书，记载了西汉平元年和前二年的情况。从此以后，绝大部分的正史地理志、国家通志、地方志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的记载。

这为历史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信息。

但需要指出的是，封建王朝编制户籍的目的是为了收税和军功。因此，由于历代税收和劳动制度的差异，中央和地方统治阶级的利益矛盾，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对抗，户籍被隐瞒、遗漏、逃亡和迁移的情况并不少见。政府掌握的户籍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尽管如此，中国历史文献中保存的历代人口数字仍然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整的人口调查数据。

汉代，汉代的人口调查与户数挂钩。

口福是国家的主要收入，而胡夫被指定为列侯和冯军的收入。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元初，103县1235.6490万户，5767.1401万户。

如果以秦岭怀水为南北边界，北方人口弱4/5，南方人口强1/5。

比如按汉武帝设置的14个监区划分，户数超过一百万，户数超过五百万，包括司礼里和河南、河北、兖州、青海、徐，都位于黄河中下游，大致相当于陕西关中平原和河北淮河以北，河南和山东以及黄河下游的安徽、江苏。

总人口占全国的55%。

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居全国第一。

其次，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区、胶东半岛和沿海地区，人口密度估计在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

结果形成了两个人口密集的带状区域。

东西方向为京兆-河南-陈留-尹姬-杨珊-东海；南北方向从清河-魏军-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

这种分布明显与交通路线有关。

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优越的自然环境造成的。

西汉末年战争期间，中原人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甚至进一步向岭南地区迁徙。

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

据《后汉书·郡志》永和五年版记载，全国共有933.6665万户，4789.2413万户。

在秦岭，人口在淮河以北3/5，以南2/5。

户数过百万，户数过五百万，包括河南、荆、杨、彝。除禹州外，其他三州均位于长江流域，分别占全国的42.2%和37.26%。

可以看出，138年后，南北人口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

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四分之一，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

其中，南阳县人口从194万显著增加到244万，零陵县从14万增加到100万，长沙县从23万增加到105万，县从35万增加到166万，霸县从70万增加到108万。

由此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不仅是北方人口的南迁，也是中原王朝势力较弱的地区深入发展的结果。

除了少数县，黄河流域人口普遍减少。

从魏晋南北朝到东汉末年，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争的时期。

黄河流域屡经历冰鲜，关中地区经历董卓之乱。“长安城已尽空，皆散。2003年关中没有行人。".

“洛阳附近，无辜者和死者不可胜数”。

在从洛阳到彭城的黄淮平原上，曹操与陶谦交战后，“城中无行人”。

除了战争中的死亡，大量中原人迁移到相对稳定的地区。

三福、南阳人迁居益州。

徐州人避江东乱。

江淮之间，十多万户向东渡河。"江西是空的，但安徽在合肥以南."。

有很多士大夫甚至渡海迁徙到国家。

许多在蜀汉和吴栋政权任职的学者都来自黄河流域。

此外，许多中原人逃往幽州、辽东，甚至鲜卑。

例如，东汉末年，刘玉是幽州的一个畜牧区。"有一百多万人是绿色的，避开了黄巾."。

三国鼎立稳定后，移居辽东的往往回到故土，而移居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

之后，魏、蜀、吴三家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域的实力，用政治手段迫使民众在各自的统治中心周围流动。

比如建安末年，曹操求张鲁，进巴东、巴西二县，说服当地八万余人迁居叶、洛阳；然后曹虏，迁汉中数万人，实行长安和三福。

曹丕建都洛阳，花了冀州五万家眷来河南居住。

魏国灭蜀后，3万蜀民迁居洛阳、关中。

建安年间，吴栋孙权连续西征，定居长江中游江夏太守黄祖。他横扫数万男女，迁居江东。

刘备入蜀，带了大量荆州人。几次北伐后，他也迁居成都平原。

此外，东汉末年，北方的乌桓、鲜卑逐渐在中原定居，并在沿边诸郡传播。

3万多匈奴人定居汾水流域。

吴栋征服山区后，越人从山区迁到平原，共约10万人。

三国时期经过多年战乱，死、逃、藏的人数相当多。

所以根据西晋太康初年的户籍统计，全国只有246万户，1616万户。

黄河流域仍占56.72%，长江流域占34%。

黄河流域集中在柯吉和柯吉，占全国人口的32.12%。

中国第一个县级人口分布是河南县，曹、魏政权的都城洛阳就在这里，有11万户；其次是与河南县接壤的河内县，东吴故都丹阳县，今天河北南部与山东接壤的阳平县，以及故都成都所在的蜀县，有5万多户。

可见是三国时期人口迁徙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大乱期间，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渡过淮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此后，中原的每一次重大政治变动，如祖籍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都见证了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据研究，截至刘宋，杜南人口约90万，占当时刘宋500多万总人口的1/6。

西晋时期，北方各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约700万户。

杜南有90万人，占总数的八分之一。

换句话说，北方三分之一的人移民到南方，而南方六分之一的人来自北方。

北方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盆地的襄阳、江陵、武昌，长江下游的江苏省，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为最多，并在此设立了大量的华侨县。

华侨分布在镇江以南的徐州，这里的外籍人口比土著人口多。

唐宋元时期，人口在唐初贞观时期开始直线上升，天宝时期达到高峰。

中国有900万户，5200万人口。

秦岭五分之三在淮河以北，河北河南二道相当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占北方人口的三分之二。

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是国民经济的重点。

秦岭淮河以南人口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和宁绍平原。

江南路1000万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

然后是460多万官内路，400万建南路，370万河东路，250万山南路，220万淮南路，至少91万岭南路，53万龙游路。

安史之乱后，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大量人口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南迁。

“天下衣冠楚楚，避吴栋，永嘉南移，不在此处”。

人口普遍下降。

再加上藩镇政权，中央法律不行，户口不能报。

所以晚唐人口数据不全，很难做出全面的估计。

相比天宝，南方几个州的户数增加了香洲120%，鄂州100%，苏州30%，洪州65%，泉州50%，广州75%。

说明晚唐时期华南人口普遍增加。

北宋元丰年间有一千六百万余户，崇宁元年有两千万户。

北宋从11世纪到12世纪约有1亿人，5户。

从现在开始，宋金分界分为两个区域。

北方580多万户，南方1100多万户。

这反映出从唐末到北宋中后期，由于人口由北向南迁徙和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超过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一个转折点。

南部人口主要集中在浙、江南、东、西、闽四路，相当于苏南、皖南、闽、浙、赣三省。

元丰520万户，崇宁570万户。

其中，良渚路人口最多，元丰178万，崇宁198万。

其余依次为江南西路、江南东路、福建路。

自唐代以来，良渚路一直是中国南方最富有的地区。北宋时期，湖滨平原和吉太盆地的江南西路得到充分开发，山区工业和矿业发达，人口大幅增加。虽然户数低于良渚路，但人口超过良渚路，居全国第一。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杜南人口最集中的是良渚路，因为它是南宋的政治中心。

“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在浙江和浙江，比这频繁百倍”。

与北宋崇宁元年、南宋绍兴户数相比，浙江路增加26万，福建路增加32万，成都府路增加21万，铜川府路增加24万。

总之，南宋时期华南人口普遍增加，到了元代，华南和华北的人口分布大大逆转。

江浙赣湖广三省占全国人口的83.73%。

当然，《元朝地理志》中各省户口数量来源不同，不太准确。

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

明清时期，明初政府采取移民措施，如将江南人北移至淮河，西移至云贵；山西人迁到河北、豫北，浙西、山西人迁到滁河、呵呵、北平、山东、河南，山后的人迁到北平，分散在北方的朱伟，以为自己在部队里等等。

之后社会相对稳定，政府鼓励人们从窄乡走向宽乡。经过自然调整，万历初年，南北人口分布逐渐趋于均衡。

以万历的记载为例:①北方五省:北直隶、金、山东、河南、陕西人口2500万。

②五省: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2900万。

③南方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人口670万。

人口分布比较均匀，因为南方耕地平原少，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需要进行自我调整。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发达。

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常涌向人口相对较少、尚未开发的地区谋生。

这就决定了明清时期人口迁徙有三种形式:一是移民。

广东福建等靠海的地方，因为山多田少，人又密又窄，所以出海谋生。

大部分去了台湾和东南亚群岛。

鸦片战争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

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泰山县就有20万人移民海外。

第二，往山上走。

明代宣德至成化期间，从直隶北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逃亡流亡的农民约有一二百万人，先迁徙到豫鄂交界的荆、湘地区，再迁徙到秦岭、大巴山。

清朝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四省的白莲教起义，是一次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他们迁徙到这五省交界的山区。

东南地区的失地农民大多前往皖南、福建、浙江和湖南的山区。湖南难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福建、广东的难民甚至转移到赣南山区，这是一个偏远地区。

由于明末玉米、红薯的引入，使得大量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

三是向边境地区迁移。

清代，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区为内地难民的迁徙提供了条件。

东北长白山区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划为封闭区，任何人不得定居、耕地、砍伐、挖掘。

但仍有人以穿越长城或渡海到辽东半岛乃至松花江流域谋生，俗称“闯关东”。

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人均都有，河北、山东两省尤其明显。

河北山西人从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进入草原，被称为“口外跑”；山西、陕西的屯田者，去桂花地区或河套地区耕种。

陇东穷人常入银川平原。

陕西和甘肃的很多人搬到了新疆。

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拜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在哈密、巴里坤等地定居。凡是娶了老婆，愿意留在屯丁新疆的，都借给牛种子，分配土地耕种，于是一个湖南人进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