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节 浅说符节

浅说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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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符节

　　符节，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以及用于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材质有金、铜、玉、角、竹、木等，用时双方各执一半，相合以验真假。

　　我国的符节制度起源甚早，华夏先民在没有普遍使用文字之前，曾经采取契刻记事的方法来帮助加强记忆，后来发展成将刻有一些特殊符号的竹木作为某种标志或象征，如果再剖分为二，分存两处，就可以用作信物，作为凭证。《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合符釜山”的传说，已经反映出“合符”之意。中国古代的符节制度就是从这些最初的表达信息的方式上发展起来的。现知最早的符节是战国时期的，从传世及出土的不同时期符节器物的铭文可以得知，用作征调兵将时传达重要军令者多称之为“符”。传世名品有秦国铸器；而做为传达重要政令或作为某种特殊凭证的称“节”者居多，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铜节实物为楚国铸器。

　　节，有龙、虎、马形、竹节形，也有作牛形、鸾形、燕形和凫形的。现存战国时期作为古代水际通行凭证的节，有器物自铭为“节”。

　　错金“鄂君启节”：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青铜铸造，形似剖开的竹节，是楚王发给受封于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正面阴刻细线八条，将节面分隔为九行，象征编缀的简册。同时出土的铜节共五枚，可分为两组：甲组现存两枚，是舟节，长31厘米，有铭文165字，为水路通行证；乙组现存三枚，是车节，长29．6厘米，有铭文150字，为陆路通行证。其铭文均错金篆书，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

　　由铭文可知，此节铸于“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邵阳即昭阳，《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六年，楚国上柱国昭阳破魏于襄陵。因此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是此节铸造的准确时间。“鄂君启节”是以君王名义铸造的免税符节，而能够得到君王免税符节的只能是极少数贵族官商。其中“得其金节则勿征”，“不得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头号出内关，则征于大府，勿征于关”。便是说明，有金节就不征关税，没有金节就要征关税；牲畜出入关卡，只须向中央政府纳税，而不须向关卡交税。楚国的封君一方面享有种种特权；另一方面楚王又对封君从事商业的规模、时间、范围、货物种类等进行严格的限制，反映出战国时期王权的加强。“鄂君启节”因由楚王所颁，楚工官司督造，器物金碧辉映。又因其特殊用途，制作极工细，这足可说明当时楚国的手工业在冶铸方面已有很高的技巧。

　　据史书记载：“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门阙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以竹为之的符节，由于“鄂君启节”的出土而得到了证实。根据甲、乙两组铜节的尺寸，如果每组五枚即可拼合成一个完整的竹筒形。因此原铸成套的两组“鄂君启节”，很可能各有五枚，合而为一，分而为五，部分在持节人手中，部分在楚太府之内，以备勘验。其后的典章制度中，已有符节一套五和十枚的说法，如“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可见以五和十成套使用的符节制度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建立。

　　现存世的铜节还有，“王命传”铜龙节 ：此节为二，湖南长沙出土，为战国中晚期器，用以驿传邮递。每枚一端作龙首形另一端为长条形，上宽厚下窄薄，一端较大一端较小。头下部两侧各有一圆穿，可以系结绳组，便于携带。两面刻铭文“王命，命传赁一檐似之”九字。龙节是使者持之远行可得食宿的证件。“辟大夫”铜虎节：虎状，用以发兵作战。“韩将庶”铜虎节：虎状，长8、高3．9厘米。背侧面有“韩将庶节”等十字阴刻铭文。传世及出土的不同时期的符节常见著录，但自铭为“节”者极少，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商业、交通和地理，及赋税制度、符节制度等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符，《说文》释为：“信也，……分而相合”。两半相合，称为“符合”，表示命令验证可信，反之则不可行令。符身多篆刻文字，将其从中剖开，分存于朝廷和驻各地的领兵大将。需调兵遣将时，使者必须持朝廷的这一半“君符”去到大将处，表示自己确是朝廷的正式使者，大将将自己的“将符”与“君符”合符之后，方可接受调兵的命令。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着残酷而频繁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各诸侯的军队越来越集中，调动兵将时，“符合”的凭证作用极为重要，“符”就在这时开始了它在军事上的特殊使命。

　　《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公元前260年秦军在长平之战中大破赵军主力，次年秦军又进围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面临亡国之势。于是赵国向魏、楚两国求援。魏将晋鄙统十万大军驻在汤阴，但因畏惧秦国，不敢前进。魏相信陵君曾有恩于魏王宠姬如姬，便使如姬窃取魏王的虎符，假造命令，击杀晋鄙，夺得指挥权，大破秦军，挽救赵国于危急之中。这就是“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如今信陵君用以救赵的虎符已不知沉睡何处，但兵符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史书汜载最早的符节多以竹木为之，后来改用贵重金属铸造，细分有金、玉、铜等。依据现有资料，传世和出土的符节，以青铜铸造的兵符为多，有虎形、鹰形、鱼形和龟形等。

　　铜符始于战国时期，体积不大，形状多为不规则的各种动物形，一般作成什么样的动物，就以该种动物名为铜符之名。常见的秦、汉兵符，多作成虎形，称虎符，长约8厘米至9厘米。秦虎符多篆刻复杂的错金文字于虎背两侧，两侧铭文相同，不用合符；汉承秦制，汉虎符还将中间裂痕处制造成极为特殊的不规则形状，难度极大。其铭文多错银，于虎背之上，骑于中缝，倘若分开，不可通读，惟合符方可通读。

　　有关符节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汉初文帝时。秦虎符见于著录者，有新郪虎符、阳陵虎符等。

　　秦“新郪虎符”：铜质，虎形。有错金铭文四行：“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殴。”反映了王权集中，调动军队必用兵符的情况。这是秦国攻下魏国新郪后，颁发给驻守将领的兵符，经王国维先生考证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间物”，但原物现已不存，仅见拓本传世。

　　秦“阳陵虎符”：铜质，有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颁发给阳陵驻守将领的兵符。

　　秦“杜虎符”：铜质，虎形。1973年于西安郊区发现。高4，4、长9．5、厚0．7厘米，背面有槽，颈上一小孔，虎作半立走形，昂首，尾端卷曲。错金铭文9行40字：“兵甲之符。右才君，左在杜。凡兴土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会符，行殴。”虎符“右在君，左在杜”，意思是说右半符存君王之处，左半符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会合，才能行军令。但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点燃烽火，不必会君王的右符。器物铭文是在虎身镂刻阴文，再将金丝嵌入阴文之内，最后镂平打磨光亮，虽历经两千多年，仍熠熠闪光。字体绝大部分是小篆，规整挺秀。

　　新郪虎符、杜虎符其铭文均为40字，其内容、字数及书法两符几乎相同。但新郪虎符称“王”，曰：“右在王”，杜虎符称“君”，曰：“右在君”。这说明两符制作年代虽相近，又确有先后。据研究人员考证，秦代称“君”者，只有惠文君一人。《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此下又称“惠文君元年”。直至惠文君即位十四年后，惠文君方更元为王，时在公元前324年。在更元称王之前，凡十三年则皆称君。据此，杜虎符之铸造年代，必在此十三年间。杜是周时杜伯国名，公元前696年开始成为秦的杜县，因其治所在今西安附近，所以杜虎符出土于西安郊区。杜虎符不仅为研究战国时期政治、军事史提供了资料，同时对研究我国文字与书法艺术也有重要价值。

　　虎符因其形而得名。虎是食肉猛兽，形象威武，行动迅捷，古人常以虎来形容与军队、战争有关的人和事，因此多将兵符作成虎形。从杜虎符的形制看，虎正作走形，可见制作者的用意正是让人见符如见君，行动要象虎一样迅猛，领军克敌必制胜。

　　虎符除铜质外，也有玉质和金质。

　　玉虎符：玉质，作薄扁平卧虎状，长11．8、宽4、厚0．4厘米，重43克。两面均浅刻虎纹，耳目嘴鼻纹饰清晰流畅，虎四肢屈卧，尾巴上翘，尾部一扁圆穿。其中一面刻四字篆书铭文：“南郡左二”。

　　金虎符：金质，作卧虎状，高2．3厘米，重35．6克。巨目、大耳、龇牙、四腿屈卧、长尾上卷，通体纹饰为凸雕和阴刻。体内侧有凸榫两处，用来扣合另一半虎节。虎符以金制成，可知在当时的重要性。

　　秦汉兵符主要作成虎形，战国也有罕见的鹰形。

　　战国鹰符：鹰状，高4．7、宽3．6厘米。符上、下各有一圆孔，鹰体有似鳞状的羽纹，两翅之上有铭文。《诗经·大雅》有“时维鹰扬”句，将符作成鹰形，可能亦取鹰的勇猛之意。

　　西汉张掖太守虎符：此为半符，长5。6、高2．5厘米。虎身侧面嵌“张掖左一”银字，背存“与张掖太守为虎符”八个宇的左半边，是西汉政府调动军队的凭证。

　　除铜制兵符外，两汉用驿与过关口所用符信，也是符节中的一类。

　　两汉时期，利用驿站者，大都为中央政府官吏及受命赴任之官员，使用者均携带符传或身份证明：而另一类用驿者就是急传公文的驿使了。《古今注》说：“信幡，古之徽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为信幡也。”可见出入驿站按身份而颁不同信物。从《汉书·王莽传》可知，传符为一尺五寸木，必须由御史大夫盖封印章，一封代表一马驾轺车，封多则代表所乘传车也多。可惜传符实物至今没有发现。只存汉代驿使图。

　　汉朝通信关禁制度很严，沿驿路出入关口，都要符信，在汉朝又叫“过所”，是驿者和行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许可证。汉朝的符信除沿用秦朝时期的木制符信外还有另一种以缯帛制成的符传，《后汉书·文帝纪》：“两行书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可见出入关塞，官民都必须要有木制或缯帛制的身份证明的符传，过所驿者和检查者各持其一，对合后方可过关。1973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西汉张掖都尉檠信”，红色缯制作，长21、宽16厘米，长方形，上方缀系，用以悬挂。正面墨笔篆书“张掖都尉檠信”六字，据考证这就是当时作为身份证明的一种符信，悬于杆上作为出入关证件。

　　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虎符仍沿用。至唐代，鱼、龙、雀、龟形的符陆续出现。西晋虎符通体有虎斑条纹，不能容字，故于背缝处凸起长条形窄台刻背文，肋间之字移于胸前或符阴。西晋男符亦错银，唯太守符凿款，东晋以后则皆凿款。

　　南朝时期邮驿开始使用金虎符、竹使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刘宋过分重视诏书，尤其是手诏，手诏传送必用专使，而朝中事无巨细，动辄发使，又无驿站传舍凭证颁发，因此金虎符、竹使符等虽名义上存在，但大多不使用。北朝邮驿管理，御使台负责“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北朝的陆驿、水驿已经十分发达，驿站使用也有明确规定，在下发公文或召见人员时，在发符时就明确规定路线与行程期限，如征询贤士、诛杀叛逆等，专使持符传诏，或令将军等“驰驿”前往办理。

　　南北朝对峙时代，南北两方的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在各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中，加深了民族间的融合。这时的青铜冶铸业虽已衰落，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文化交流的特点和民族的特色。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先后发掘了两座北魏墓葬。

　　调动军旅之用的鱼符源于战国时的虎符。唐代初年，将虎符改为银兔符。有人队为：这可能是由于唐高祖避其祖讳“虎”宇，而采用了十二生肖内位于虎后的兔来代替。不久，即改用鱼符。有人推测，这可能是取鲤鱼的“鲤”与李姓谐音的缘故。

　　随身鱼符在当时很受重视，它是为官员出入宫禁、防止诈伪而设。永徽二年开始向五品以上的京官颁发，本人去职或亡殁，便须收缴。外官远离京畿，本无佩带随身鱼符的需要，但垂拱二年以后，地方的都督、刺史也可以佩带。天授以后，品位较低的官员有的还可“借鱼”，将鱼符袋饰以金银系于腰间，名鱼袋，更成为官员身份尊显的一种标志，如唐代人物画中有不少佩鱼袋官员的形象。

　　武周时期，鱼符改为龟符，也分为两半，中有“同”字榫卯。改换的原因，闹样是由于姓氏关系，为消除李氏影响而废鱼，为表明武氏正统而改用代表玄武的龟。现存武周龟符有“云麾将军左鹰扬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阿伏师奚缬大利发第二”等多件。1980年新疆焉耆汉唐古城也出土一件唐代龟符，此符呈扁平椭圆形，长颈，短小四肢，龟首尖，有一圆孔，可穿绳系挂。背部四周起棱，阴刻龟甲纹。腹部平，阴刻“同”字。此“同”：宇铭符，系用于军旅或进出关卡宫门还待研究。唐中宗初年，废除龟符，仍佩用鱼符。

　　鱼符内侧一般有刻文，注明佩符人身份或鱼符的使用范围。根据《大唐六典》记载：太子用玉质鱼符，亲王用金质鱼符，一般官员用铜质鱼符。现在传世及考古发现的鱼符大多为铜制品。

　　唐代鱼符，铜质，扁平鱼形，长5．6、腹宽2．1厘米，重25克。正面，鱼头部有一圆孔，可以穿绳系挂。背部凸起，阳刻鱼鳞纹，背面，腹部平，阴刻一“同”字及“右领军卫道渠府第五”九字铭文。鱼符一般将左边的一半留在朝廷，右边的一半发至各府、监。但左半不止一枚，“畿内则左三右一，畿外则左五右一”，朝廷发兵、易官时依次使用，此“右领军卫道渠府第五”鱼符，即朝廷所存用于道渠府的第五枚鱼符。

　　唐初行府兵制，于京畿地区置十二军，后定名十六卫，以府兵供宿卫之用。在唐代宦官出任十六卫高级军职中，马存亮、宋守义担任左右领军卫上将军。宦官马存亮，任职为左神策中尉、内飞龙使、右领军卫上将军。在受到宠幸的上层宦官死后，如同高级文武官员一样，可以享受赠官的殊荣。除赠官之外，亦有赠阶、赠勋、赠爵者。如高力士、马存亮等宦官死后俱赠扬州大都督。

　　宋元以后符皆用牌，这时已经变为一种可以佩带的饰物，形似铜牌的凭证，称为腰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珍藏一件明代的铜腰牌，圆肩，直腰，双弧形底，顶上一半环形钮，面为西夏文字。山东省枣庄市还出土一件明代铜腰牌，圆形，上端附有云头纹饰及穿系穗带的圆孔。牌正面凸铸一只金钱豹，豹头上部自右至左铸阳文8字：“豹字叁佰肆拾壹号”；背面铸阳文27字，分6行，文曰：“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与借与者罪同”。从腰牌的铭文便知，此腰牌当为守卫豹房的官军兵士所佩，为出入宫门的凭证，属于严禁私造的穿宫牌。这便是符的最后职责了。

　　符节，做为一种特殊凭证，自战国始延续至宋元。历代符节种类繁多，用途广泛。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等。文献中的记载与传世、出土的符节实物相互吻合。尤其是有统领大军象征的虎符，用贵重金属铸造，形制为不规则的随机动物形，难度很大，并篆刻复杂的文字和图形，提高了防伪性和保密度，极为珍贵，是一类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物。

　　编辑：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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