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 纪实：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原标题:对一名志愿战俘的三十年审问

作者:杨

当了27个月的战俘后，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士张泽时成了“叛徒”。1980年平反后，他花了30多年寻找历史真相和他们的声音。

1952年6月，志愿军战俘张泽时作为朝中战俘代表大会代表，被押往吉耶岛美军“最高监狱”。他只是被高压水龙头喷出的冷水一拳打倒在地。他发高烧，在心里再次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你的罪过暴露在世人面前！”张泽实提到的“你”，是美军为首的联军的管理者，是战俘营里的反共战俘。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中国战俘分为亲共和反共两大阵营。

他没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国后，只受到了一个月的热情接待，就立即转入“检查”阶段进行严格检查。在朝鲜战场上当“战俘”成了一种罪过。张泽时于1954年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了以前的军人身份。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他被贴上了“右派”和“叛徒”的标签。他无法向世人披露战俘营中的罪行，也找不出为什么三分之二的难民成了“汉奸”去了台湾省。

抱怨

1977年，张泽时回国23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

今年夏天，张泽时和几个战友以自己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投诉信——他们是如何回国的，回国20多年来发生了什么，要求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歧视，恢复他们的党员身份和军人身份。

这一呼吁是同期6700多人群体的一致呼声。张泽时写投诉信时，收到了本溪来的战俘营地下党委总书记、老政委赵作端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过去一年，我们收到很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政府投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给中央政府写信...考虑到你是个学者，我们请你修改原始手稿，寄给中央政府。”

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投诉的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十多个单位提交了综合材料。

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泽实请当年爆发的战友孟维哉为他查阅“投诉信”。孟维哉告诉他，不能自卑，要自信地和中央领导讲道理。

1979年6月，张泽实从报纸上看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有一个提案委员会，他动员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了一封投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每当你想起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只会被惩罚和殴打，你永远不会翻身’，这已经成为我们6000多人的悲惨现实”，“投诉信”强烈震动了提案委员会成员。

全国人大将志愿军战俘冤情调查处理工作移交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配合总政治部对各地难民的调查，张泽时成了“协管员”。首先，他自己支付费用。后来，他带着难民的三元五角捐款，带着归国战俘走遍各省，收集难民回国后所受苦难的史实。

1980年10月，张泽时接到清华一位校友的电话，“好消息，马上来！”在这位已经是某机关党委书记的校友身上，张泽实看到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钟发第7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了总政治部的《关于被俘志愿军的审查处理意见》。文件《序言》说:“他们始终把心放在祖国，在一些坚定不屈的共产主义革命干部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试图被遣返祖国”。张泽实抹了把眼泪，抄了全文，才把文件送回机要室。

几天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正在阅读一份用复写纸打印的手写副本。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员身份、军人身份和安置的相关政策，让志愿军战俘享有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

此时，张泽时回国已经27年了。

要求

1980年74号文件下发后，张泽实开始践行自己的誓言:公开战俘营的罪行。

1988年，张泽时第一次写了美国战俘营里志愿军战俘的经历。原标题是“我从美国战俘营回来了”，好心的编辑建议他把“战俘营”改成“集中营”。编辑认为“战俘”这个词并不令人肃然起敬，甚至有辱人格。张泽实同意编辑的改动并说明了理由:“我之所以同意把原来的战俘营‘P . w . camp’改成集中营，往往是指‘奥斯威辛集中营’，因为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当时我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邪恶，所以我觉得还是改成集中营比较好。”

从张泽时后来出版的书可以看出，无论是书名还是文字，“集中营”都被改回了“战俘营”。纠结的“战俘”二字，是美军战俘集中营五次战斗中被俘人员的群体标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是法西斯德国吗？这个问题困扰张泽时多年，现在已经解决了。

事实上，《我从美国集中营回来》已经出版八年了。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写作，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和战俘的敏感话题。

在《我从美国集中营回来》屡遭社会盗版的那些年里，张泽时接着写了《一个志愿军归来战俘的遭遇》，并将这两部手稿汇集成了30万字的《战俘笔记》。在1993年北京作家协会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上，哈尔滨的个体书商老巨花了13000元买下了它。老鞠花了800元送审书，近三分之一的“批稿”被删除。结论是不能发表！老鞠出去的时候扔下一句话:“就算坐牢我也要把书打印出来！”没想到，身后的审稿人冲着老鞠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印，但别忘了送我一本！”

《老菊》正式出版，一字不改印了3万册，当年南京书展上被抢。

积压了30多年的巨大痛苦已经从一个敏感的话题变成了大众的历史阅读。张泽时此后的写作不断增加了目击者回忆与原始材料的反差。随着美国和台湾省解密史料的出版，他对人物和事件的刻画也发生了变化。

《我的朝鲜战争》2011年再版，前言中张泽时的质疑在历史的日子里回荡空:朝鲜战争让人难以忘记，也因为那场战争中的问题太多，一直困扰着我: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谁？为什么集中营里中国人之间残酷血腥的战斗会发生？为什么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中，人性和兽性的区分可以被推向极致？

张泽实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才找到了自我追问的答案。

忠诚与背叛

1993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的一家餐馆里挤满了1954年和张泽时一起回国的同志。听说180师从战俘营去台湾的朋友梁，在山西探亲后，取道北京回台北。张泽实在同志开的宾馆里的战俘营里遇到了十几个同胞，并邀请梁去吃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愁和家人，刻意回避“选择”这个尴尬话题。饭后，张泽实把《我从美国集中营回来》这本书送给了梁方明。

这本书打开了梁心中几十年的枷锁。一年后，张泽时携夫人赴台湾省看望国民党飞行员妻子和哥哥，到梁的别墅院子做客。梁告诉他，他把《我从美国战俘营回来》给台湾几个难缠的朋友看，大家都很感激你。“就因为你在书里没有把我们说成汉奸！”

在这本书里，张泽时并没有把战俘营里的每个人都称为叛徒，这与他回国时的想法不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李大安等战场叛逃者，以及那些参与迫害狱中亲共战俘的人，和那些被胁迫去台湾的人分开。前者称为叛徒，后者称为叛逃者。

战俘营里的思维是，所有去台湾的人都是汉奸、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心态。到1980年我写《我从美国集中营回来》的时候，张泽时本人已经经历了“反右”、“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政治运动，长期被视为“汉奸”。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他认为自己和去台湾的朋友在精神上没有什么不同。他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写作时，将“汉奸”和“叛逃者”分开使用，限制在“不同程度、不同主动性和被动性”——是汉奸当打手，是叛逃者被纹身背到台湾。

在台北的家中，梁告诉张泽时，他在战俘营中，反共力量用“反共反俄”的字眼强行刺伤他。此外，国民党的一些势力还威胁他“杀朱拔毛”，他回到大陆就会死。台湾省其他难缠的朋友也讲述了类似的经历，他们在战俘营被P.G .拖进警卫，被迫用墨水画手臂，并用绑在一起的针尖纹身。

战俘营中亲国民党势力的宣传和恐吓，导致部分战俘对中共战俘营政策心存畏惧，而谭兴东等志愿军在兵变后的行为，则加深了战俘营被遣返大陆后的恐慌。

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副营级。今年9月，他的富农父母被处决，谭兴东擅自离开。后来，他被拉回部队护送过河，并被降为副排长。带兵杀敌的谭兴东被关在战俘营第72联队。他经常给战俘讲课，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对待俘虏的”，“今天你骂我是汉奸，将来回去就是汉奸”，动摇了很多想回国的人的意志。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说:“我害怕听谭兴东的课，而不是被打。”后来来到台湾的14334人中，三分之二是前国民党士兵，三分之一属于前共产党军队。

在台北与梁见面后，张泽实四次去台湾探亲，每次都是寻找和采访志愿者。2010年，正在写《孤岛——一万四千志愿军战俘赴台的过去与现在》的张泽时已经80岁了。今年初夏，他带着高岩赛、容金婷、常成等到了山西等地区，采访了几个在老家定居多年的困难朋友。

随着对赴台难民的深入全面了解，张泽石再次要求有关部门对1977年1.43万余名志愿者代表海归申诉后赴台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历史结论。

希望

他为战俘事业奔走了35年，但张泽时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落实，如“正式承认战俘营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承认战俘营内所有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俘虏为烈士”、“为战俘制定法律”等。张泽石说:“这些是我们多年来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张泽实不知道这些“战俘事业”什么时候能完成，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还在逃亡。2011年底至2012年初的极寒寒冬，张泽石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采访团”跑到辽宁、河南、山西，记录了30多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记录。

春节过后，这位83岁的老人将踏上第三次接受难民同胞口头采访的旅程。他唯一的理由是“我的难民同胞只有十分之一活着，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所以我不去，他们也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