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 省官之争1865：二把手叫板一把手

出乎双方意料的是，弹劾案引出了受贿案，其中涉及到夺爱案。但地方权力之争引发了中央人事布局上的政治纷争，案中有案，环环相扣，最终影响了清廷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

湖北巡抚曾国荃

作者:王学斌

1865年8月底，湖北巡抚曾国荃将湖广总督的情况告诉了中央，顿时官场上一片哗然。出乎双方意料的是，弹劾案引出了受贿案，其中涉及到夺爱案。但地方权力之争引发了中央人事布局上的政治纷争，案中有案，环环相扣，最终影响了清廷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

二把手挑战一把手

清代，同城设置诸侯是地方政治的一大弊端。巡抚制度起源于明初，但很不寻常。沿着明朝，诸侯制度通过几个朝代的不断调整趋于规范，总督强调军事和政治事务，总督专门处理民事事务，服从总督。然而，事实往往是复杂的，尤其是在州长同在一个城市的地区。原因很简单。如果两个诸侯都不好，互相勾结，谋取私利，难以控制；如果两者贤惠不配，君子无力对付小人，但小人足以敷衍君子；虽然两人都是好官，但因为性情和见解不同，不容易和睦相处，甚至水火不容。总之，制度设计的缺陷造成了无数的政治风波。所以，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弹劾公文，就是一个缩影。

1864年底，清廷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大哥曾国藩立即写了一本书提醒九弟:“湖北的军政大事，大多是出自僧侣、仆从、委员等趋利避害之人之手，可悲可叹的是，他们玩椽子的时候，都是盲目受骗...元帝假出山，与邻省省长合作，必然会引发更多的争吵，少一些水汪汪的胸脯。”

曾的判断与湖广总督的公文有关。关文，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五年任湖广总督，在位十余年。其“无出众才”，一切靠家奴，据说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大、厨大。你这么无能为什么还要坐高位？原因是湖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控制着长江，所以中央政府必须安排心腹大臣。公文都是满文，听话，所以是最佳人选。上任后，公文往往与湘军格格不入。先是官员们不配合曾国藩的战略部署，后来又险些杀了左，所以湖南帮对他没有好感。后来接替湖北巡抚的是胡林翼。起初，胡感到拘束，感到被弹劾。幸运的是，下属阎敬铭一句话就醒了:“夫君和巡抚如果被瓦解，不管他们可能赢不赢，他们都会赢，这可以保证后来者是有德的。”官方文本没有偏见，也是一面旗帜。每一件大事都可以用它的语言来表达。各地的幕僚也在公文中建议:“今天，下一件大事就是依靠湖南人。如果公众能够任命他们的心和承担责任，他们的成就将是成功的，他们的名声将是显而易见的。大众是王子，湖南人的优点都是大众的优点。为什么不和公户做爱，但要掩盖一两次？”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官方态度一下子变得阴转晴，胡甚至一意孤行，经常私底下将公文交给省国库的财税平衡，甚至不惜讨好自己的姨太太，要求母亲收为养女。所以”林翼说，文字全是从；拜托，讨论也全从”。然而，官员与胡之间的友谊是由利益驱动的，而不是志同道合的。因此，曾国藩一口咬定“对方只是敷衍，并不真诚。".

果然，胡死后，他的接班人多次被官方文件清理。在上任之初，曾国荃强烈表示希望“与州长的官方文件一起帮助渡过难关”。但是，你虽然有兴趣，却冷酷无情，很快就被湖北官场威胁到了。

当时，湖北省的政治使者唐继盛和曾国荃最好的朋友黄南坡一起度假。来到湖北后，唐害怕自己会为狐朋狗友报仇，便秘密起草了一份代奏公文的折子，建议朝廷不要封了巡抚，只在湖北镇守军功。官方文件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没有被通过。然而，唐未能制定计划，于是将这一折扣送到湖南并广为传播，造成了官方文件阻止上任的假象。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从此与唐反目成仇。之后，唐又鼓励公文奏请代理军务，使军权牢牢掌握在他手中。这一事件让曾大为光火。"总督本应提升军务，但从未增加副手的名字。"因此，他决心以身作则。只是进入湖北两个多月后，他用特殊的仪式弹劾唐继盛，要求他“站出来声讨，绝不用之”。同时，我还顺道点了公文:“总督天性宽厚，70岁了，能把大事当人质，小事听之任之”，等于在最高级别面前扇公文耳光。

除掉他的看门狗，还要在中央高层那里被打小报告，一向吃软不吃硬的公文自然不会放过，所以曾国荃在湖北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出身于军队的曾国荃自然不会认怂。8月26日，他前往“非法监督大臣的困境”，他的官方文件“贪得无厌，欺骗个人利益，破坏任何假设，拖延军事和政治事务”和其他罪行以五百英里的紧急速度呈现在两座宫殿。

由于曾国荃不善于伪装自己，他不得不带着官方文件死去。过去，诸侯相残的故事再次上演。

擦老九的屁股

曾国荃正在和他的公文较劲，但他真的很担心他的大哥曾国藩。

写密函的前几天，老九向大哥讲述了湖北政坛的黑暗，表明了自己弹劾的意图。曾国藩自然主张以和为重，并弹劾此事“请暂定缓计”。如果坚持做下去，即使“侥幸取胜”，也一定会导致一场残酷的死亡，触及湖北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曾氏兄弟“身居高位，声望很高”，正所谓“楼高容易倒，树高容易折，我和我哥总有机会遇到危险”。如果图为一时高兴，参与公文，“那么人的意思就是靠武功，靠圣人，靠家人，就看到了威风招风的形象。”其次，为了湘军退一步，老九坚持公文。那么，“人人疑兄弟，熟商”最终会引百辩，而大哥“不能轻退”，已经陷入是非漩涡的湘军兄弟也会受到牵连。因此，曾国藩希望老九能消停一两年，“讲和，送兄上岸，再大力做”。

曾国藩

按理说，曾国藩的话到这个份上应该能阻止老九的鲁莽。然而，曾国荃这次努力与官方文件竞争。几天后，秘密的折叠已经在两个宫殿和国王的桌子上。九月初六，曾国藩终于得知老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弹劾密折一事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现在轮到他收拾他哥哥的烂摊子了。

对于老九，曾国藩必须批判教育。对于公文，曾国藩不得不厚着脸皮尽量对他们好。当时，这位官员北上北京接受中央的调查，途经扬州，而曾国藩则顺道南下扬州，并提前发函道歉，希望设宴款待。当公文到达杨处时，曾氏嫡系、程恒升等。，做了一个中介协议，和曾连在岸上招呼他，但他们见面时，并没有打招呼。后来扬州地方官设席招待两位大佬，两位大佬如约而至，但官员始终没有露面。可以看出，官方文件对被瓦解仍然耿耿于怀，但并没有与曾决裂。

入京后，公文被革职，交给部里。但很快改为十年罚款，简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继续担任省政府。需要注意的是，一品官员的工资只有215年，十年的刑罚只有2000两，而总督养贱银的工资高达15200年。所谓的工资惩罚只是表面现象。难怪曾国藩感叹朝廷“公正无畏”。

法院缺乏“公正”的原因与曾老九的存折有关。在奏折中指出，官方文件“贿赂了肃顺”，这是针对党的残余分子，这戳中了皇宫最敏感的部分和国王的神经。当年，我叔叔和嫂子联手杀了肃顺，惩罚了骨干，改变了整个军事部门，引发了政治上的大地震。所以，抓到罪魁祸首，不去调查剩下的一方，既明智又无奈。如果按照曾老九提供的线索，我们可能得到的答案是，不仅是反对党的残余，而且很有可能揭露心有政变的不堪事实。这无异于揭露过去，给自己挖坑。叔叔和嫂子对自己的历史一直讳莫如深，在这个问题上有很高的政治共识。所以，为公文洗清“反党”嫌疑，其实就是为自己保密。所以大嫂不允许别人翻旧账。况且作为一个满族人，过去的官文成就很大，自然要从轻处罚。

过来，不要无礼。虽然保住了工作，但失去了经营了十几年的地盘、人脉和资源。公文怎么能放过？多年来，他指示御史弗尔·郭纯在曾国荃参加一本书的出版。加上当时对捻军的不利压制，老九会产生抑郁情绪，曾国藩劝他“从此为他人谋，认真去做，知大切后必无大伸。”

1866年5月，曾国荃因病再次离职。这个休眠期是八年。光绪元年，老九第二次回来。之后仕途顺利，享有太保太子的称号。“大砍之后，就是大伸”，而大哥说的终究会成真。

挑起国王的棋局

与湘军交好的恭王，为何不为老九说话？除了掩盖政变，曾国荃的皇位还在他的人事安排上搞砸了一场好戏。

恭亲王

1866年3月，被恭王信任为亲人的曹突然因病去世，劳改营失去了一只胳膊。曹生前主要负责起草重要文稿，地位至关重要。找了很久，龚旺最终选择了江西人胡嘉余做的使臣杜，并学会了在军机上行走。当时，胡刚四十六岁。他正值壮年，前途远大。他也知道，恭王是想尽办法支持他，以便将来晋升为南派的领袖。

可惜胡命中没有这个福气。曾国荃的弹劾奏折揭露了官方文件的罪行和胡嘉余私下反馈的公款。原来，同治四年，胡从湖南回京查案途中路过湖北。公文“以胡家裕为贵最亲臣，取粮台银四千两为食礼”，希望讨好胡家，希望他能帮自己掩盖。尚书勉森、部长助理谭廷相赴湖北调查后，确认该事件为违纪受贿行为，胡嘉余将其移交部办，免去军统职务。

事实上，钦差大臣一路上收礼物，得到一些灰色的外快，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们的同僚大多都心照不宣。只是这一次是巡抚爆料，胡又处于关键位置，朝廷必须有所表现，否则难以服众。因此，恭王最终培养的集团退出了政治中心。

虽然巡抚与毛的对峙是当地的一件大事，但这样的情况自咸丰朝以来就频频发生，王恭不会太在意。但是，失去一架籍贯、能力、年龄、理念与自己心中的人选一致的候补军机，确实是对恭王的重大打击。毕竟操作一个看重自己的官员进入军统部门并不容易。而且，龚旺把胡嘉余当作日后与沃仁等保守派理论家抗衡的重要棋子。没想到我手里的这颗棋子，在渡江前就成了曾与官员斗争的炮灰。

一些心血戛然而止，一盘好棋毁于一旦。你觉得龚旺有多生气？

对抗法律“打赢官司”

龚王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他已经在法庭上占了先机，弹劾案似乎毫无意义。

所谓“第一次机会”，是指李洪藻《爱情案例》中王巩阵营的表现。那年7月，一架新的军用飞机——李鸿藻的母亲石尧去世。按照官方的礼仪，丁足足担心了三年。

李鸿藻

李一直被认为是两宫集团和理论家的新人，龚旺把他的系统留在家里自然是个好消息。但李在弘德堂教了同治六年，最受两宫重视，也最受皇帝信任。于是，两宫发下如下信息:“李鸿藻好教，皇帝愿从，不能左也不能右。而且军务不顺，又受易褒扬，使其效法过往名臣。”孝敬百日之后，会去洪德寺教书，依旧走在军部...“这意味着，李洪藻应该抓住爱情。

李鸿藻对爱情的俘获，意味着人们不离岗，留在军部，所以改革派和理论家之间还是有力量平衡的，北方和南方之间还是有汉族的军机。按道理，龚旺应该盼着李氏回家孝顺。然而，这两座宫殿过于依赖李，如果他们不同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麻烦。这时，维新派灵机一动，迎合两宫，力劝李鸿藻抓住爱情，却把违背神圣意志的帽子牢牢扣在理论家阵营上。

作为一个新儒家，守孝三年自然不变。不仅李鸿藻这样认为，他的同僚倭仁、、翁同龢也持这种观点，在两宫前极力为李请命。这只是给龚旺等人一个攻击的借口。七月初七，两宫召见日本人徐、翁，询问李洪照夺爱之事。日本民众呼吁此举“与礼不相容”，徐、翁也附和。当理论家的意图被发现时，最需要丁力担忧的人显然是赢得爱情的最坚定的倡导者。第二天一早，恭王带领军部大臣到弘德殿拜见皇帝，抓住这段恋情。恭王先传圣旨，表示“必留李部”，然后力劝诸帝识趣，不要再拘泥于道德约束。沃仁等人还是按道理回答，强调不应该违反礼仪。其实在改良派看来，所谓的理论家无非是一帮名义上对道教有所讲究，实际上却为了利益结成同盟的政治势力。天堂里怎么会有真实的生活？

经过一番较量，维新派创造了一个“既定事实”:李鸿藻之所以坚持遵守制度三年，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愿，更是背后理论家的支持。于是国王等人回禀后，两宫自然大怒，问道:“倭仁等。，不仅把恋爱当成了非礼，还在他上次被传唤时如实打了。”在奈尔那个时代没有人反对，在他制定了两个法令安慰他之后，这个剧本是不可能解决的。“就是龚旺等人想让两宫对理论家不满，甚至不信任他们。

这两座宫殿非常愤怒，后果非常严重。半个月后，改革派和理论家的主要领导人聚集在东暖阁，接受两座宫殿的提问。两位太后问皇帝:“你为什么又有这个戏？你不相信自己的困难，还是有什么看法？”龚旺也从中煽风点火，理论家完全陷入了龚旺所做的游戏，一下子失去了位置。而徐彤和翁同龢插了几句，毕竟人言轻，“势不可争”。就连一向与皇帝关系很好的酒王也“怒不可遏”，抱怨他们“为什么不跟他商量好几天”。在这场寺庙之争中，理论家阵营被彻底击败。

在这一点上，龚旺的一厢情愿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夺取爱情案，借助朝廷之手，攻击理论家阵营，使两宫和李鸿藻感到嫌隙。就这样，龚为胡嘉余扫清了道路，新造了一架军用飞机，并且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可惜人不如天。8月底，曾国荃用一张纸弹劾胡嘉余，10月初，故宫下令李洪照“百日照常，不进一步固辞”，恭王当局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用竹篮打水一场空空。

其实，李鸿藻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保守派。然而，龚旺总是对沃仁等人在去年被罢黜事件中的表现怀恨在心，并被这种偏见所推开。然而，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就想报复。正是因为他的冲动之举，改革派和理论家之间不清不楚的界限被彻底划分为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

进行改革，应该向四面八方求援，而不是到处树敌。这就像是在玩游戏，与其变得诡异致命，不如保持更多的活力。当个人心结蔓延成两个宿怨，更大的政治风暴就在不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