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 ”挑战者”：匈人帝国的军事组织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罗马帝国的「 ”挑战者”：匈人帝国的军事组织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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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年高卢战争前夕，匈人已在以东欧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游牧传统下的匈人帝国。而此时的罗马帝国，虽已危机四伏，「 ”内部冲突与外部入侵不仅两相并行，而且恶性互动”，传统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在形式上濒临崩溃，但「 ”罗马化”仍在地中海世界广大地区继续推广，并对该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政治生活乃至语言、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罗马帝国的传统秩序，在该地区仍享有权威地位。 匈人建立游牧帝国的过程中，一边应对着罗马帝国权威地位的挑战，一边又在不同层面或多或少地遭受着罗马文化的渗入。匈人帝国的军事组织，是在一系列军事活动中逐渐形成的，随匈人军事活动的开展而不断调整，它基于其游牧民族传统而建立，带有显着的游牧民族特征。 一、松散的军事联盟 匈人帝国的军事组织是松散的军事联盟，而非像罗马军团那样是组织严密的军队。这是由匈人分散性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匈人帝国军事组织最为突出的特征。 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记载，匈人「 ”如此善变并且易怒，经常未受挑衅就与盟友发生争斗，甚至同一天内不止发生一次，随后又未加调解便和好如初”。 匈人这种善变易怒的性格在军事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匈人的军事组织极为松散。例如，当匈人联合阿兰人进攻东哥特人时，东哥特王维提米里斯花费大笔雇佣金就能够雇佣到一部分匈人「 ”站到他这一边”来抵御匈人与阿兰人的联军。 即使匈人后来将部分阿兰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很多游牧、半游牧的民族、部族囊括到匈人帝国内，这种松散性仍未改变。匈人帝国内各民族、各部族仅是在战时向帝国提供军队，参与作战，并不接受统一的组织、训练。甚至个别部族还时常游离于帝国之外。如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东哥特人时而与匈人帝国爆发战争、时而加入到匈人帝国之中，就是典型的一例。 不同的是，罗马人的军事组织则极为严密，如特奥多尔·蒙森所言，罗马人「 ”所以在政治上能占优势，根本有赖这种优良的军事组织”。 可见，完全不同于组织严密、始终如一效忠祖国的罗马军团，匈人帝国的军事组织仅是松散的军事联盟，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传统色彩。 二、依靠领袖权威 匈人帝国的军事组织依靠领袖的权威来凝聚，而非依靠系统、严密的军队组织形式。这是由匈人帝国军事组织的松散性决定的。 不同于罗马军团依靠系统、严密的军队组织形式，匈人帝国的军事组织是松散的军事联盟，战时甚至各自为战，因而领袖的作用就尤显突出，军事组织也主要依靠领袖的权威来凝聚。 依据兵民合一的游牧民族传统，匈人早期没有职业军人，即使在匈人建立帝国之后，其军事组织也甚至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 ”军队”，平时没有统一的训练，临战时统一的指挥调度、攻守进退、随机应变，几乎完全依赖领袖个人的领导才能来协调。 自匈人出现在欧洲人视线中到匈人帝国的瓦解，匈人的战术、武器几乎未发生改变，正如奥托·门琴海尔芬总结道，「 ”普利斯库斯在公元 470 年所描述的匈人的武器和战术，与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在公元392年所记载的基本相同”，因此，在匈人帝国进行的历次大小战役中，领袖的决策与指挥就更为至关重要。一旦领袖的权威不足以统帅松散的军事联盟，这个军事联盟就将迅速瓦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匈人帝国在阿提拉去世后就迅速土崩瓦解了。 三、机动灵活 匈人帝国的游牧骑兵具有极为显着的机动性、灵活性，在当时，这一军事优势是罗马军团及西亚、欧洲诸多民族、部族的步兵难以企及的。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记载，匈人「 ”根本不适应徒步作战”，匈人早期军事组织完全是由骑兵组成，如阿尔特尔·费利尔称，公元4世纪末期，在罗马人眼中，「 ”马”与「 ”匈人”是紧密关联的两个词汇。 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记载，匈人「 ”时常主动发起攻击，他们呈楔形队形投入战斗，并伴有凶残的吼声；他们为行动便捷而轻装简行，并出奇制胜；他们会突然分散成多个小队，从四面八方冲乱敌军，残酷杀戮；凭借异常迅速的行动，他们往往在尚未被察觉时突然攻击某座堡垒或洗劫敌人的营地”。 阿德里亚堡战役则是体现匈人骑兵军事优势的典型一例：公元378年，罗马皇帝瓦伦斯亲征西哥特人，双方决战于阿德里亚堡一带，在战斗进入相持局面时，匈人及其盟友组成的骑兵军团突然介入，为西哥特人助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致使罗马军队大败，4万余人阵亡，瓦伦斯皇帝也在战斗中中箭身亡。 如齐世荣先生所言，阿德里亚堡战役「 ”标志着古代传统步兵战术的没落，骑兵开始成为战场上的主力”。维格提乌斯也在其兵学着作中深入分析了匈人骑兵较步兵所具有的军事优势。 匈人帝国正是凭借游牧民族骑兵的机动性、灵活性纵横驰骋，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匈人对罗马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也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四、以劫掠为主 匈人帝国早期的军事行动以掠夺财产为目的，而非追求对土地的占领。这是由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移动性特征决定的，也是其与农耕民族极为显着的差别。通过战争勒索，大量金银流入匈人社会特别是统治上层。 例如公元408年，匈人由乌尔丁统率进攻东罗马帝国，当色雷斯行省战败乞降时，乌尔丁并没有将其纳入匈人的统治区域，而是「 ”进行恫吓并索取大量贡奉直到他满意”，之后便撤兵而去。 至阿提拉时代，这种传统仍得以延续，如孟德斯鸠认为，阿提拉对东、西罗马帝国发动多次战争，是「 ”使两个帝国向他纳贡”，并评论道，「 ”不应当认为，阿提拉留着罗马人是由于自己有节制，他是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事的”。 可见，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对匈人的战争观念影响极大，匈人早期的军事活动并不像罗马帝国扩张一样追求对土地的占领，正是由其「 ”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决定的。 匈人帝国的军事组织，基于其游牧民族的传统而建立，带有显着的游牧民族特征，这是由匈人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决定的，深刻影响着匈人历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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