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毛泽东极为不满的“揪军内一小撮”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的“揪一小撮军队里的人”是怎么回事？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data-filtered =“filtered”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大文人”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从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开始，近40年来关于他们的书和文章，在谈到错误和罪行的时候，几乎都是主张“抓一小撮人”。“在部队拉一小撮人”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的原因之一。可是，“军队里抓一把”是怎么回事？整个故事是什么？这是研究文革需要讨论清楚的重要问题。

“7·20”事件后，“军中一小撮人”的声音像飓风一样席卷中国

1967年7月20日事变，本来是武汉军队和一部分人反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斗争，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力量和群众力量。但在当时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极少数在党和军队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极其嚣张的攻击”。“7·20”事件后，“抓一小撮军队里的人”的声音像飓风一样席卷中国大地。全面夺权导致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7月20日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其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解救到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和数万人的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下飞机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接并亲切握手拥抱。王力在中央负责同志的簇拥下走出机场。场面非常热烈壮观！王力就像一个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余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成功归来、声讨武汉“党内、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林彪也主动出席了会议，进一步增强了会议的地位和势头。

我们不谈“七·二十事变”本身，只介绍和说明“七·二十事变”引起的“揪一小撮部队”的宣传和鼓噪。

“新华社武汉7月24日电”7月2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说:“我决心把一小撮混在党政军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送上权力之路。”

《新华社25日电》7月2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说:“坚决推翻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推翻党内和军队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推翻武汉党内和军队中一小撮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致武汉革命群众和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诚恳而郑重地说:你们勇敢地战胜了党和军队中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极端嚣张的进攻。你无畏的精神和果断的手段已经战胜了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

此后，“党内和军队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和提法在报纸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受到欢迎。细看《人民日报》7月27日至31日的报道，从社论到时事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和军队中的一小撮人”这个说法每天出现十几次。

数据过滤=“过滤”林彪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对内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武汉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还是全国的问题’，提出‘要抓住，要大文章’，批评‘持枪的刘邓路线’，说‘军队里抓一小撮人’，就是找出所谓‘军队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当权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40周年之际，“抓一小撮人”的宣传和鼓噪达到了顶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支柱》说: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赫鲁晓夫“调和了一小撮混进党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疯狂地进行篡夺党、政、军的阴谋活动”。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40周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抓住枪杆子》中说:“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他们。同样，也要揭露军队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思想上战胜他们。”“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党和军队中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在《红旗》杂志第12期上，还有一篇关于七·二○事变的专论，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党和军队中的一小撮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好事。武汉地区一小撮资本主义当权派策划的阴谋被挫败。藏在党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局已经被拉了出来。”

《解放军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40周年的社论中说:“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彻底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少数当权派，彻底批判彭、、罗瑞卿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军队中的极少数当权派，极大地打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受欢迎、极有权威的党报、党刊、军报，即“两报一刊”，一起上阵，宣传、叫嚣“党内、军队内极少数”。这不是巅峰吗？

数据过滤=“过滤”杨成武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国防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4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只讲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当权者，却没有讲军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当权者——为什么？这里有没有透露和反映的情况和信息？要知道，当时杨成武和毛泽东在外地，他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的招待会并发表讲话。这个区别，就是在“抓一小撮军队里的人”这个问题上，杨成武的发言和“两报一刊”的言论是不一样的，值得注意。显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抓军中一小撮人”的宣传叫嚣造成严重后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极大冲击，整个局势几乎失控。当时各军区，包括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的紧急消息，都飞到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报告里到处都是我们揪本地陈再道，攻击军事机关，抢枪支弹药，等等。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连紧急消息都发不出去。当时说“形势好，不小”，说“乱”只是“迷惑敌人”、“训练群众”，完全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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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抓军中一小撮人”的宣传和叫嚣，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虽然毛泽东口头上说“形势很好”，但他还是忍不住担心这种“战火纷飞”。当他在1970年与斯诺交谈时，他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无法工作，世界处于混乱之中。”“不要搞乱军队”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之一。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鼓吹“揪一小撮在部队里”，他义愤填膺地提出“把长城还给我”！针对报刊杂志上大量重复的口号和言论，“抓党内、军队内一小撮人”，用文字指出:不要同时提党内、军队内一小撮人，也不要提党内一小撮人。况且也不是很有战略意义。也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于党内和军队内部的一小撮人，归结于宣传“军队内部拉一小撮人”。

从“5·16通知”到“军报宣传政策”

“揪一小撮人在军队里”的口号毒害了全国，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这个口号是谁先提出的？

1967年8月22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两派时，严厉批评他们“不了解敌情”。他还指出:“别提‘军中一小撮’。“军中一小群”是七·二○事变后宣传机关搞错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事实。

数据过滤=“过滤”516注意

其实应该说，“抓一小撮军队里的人”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行各业的资产阶级代表，清洗他们。

混进党、政、军和各种文化圈的资产阶级代表是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大家都知道这两段在5·16通知中极其重要，堪称5·16通知的灵魂，他们的印刷也是黑体字。

“党内资产阶级代表”是“党内走资派”，人数是“一小撮”，所以叫“党内一小撮”。

毫无疑问，“混进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也是“军队走资派”，人数也是“一小撮”，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军队内部的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军队里拉一小撮人”的口号最早出现在“516通知”中，这不是虚假的说法。当然，五·一六通知里没有“军中一小撮”这种说法。

196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我们也必须看到，军队院校的领导和教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我们必须利用“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拉出来，打得彻底，批得彻底。"

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现行规定相比，这一紧急指示是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虽然没有“军队里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是军队里却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坏人”的说法。可以说，这离独立自主地提出“军中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说军队也有路线斗争，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支持“左派”。他还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军事报纸。对了，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其实他一天没到，但是认真经营军报。他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小组组长王力一起，给《军报》的两位领导打了电话，作了四人签字的《关于人民解放军报宣传政策的建议》，于1月10日送交“全军文革小组和林副主席”。第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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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露军队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阶段。

这是第一次“军队中的一小撮人”在严格而真实的意义上是指“军队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当权派”。王力和关锋在这里说的话，基本上和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他们明确地把“军中一小撮人”分开了。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力”。

《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到全军“文革”小组，而是直接交给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由她“指示”立即呈送林彪。《军报》代理主编胡雪岱写道:“林先生:江青同志，快给你发指示！”林彪不仅在姓氏上画了一个圈，还指示:“我完全同意。”

这无疑证明林彪、江青也是认可并同意“拉一小撮人进军队”的。这样，“军报宣传政策”才真正成为解放军日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令。

1967年1月12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军“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决地拥护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把军队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顽固分子带进来。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我们必须在我军内彻底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说:要彻底地进行我军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冲破重重障碍”，“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军队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还说:“我们军队中，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伎俩，反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林彪反复对吴、等人说:“一定要把军队里的一小群坏人揪出来烧死。”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加了编者按，发表了《彻底打垮党内一小撮从政治思想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文，其中说:“我们军队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总是把矛头指向斗争。后来，由于“7·20”事变的爆发，“揪一小撮人在军队中”的宣传和鼓噪又被推向高潮。

在“抓军中一小撮人”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了替罪羊

数据过滤=“过滤”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人”的狂热宣传，提出“把长城还给我”，说“党内一小撮人和军队内一小撮人”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连忙告退，推卸责任。江青很清楚地阅读并赞同《军报宣传方针》中“揪一小撮军队里的人”的思想，叫她“赶紧发林彪同志的指示”。她现在不提了，装模作样，以“义正词严”批准“揪一小撮部队里的人”。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驻京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军队里拉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中一小撮’，甚至抢我们正规军的武器。同志们，如果没有解放军，我们可以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野战军如果不爽，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可以允许吗？所以不要上当。那个口号是错的。因为党、政府、军队都是党领导的，所以只能提党内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单独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到处被抓，军区几乎被波及，不管是好是坏...我曾经和北京的青少年谈过这个问题。”——江青口口声声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是对的，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电”关于北京百万群众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推翻党内和军队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关锋、康生的批准。康生说问主席，现在改口说没说主席同意。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起，“揪一小撮军队里的人”的提法消失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落实和响应毛泽东“还我长城”的号召。最显著的证明是，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按理说，这恰好是用来谈“军中一小撮人”的，而军报的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罗瑞卿是“军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一小撮当权派”。但是《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日报》为宣布这一决议而写的社论中，不再提“军队中的一小撮人”，当然，彭也不再是军队中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犯了这样那样的罪。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为了“补救”被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八月中旬，《红旗》杂志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出，8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还是《红旗》杂志主编。红旗杂志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发表了这么重要的社论。如果他不审核签字，就不可能发表。这不仅是一个惯例，更是一个规定，也就是他作为主编的职责。毛泽东批评这篇社论，陈伯达说他没有看过，这显然是一个大谎言。

王力回忆“文革”后:“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林杰起草，管风修改。陈伯达看到后，鼓掌说‘太好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峰。关峰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有看，还了稿子，有他的签名。这完全是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我意见很大，鄙视他。”

《红旗》杂志第十二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门写“七·二十”事变的社论，“猛烈地向人民的主要敌人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一句话是陈伯达纠正的。这句话本来是:“……其实只是个银蜡枪头”，陈伯达把“蜡”字改成了“”。这句话出自《西厢记》第四册第二折，被媒人张君瑞嘲讽说:“你本来就美。呸！你是银矛。”所谓“似银枪头”，即表面似银，其实是焊料做的枪头，比喻无用；而“银蜡矛”，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依据的。当编辑们看到陈伯达的这一变化时，他们对主编渊博的知识深表赞赏和钦佩。陈伯达很会撒谎，但骗不了任何人。只是在那个时候，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他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

王力回忆“文化大革命”后:“8月12日，主席的指示送到北京，说‘党内一小撮人和军队内一小撮人’的提法没有战略意义。虽然我不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但我觉得我没有反对和执行，所以我进行了自我批评，说我错了。可是，可笑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都推给了我。”

1967年9月，毛泽东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荣去见毛泽东打听王力倒台的消息。毛泽东只读过她的两句古诗:“到时候，天地同功，运英雄不自由。”他二话没说，发布了行进令。文革期间，毛泽东为悼念诸葛亮，不止一次背诵、临摹了唐代罗隐的这两首诗。应该说，这两首诗的确是毛泽东“7·20”事件后心态的写照，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心态的写照，值得我们认真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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