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体书法 论毛体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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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式书法
毛泽东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书法被称为毛体，独特而优雅，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20世纪中国十大杰出书法家之一。
爱古人的字帖
毛泽东从小就在书法领域努力，从不疲倦。11岁开始学习欧阳询楷书，后又来学习王羲之的圣旨。即使在战争年代，我也随身带着金和唐的字帖，在狭小的空间里观察临时书房。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一套金堂小楷始终与毛泽东同在。除了工作繁忙，他还一点一点地用时间写作，经常看法语帖子。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主要是以扫草为主，恣意用笔，苍劲有力，笔力笔直，气势恢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留下书法拓片，把临时拓片作为工作后休养生息的一种方式。我在1949年和1957年两次访问苏联，带了一套完整的“法贴三溪堂”。当你游览全国各地时，你也应该带上书法字帖。他对书法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痴心的地步。1958年，毛泽东要求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一些草书”，其中包括“法贴三溪堂”。1959年，他向黄炎培借了一本《王羲之古拓》，约定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一拿到就看了空，一个月后就派人去还了。
毛泽东并不注重版本是否珍贵，而是注重分析各家之长，反映各家之风，观察各家之笔、结构、章法，吸取各家之精华，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中，毛泽东酷爱草书。草书方面，毛泽东最喜欢怀素。读怀素的《自我叙事帖》《论书帖》《苦笋帖》不厌，放不下。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他。经过亲切的交谈，他被特别赠送了一份《怀素自拟录》的原件。
秘书田家英曾发现一本怀素题词集。毛泽东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因为阅读太多，书页都碎了。他周围的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更喜欢这个职位。他笑着回答:“这个人是我的同胞。”如果把毛泽东的草书与怀素的自传相比较，很多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他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毛身”。就像他经常对秘书说的:“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某人的字一样，那么书法就会停滞不前，发展不起来。”
毛泽东去世后，工作人员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整理，发现收集到的东西最多的是碑文，包括拓本和影印本600多种，其中仔细阅读的有400多种，包括王羲之、智勇、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和宋高宗。孙、怀素的“二王”帖和草书帖，经常被他所评论。
“毛体”草书自成体系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阅读晋唐时期的法帖。他的草书风格可以从给柳亚子、杨开智、李淑一、马叙伦等的书信中看出。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传世佳品非常少。《沁园春·雪》《七法·解放军占领南京》《七法与柳亚子先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手书，至今尚未脱离曹彰的形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草书仍以字母和碑文为主，但他对以前的碑文并不满意。他在1953年2月23日写给柯清时的信中说:“建议《新华日报》改头换面，原头太尴尬。”如果书法没有明显的提升，又怎么能看出来是“太崩”了呢？1954年，夏锁所写的《浪淘沙北戴河》被评为“敲草书门，准备进屋”。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说:“请给我各种草书字帖，包括一些拓本、于右任千字文和草屏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询问是否可以在那里借一些草书。如果可以，你应该打开一份文件，这样你就可以一件一件地归还。”这封信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他应该有意识地创造草书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草书艺术蓬勃发展。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他这一时期的草书。手书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七法·长征》《满江红与郭沫若同志》《秦怡的鄂娄山关》等。，而诗和书是鲜明而相辅相成的。还有大量的书法古诗词，如王昌龄的《从军去》、李白的《庐山送鲁虚舟》、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颜遂成的《三纵帮》等，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它控制草书线条的能力令人惊叹。
从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信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和于右任也是他研究的对象。王羲之是帖学的创始人，他的草书《十七帖》被后世医家奉为典范。于右任是碑学大师，长期浸淫于汉魏碑刻之中。虽然他晚年致力于“标准草书”，但他一生的主要成就是碑学。在《铁学》和《铭》之间，毛泽东并不厚此薄彼，而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毛泽东还说:“继承和借鉴绝不能代替你自己的创造。”因为深知对艺术创作的无知，他非常注重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创新。
节选自200702集
编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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