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中 风暴中的投机者:辛亥革命中机会主义盛行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言，辛亥革命带来的负资产之一是机会主义盛行，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提高了建立社会信任和国家共识的成本。

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画像。

作者:雪儿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言，辛亥革命带来的负资产之一是机会主义盛行，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提高了建立社会信任和国家共识的成本。

不择手段无视一切规则的投机取巧行为充分体现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大势力中。

信用破产的政府

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一直伴随着晚清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由于宪法制衡的缺失，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导致民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追求机会主义，无视社会道德标准，为所欲为。

事实上，杨小凯用一套经济论述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小太郎·宗方的同样论断。甲午战争前，宗方的小太郎向明治天皇递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走向》，明确指出中国的腐败起源于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

晚清公共权力的缺失和滥用，突出体现在政府办企业上。为了解决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了部分产业和企业，但通过官僚管理的手段将投资者的话语权降低到几乎没有。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政府融资项目采取了两种看似矛盾又荒谬的方式:一级市场拒绝和规避，二级市场投机和炒作。

1887年李鸿章发行“中国铁路总公司”股票时，一级市场的冷遇最为显著。100万元融资计划仅完成10850万元。上海英文报纸《北华界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此前招商局在重大问题上从来不尊重投资者意愿，导致投资者信心丧失。然而，晚清几次灾难性的股市灾难都与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的疯狂投机密切相关。凡是可以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投资者都是“一窝蜂，一家公司出去，不问好坏，不看内幕消息，股票已经爆满，人也不想去”，“其实十有八九不是真正想买股票的人。”“城市强奸并开启了抛售股票之风，引发了全民狂欢。买股票的人不是有钱藏了地窖的银子，而是市场的流通。”就连官方对外战争赔款、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等巨额资金也大规模非法入市，支撑起官员的“老鼠仓”。

涉及数千万散户的铁路基建，是“国家机会主义”的又一“重灾区”。自1898年《矿业和铁路宪章》明确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和矿山以来，政府并不真正相信薄弱的民间资本可以支持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铁路投资，而更多的只是工业救国、商业救国、政民一体的姿态。随着“收回权益”运动的开展，外资铁路项目基本被各省组织的民营公司收回并接管。为了解决民营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政府最终以“给予政策”的方式予以支持，允许民营铁路公司向社会公众收取“租赁股”，强行集资分摊。

这种“私人资本”和“商业管理”的变异，成为少数人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对政权和人民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低效，最终迫使官方推出了“救市”的铁路国有政策。这时，以铁路公司高管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变成了一个大集团，“靠官主商，靠商接官”。当川汉铁路公司的高级官员借用国家所有权时，他们威胁中央政府为其非法股票交易损失赔偿300万和2000的巨大损失。遭到拒绝后，他们发动了一场有舆论的“护路运动”，导致大局失控。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采取了投机取巧的措施，立场不断波动，导致官僚机器的反应机制彻底失效，进一步激发了各种势力攫取利益的欲望。

打着改革掠夺的旗号，基本成为宣彤时期的主流，各种权贵集团争相“搭便车”。从设计初衷来看，所有可以称之为“仁政”、“善治”的改革措施，在官僚机器的运作下，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异化为“暴政”甚至“暴政”。1909年，江西宜春近万农民携带土枪大炮，武装围攻县城。原因是他们多收了设立新学校的“捐米费”，当地政府在面对农民请愿时，贸然动用警力。

政治上，“国家机会主义”的典型体现是官员在确定总体目标和步骤后，缺乏实施宪政改革的信心、决心和毅力，不断摇摆，短期行为严重，释放出大量混乱信号，造成权威资源的不可再生浪费。

在机会主义的引导下，官方的行政行为无原则可循、无规则可触、无命令、无禁止、难以预测，其掌控全局的能力遭到致命削弱，给各级官僚留下了极大的经营和寻租自由空。

谎言制造者

至于保皇党，自1898年政变以来，康有为一直以机会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它在戊戌变法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其流亡海外后政治包装的产物。帮助他流亡国外的英国和日本外交官都向自己的国家发送情报，指出此人夸大其词。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康梁精心包装了戊戌变法的过程。主要目的是通过贬低慈禧、抬高光绪、伪造中央两府总部、伪造光绪皇帝的圣旨，来塑造康有为“一种皇帝”的形象。梁自己日后也承认:“戊戌政变是我二十年前写的，后来写的是清朝戊戌事件。谁不觉得是有价值的史料？但是，据说我记得的是一封历史的信，我不敢支持自己。这是什么？被情感效果支配，难免放大原著！历史学家知道这个意思，他到处打破头，所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在“勤王”的美好口号下，康党在海外发展了一个以口号牟利的利益集团。庚子事变后，康党开始为全党经商，从“护国救帝公司”到“华商公司”，从房地产投资到饭店、酒店，兴办了众多产业。但由于党政不分，内部腐败横行，损失严重。康本人把这些“党办企业”当成个人提款机，挥霍无度，从不公开账目，以至于党内同志批评他“骄奢淫逸”，生活奢侈，“为欧美帝王做打算”，“用公款做生意”。

更有甚者，康党为了确保控制，联系黑手党，对华侨社区进行高压控制。没有他们的同意，谁也不能回国投资，分享干股，否则就是“叛逆”和“入侵”。大陆公司在海外发行股票，首先要挖掘，“不入党不准发行股票”，“他们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土地，把美国华侨当成自己的人，把华侨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为了以身作则，党康甚至派人砍倒了来美从广西振华公司招商的刘士奇，并毒死了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刘义仁。其实早在1900年，康有为的战友毕永年就在报纸上披露，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确实策划了“围园杀人”的阴谋。康一气之下，悬赏五千元招募刺客，让毕永年永远闭嘴。

康的刺杀令激怒了拒绝参加振华的保皇派元老叶恩、欧。他们正式向清政府报告，要求以“杀财”罪追究康良的刑事责任。广西巡抚张为此发出通缉令，送交港英政府，请求协助逮捕。老同志还在报刊杂志上批评康有为“丧心病狂，忘根究底，贪婪自大...他的贪婪和傲慢在古代和现代都是闻所未闻的...被康、梁视为傻子的美国华侨，长期以来都在偷窥他们的行动，为他们着想”。

岭南派监怒斥:“看其他几代人的著述，顾其实活在孔孟之中，为国为民，但名不虚传。”1894-1895年抗日战争中的抗日英雄秋，与康绝交，留下了“圣人不死，贼不绝”的名言。康有为随后两次进入香港，因谋杀被驱逐出境。1911年6月，横滨华商集体上书日本政府，抗议日本政府允许康有为入境。

投机取巧的交易手法几乎摧毁了国内外保皇派的心。

革命性的“黑手党血液”

机会主义也是革命党的一大诱惑。

暗杀时代，革命党暗杀的对象不是体制内的孤胆盗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甚至正直的官员，因为能够推动改革、修复体制的人，会大大降低革命成功的几率。章太炎曾直言:“反胡胡的胡，不是我家的，不能改造，可以改造再改造；不能存民当革，能存民也当革”，满人“越是物质，避汉之心越深，越是智慧，造汉之术越是狡猾”，所以“但愿满人多些叛逆和不甘见尧舜。满洲有圣人，革命艰难。”

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不仅震惊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对革命党的蔑视——恩铭一直支持徐锡麟，而且徐锡麟的打击名单甚至激发了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弹:除了恩铭之外，徐锡麟还策划刺杀了体制内的改革派端方、、良弼。1905年，吴越轰炸了出国学习宪政的“五大臣”，这是对体制内改革力量的定点清除。

辛亥风波中，死在革命党手里的政府高官不多，其中不乏像段芳、赵尔丰这样颇有前途的改革派或实干家。端方之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声誉...对端方的残暴杀害引起了广泛的谴责。”湖南著名学者左说得更透彻:“都说天知地知，无辜汉奸多，但持正义、重视民权、主张宪政者为我所用，到头来却不会好！”端方因其相对突出的才能和远见，长期被革命党列入黑名单。段芳曾指出，宪政和专制各有利弊，君主和共和只有形式。如果宪法得到尊重，君主、官员和人民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如果宪法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这种观点，在革命党内听起来比在政府内的保守派更为苛刻。

为了争夺资源，革命机会主义几乎无所不包。

庚子之乱中，孙文获得赌王刘学的巨额赞助，条件是他能支持刘学当老大。“还是总统，还是皇帝，小弟要先一步，所以爵位要先一步定。”

四川革命党提出“政民分离”思想，生动概括了发动革命的基本手段。同盟会认为，策动护路运动的立宪派“告日清廷法，明辨是非”是愚蠢的。“不如鼓舞人民，领导革命”。护路运动开始时，同盟会在成都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以护路为工具推翻满清”，“鼓励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并明确提出要把“离间政府与人民”作为重要工作手段，“故意领导人民，在省会闹事”，而外围则要“分州分县，或攻成都，围在省会之外”。成都会议后，同盟会召集四川省老年学会各香堂“大佬”，召开新津会议、罗泉井会议，明确提出与“会议党”加强联盟，等待时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革命党渗透进新军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基于共同的思想追求，而是基于哥们的手足情谊。辛亥革命中涌现出的许多在新军队伍中军衔不高的诸侯，往往有着深厚的“会党”背景。

毛泽东曾经对辛亥革命中的黑道不屑一顾:“辛亥革命是留学生的指示，哥们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巴拔剑，造成的，和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关系。”张还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军队完全是乌合之众，都是土匪和旧式军队。这样的军队是不能用来完成革命的，即与袁世凯的军队还远不是敌人。”

机会主义斗争

一场追求机会主义的革命，注定要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只是一个幌子。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评论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大多是有头有脸，住洋房，儿女玉帛，如愿以偿。”更重要的是，在革命党迅速腐朽的同时，争权夺利也使同志们反目成仇。

辛亥革命后，上海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几乎立即开战。同盟会的陈自称上海总督，光复会的李自称吴淞总督。光复会的陶在上海设立总部时，争夺军饷，陈干脆派蒋介石暗杀他。这成为蒋介石在党内崛起的重要资本。

革命党内部的权力和利益斗争使兄弟和组织变得不可靠，这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景观。孙文也承认:“当时党员有一个争取权力、获取利益的伟大思想，他们的潜力将是不可阻挡的。”

黄兴多年前就担心混同志会“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智，却有帝制之心，不知共和之理。将来，英雄们会互相争斗，互相残杀，造成巨大的伤害。”果然，不幸的是。民国初期，除了袁世凯的北洋系外，大部分军阀都是打着革命的旗号互相厮杀。

即使在革命党高层，机会主义倾向也导致思想和行为的严重分裂。在实行中央集权总统制或分权内阁制时，孙文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灵活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在革命党内部会议上痛斥主张内阁制的宋，认为总统成了内阁制下的“圣疣”，他“从来不愿意厚此薄彼”，所以他应该是这样的“疣”。胡在自传中说:“我第一次在日本生活，对政党艺术相当熟悉。我觉得内心强大很重要，我也同意赵，张，唐，熊的观点。立宪派因乐而进，宋朝的名声突如其来，张就这样做了。然而，最终，因为党的原因，柯强不敢担任领袖。他最初想当总统，后来成为了首相。他甚至不得不服从党的讨论，但仍然主张内阁制度。”

在孙的极力坚持下，党不得不统一思想，实行总统制。宋不服气，继续在不同场合宣传他的内阁制度。为此，马指责宋是“谋私利的宰相”，给了宋一记耳光，使宋左眼流血。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如此坚定地坚持总统制的革命党彻底翻身，坚定地推行内阁制，确保袁只能是个“疣”。

革命党内部的权力与利益之争、宗派之争，既是其意识形态空的表现，也是机会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鲁迅对这一时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理解:“统治阶级到现在的革命，不过是一张旧椅子的斗争。当我推它的时候，似乎这把椅子很可恶。拿到手的时候，感觉又是个宝宝，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这个‘老’很生气。”

美国学者梅里贝斯·卡梅隆说:“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其实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之一。在人们所说的共和主义和议会背后，引发这场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革命一样，仍然是人口过剩、自然灾害、官员勒索和王朝衰落。”问题是，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因为高举“共和主义和议会”的旗帜，把这面旗帜变成了“狼来了”的虚假呐喊，为民国时期口号和行为背道而驰、旗帜和方向不同奠定了沃土。

对这种“共和”极为失望的鲁迅在《杂言》中写道:“上帝与魔鬼的较量，不是为了争夺天国，而是为了获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不管谁赢了，地狱还是那个地狱。”他在《呐喊序》中说:“不管是专制也好，共和也好，是什么也好，虽然招牌换了，货还是老样子，也不管用。”

这位敏感的思想家在革命风暴中抓住了投机的主流。在各种美丽的“主义”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义”成为了各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追求和实践的机会主义:不择手段，无规则。

革命创始人蔡曾写过一首诗，值得全国人民反思:

沧桑，从知虎而成狼；

再多的钱，再多的血，穷买假共和。

带着仇恨或者被金钱所迷惑，将来谁会怜悯种族死亡？

对清朝的记忆渐渐消逝，我在哪里学会装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