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轶事 杨尚昆革命生涯轶事：“云水襟怀 松柏气节”

杨，1907年生于四川潼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杨投身革命70多年，毕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88年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称为“革命老兵”的杨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李先念之后的第四任国家主席。正如国画大师刘海粟在杨80大寿时所作的一幅《松柏图》，“云水情怀，松柏德”，是杨一生的真实写照。今年是杨诞辰100周年。这本杂志专门设立了一个专栏来表达怀旧之情。

-编者按

“说出来，争取过来。”

从1940年底从太行根据地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撤退，杨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六七年，直接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出色地执行了“讲出来，争取过来”的交际政策。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日益分崩离析，整个反法西斯战线频频收到好消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豫湘桂溃败。短短8个月，200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土地相继丧失，6000多万同胞落入日寇手中。重庆作为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陷入了恐慌。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舆论激昂，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两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之相对应，革命圣地延安也成为举世瞩目、众望所归的地方。

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外记者的这次访问，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绝佳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负责这项工作，并成立了延安交流办公室，杨任主任，金城任副主任。周恩来对交流办公室的政策是八个字:“大声说出来，争取过来”。

1944年6月9日，一批21名记者抵达延安，其中包括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桥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是记者团的领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派了一个处长和一个助理去检查记者的文稿。

当杨看到这个情况时，他明白了重庆当局的意图。果然，第一天，斗争就开始了。一大早，随记者团赶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就想把电信设备搬进通讯处，并计划建立一个电台。显然，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发送消息的权利。

杨明确表示，边区政府保证记者可以在不设广播电台的情况下迅速准确地发表新闻。根据杨的指示，通信办调回了国民党电台人员。

几天后，美联社记者斯坦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杨立即同意，并做了周密的安排。

采访当天，当记者团准备离开时，邓友德发现斯坦因缺席，于是向副主任金成询问:“我们组纪律严明，不允许单独行动。”

金城回答:“我们这里有新闻采访的自由。斯坦要求采访，但我们当然同意了。至于你们团规定的纪律，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说不负责任的话；如果您认为不合适，请与Stein协商！”

后来，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还提议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通讯处一视同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就这样，国民党限制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被打破了。

记者团访问延安一个多月，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听取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形势的汇报。通讯处还组织中外记者到边境地区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观，会见各界知名人士。这些对解放区一无所知的记者，对延安和重庆截然不同的形势印象深刻。随后，外国记者也参观采访了晋祠根据地。

中外记者团对此采访反应良好。后来，他们写了许多反映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和文章。《来自红色中国的福尔曼报告》、《斯坦对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的评论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就连曾经在记者团敌视共产主义思想的夏汉南神父也“认为边区好”。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评论说:“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五年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外大多是神秘的，是我们抗日战争中宝贵的盟友。正确使用它们肯定会加速胜利。”

这些书和报告向世界忠实地介绍了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特点。这是继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后，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最大的报道。为了这次访问和汇报的成功，杨付出了很多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外国记者离开延安之前，第一批美国驻延安观察组于7月22日飞抵延安。由于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迅速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合作的问题，决定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美国是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友。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合作，决定在延安成立外事小组，接待美军观察组。根据和的提议，杨也是外事组组长，对外身份是军委秘书长。

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前，杨尚坤向外事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精神:“第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盟友，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积极帮助他们，也要坚持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应该得到坦率和积极的回答，不应该回避。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保持谦逊；第二，生活中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但要量力而行，不要浪费；第三，我们必须交朋友，建立友谊。观察组不是短期的。要和我们的干部群众沟通，广泛接触。一定要掌握分寸感，教育干部群众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互相提醒。尊重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外事科对美国友好部队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比如帮助他们建立电台，让观察组在来延安的第一天上午就与重庆的美中缅印军事总部建立电信联系；叶剑英经常向观摩团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友军的现状以及日军在华兵力动态；外事组还邀请陈毅、贺龙、刘伯承、聂等将领向观察组汇报；组织观察组部分成员到其他根据地考察。

在外事科的帮助下，20多名在我解放区被军民救出的美国飞行员回到了美国。双方还经常组织一些联谊活动。美军观察组放映新片时，总是邀请外事组和中共领导人一起观看；外事组还招待观摩组欣赏民乐、听黄河大合唱、看话剧《日出》。美国士兵喜欢打猎。冬天，杨陪着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延安等着打猎。

作为回报，美军观察组也为延安提供了很多便利。观察组在延安和重庆之间有定期航班，主要为美国观察组运送物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方便。一些稀缺物资，如药品、电信设备等，可以由观察组带到延安；我们的一些人员也可以乘坐他们的飞机。

这种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美国军事观察组撤出延安。得益于外事团队卓有成效的工作，美国军事观察成为中美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

抗日战争一结束，内战的阴云就笼罩了中国。根据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等人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同时，决定派刘伯承、、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回前线协调谈判。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解放区的主要将领都在延安，来不及返回岗位。因此，为了使我军迅速完成从分散的游击状态向大规模兵团运动和战斗的转变，实现扩大解放区、痛击来犯的国民党军的战略目标，必须以最快的方式将延安的高级将领送回前线。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从地面走，从延安到太行山要一个月，华东华中就更不用说了。再说，途中还要经过日本占领区和封锁线，安全也是个大问题。

面对这个紧迫的问题，一向以谨慎和稳定著称的杨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在美国观察团飞机的帮助下，把我们的将领派往前线。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杨在回忆录中写道:“特别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我军许多重要将领，包括刘伯承、、林彪、陈毅，还在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消息传来，他们渴望回到前线指挥部队，所以我和观察组讨论了一下，他们同意乘美国飞机去。不过飞机比较小，坐的人也多。他们要求每个人携带降落伞登机，以防万一。登机时，每个人都拍了照片。陈毅同志幽默地说:如果你摔死了，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

不久，在杨的安排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次特殊的空行动:一次是将聂、萧克、罗瑞卿、刘澜涛等高级将领从延安运送到晋东北的灵丘；还有一次是派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党政要员从延安到东北。在这两起事件中，都使用了美国军事观察组的飞机。

“后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3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和工委两部分。、周恩来、任组成中央前委，率领精锐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中央工作委员会成员迁往华北，负责党中央委托的工作。后来中央工委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4月11日，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任书记，杨任后方支队司令员，驻地为临县镇双塔。它是中央政府、总参谋部的“眼睛和耳朵”，是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

非常重要的是，岗位委员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能够就近为党中央服务。杨后来回忆说:“在这一年，毛主席、周恩来和在‘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后委会’掌握敌情，提供情报，协调后方工作，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服务。”

后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侦察敌情，当好中央参谋。到达三交镇后，后方委员会在电信侦察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如电力供应不足、技术力量分散、陕北部分机器设防、敌台密码更改等。面对这些困难，杨动员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比如冒险派人回陕北，从敌人眼中取回设防装备；改装报废电机，自力更生解决供电问题；为了弥补人力的不足，我们还采取了以旧换新的办法，动员了一些请病假的同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大家日夜奋战后，到4月底，三交镇的每条山沟都建立了8个通信电台，可以与根据地、各战区前后和国统区的有关电台建立联系。叶剑英、杨立即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一切通知都可以在28日发出。”

邮政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电信侦察。由于电台力量有限，叶剑英和杨只能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重点侦察。4月，重点加强对傅、阎锡山的监视，为中央工作委员会部队及其东进提供情报，经同蒲铁路北段进入晋察冀根据地。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而外转移。刘邓、陈素、谢忱分三路进军中原。后来委员会的侦察无线电台集中了70%以上的力量，以各种方式收集敌情变化，向战略地区首长提供情报。后来委员会的电信侦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后年负责侦察敌情的同志时，特别提到:“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委员会还做了其他重要工作。例如，杨、叶剑英将延安中央军委近4000人安置在陕西省临县区。

杨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后委员会是从延安撤退后成立的。中央机关大多设在后委，叶剑英是后委书记。委员会有几十个电台以后，毛主席只有一个电台，中央的指示要通过委员会发出。因此，后委会是一个转化系统和枢纽。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负责陕北战场的前线补给。前面的衣服之类的东西被后来的委员会拿走了。毛主席在杨家沟的时候，生活条件很差，就在人民羊圈旁边搭了个小棚子吃饭。搬到陕北时期，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生活得很艰苦，同时也是毛主席反干坤的时期。"

杨在回忆录中很多话没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叶剑英率领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西柏坡，杨率领部分工作人员从陕北到双塔等候。3月23日，、、任率中央前委在武部县川口渡过黄河，3月24日到达中央后委。不久，他们开始向西柏坡转移。

4月23日，、任率中央前委部分成员从城南庄到西柏坡。毛泽东暂时保留了城南庄，因为他要去苏联见斯大林。4月30日，受党中央委托，杨宣布，从5月1日起，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将在西柏坡开始工作，中央前委、工委、后委的工作将立即结束。

有人说，后委无非是管吃穿用，管后勤保障，没什么了不起的。王镇对后委员会的工作有了更好的了解。他曾说:“中央和毛主席迁到陕北时，有些同志认为没有总参谋部。这是一个误解。毛主席之所以能预知陕北的事情，是因为指挥果断。后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对后委会工作的最好评价，也是对杨工作的最好评价。

“办公厅的工作就像‘听用’，做自己需要的事情。”

从1945年秋杨从延安的李富春手中接过中央办公厅的工作重担，到1965年冬他离开这个岗位，杨全心全意为和党中央服务，艰苦奋斗了20年。

在西柏坡期间，杨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警卫司令、中央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他协助、任处理中央军委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为辽沈、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任患病不能工作时，成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杨则是的左膀右臂。每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大办”会议，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传达书记处和毛泽东的指示；许多重要任务都是由杨组织实施的。

1949年9月，杨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继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机关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央机关是党中央的心脏。工作岗位越来越多，涉及东西南北，党政军学不分内政外交不分昼夜节假日，只要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有指示，办公厅必须立即运转。杨一向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一刻也不敢懈怠。他幽默地说:“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就像‘听用’，做自己需要的事情。”“有些岗位，虽然有主管职能部门，有时总务处也要参与。”比如外交方面，国务院有外交部，党中央有联络部。但是，为了联系当时的苏共中央，有一条电话热线直接打到克里姆林宫杨的办公室；周恩来、刘少奇多次来访时，办公厅要成立专门的安全小组，出动力量，内外配合，确保万无一失。

1955年5月起，杨任中共八大九人起草委员会委员。这次党代会，杨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62年2月，在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杨被任命为中央精简小组组长，协助、、陈云、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特别是减少城市人口。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奋斗，精简后的队伍圆满完成任务，城镇人口减少2600多万，缓解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为国家财政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创造了重要条件。

1964年，为了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央书记处决定杨为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杨一如既往地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圆满完成了任务。1964年冬至1965年夏，杨带领中央办公厅干部到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大队开展“四清”。他重视调查，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比较现实的处理。当时“左”倾错误发展严重，他能够这样做，是值得称赞的。

患难见真情

世事无常。1965年10月，杨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中南海。

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也有原因，是当时的政治背景造成的。1962年以来，毛泽东有一个幻想:中国共产党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政府、军队和文化单位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1965年4月，康生诬陷杨尚坤“在中央政府背后秘密设置窃听器”，“向他人提供大量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复制，严重泄露机密”，从而诬陷杨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