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缅战争 远征军特务连长忆滇缅战役

飞越驼峰

1944年4月的一天，我单位奉命立即飞往缅甸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我在54军50师担任特务连长。第五十四军的军长是田方，他有三个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和第一百九十八师。其中，第14师和第50师被调往缅甸战场，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

算上，我们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远征军。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后，中国从第5、6、66军派出约10万兵力，组成“中国远征军”。然而，由于中美双方指挥混乱，远征军遭遇重大挫折，共损失5万人，大部分在撤退过程中死于饥饿和伤寒。远征失败后，以廖耀湘为首的新22师和以孙立人为首的新38师退守印度，改编为“中国驻印部队”。国内的名字叫新军，统帅是郑洞国和史迪威，他们在印度著名的拉姆加基地接受训练。

1943年，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反击缅甸。中国政府先是将苏湖领导的新30师从中国调过来，随后代号为“X”的“中国驻印军”部队从缅甸北部向缅甸发起进攻。；中国远征军在云南成立，魏任远征军司令，代号“Y”。他渡过滇西怒江，攻打腾冲、嵩山、龙陵，向中缅边境挺进。

1943年，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反击缅甸。中国政府先是将苏湖领导的新30师调离中国，然后将原第54军管辖的第14师、第50师调往印缅战场。加强反击力量，代号“X部队”，从缅甸北部向中国进攻；中国远征军在云南成立，魏为远征军司令，代号“Y军”，渡过滇西怒江，进攻腾冲、嵩山、龙陵，向中缅边境挺进。

当我们接到出发的命令时，我们并没有感到突然。当时军队经常给我们讲缅甸的战场情况，我们随时准备被派往前线。在云南祥云机场，美军某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了50个师的排长、连长学习热带丛林战术，使用“60枪”“30步枪”“冲锋枪”等新式武器。我也参加了这些训练，回来后教给士兵们。10米外的丛林里看不到人，所以冲锋枪适合近距离作战。我们还学会了如何使用专门用于对抗坦克的高射炮和火箭发射器。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些武器，所以感觉很新鲜。中国远征军司令员魏也来看望我们。他戴着帽子留着小胡子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年我们飞过的是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路线从昆明到印度东北部加兰的汀江机场，全长840公里。它穿过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山峰，山峰像骆驼峰一样滚动，所以美国军方称之为驼峰。“驼峰”航线海拔在6000米到6500米之间。空空气稀薄，受气流影响变化很大，所以很多飞机坠入山谷，导致飞机坠毁死亡。“驼峰”也是日军空军和高炮的控制区，也被称为“死亡航路”。中国通过“驼峰”航线，将海外抗击日本的远征士兵运送到印度，再从印度带回汽油、装备等战争物资。1941年至1945年间，81%的对华援助物资是通过“驼峰”空运输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空分队司令阿诺德将军曾说过，驼峰航线的飞机损失率比轰炸德国时还要高，“驼峰”航线是二战中损失最大的。/[/K0

当时，美国的C46和C47运输机被用来运送中国士兵。C46可以容纳22人，而我乘坐的C47可以容纳40多人。C47是最早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运输机。登机前，我们也接受了短期的跳伞训练，但当时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我们只知道当飞机迫降时，我们只需要跳下去躲避生命。

我乘坐的飞机是由一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好奇多于紧张。飞机越爬越高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冷，冷得我瑟瑟发抖。我听说一些虚弱的中国士兵已经瘫倒在飞机上了；然后感觉呼吸困难，耳朵被震住了，下飞机才恢复。

当时的感觉，现在被称为“野心勃勃”。我记得当我到达营地时，我还填了一句话:

年女角飞越驼峰

军队穿越云海，渴望战斗，远征印度和缅甸。

驼峰横跨，据说海拔接近万仞。

敌人炮击，寒气扑腾，胸口烈火熊熊。

回想当年的英武，寻敌寻斗士，敢以虎攀山。

千里物探，国威军威赫显。

战场神游，激情似乎重现。

大风配得上我的生命。

丛林生活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我军安全降落在印度汀江机场。汀江是丽都附近的一个机场。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援助物资从美国运到加尔各答，再通过铁路运输到利多。因此，利多不仅是运往中国空的基地，也是反击缅甸北部军事驻地的基地。

没想到到了印度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机场设置了临时浴室。一个美国军官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脱下制服和背包，于是大家光着身子走进了浴池。20分钟后，有了命令，我们都出去洗澡，然后排队等医生接种——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疫苗的作用。在后来对密支那的突然袭击中，K队指挥官尼森上校在行军途中死于斑疹伤寒，所有中国官兵都安然无恙，因为我们都在机场接种了传染病疫苗。

洗澡消毒后，我们每个人都换上了新军装。新制服是米色的，就像英国人一样。我们还得到了毛毯、蚊帐、防蚊口罩、一瓶防蚊油和一盒防蚂蟥666粉。然后换美国武器，因为美国军官以前在云南教过我们，所以他们对这些武器并不陌生。

拿了这些东西后，我突然看到面前有一团燃烧的火。洗澡前我们脱下的是制服和背包。虽然我们在中国的装备很差，但是出国前我们每个人都换上了全新的军装。毕竟我们出去是为了代表中国军人的形象，所以我看到这些刚送来的制服都被烧了，一时之间很苦恼。当然后来才明白，这是防疫的必要措施。

由于战争形势紧急，我们没有在汀江停留，所以我们立即换了另一架运输机，直接飞往孟关。缅甸北部的另一个重要基地蒙关最近被新的第38师和新的第22师攻占。它也被战争摧毁了。一下飞机，就看到机场附近到处都是废弃的炮弹和烧焦的树木。

我们在机场被一辆10轮大卡车接走，它很快将我们拉进了一大片黑暗的森林。大约半小时后，车停了下来，有人告诉我们营地已经到了。一下车，除了参天大树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解决了我们的喝酒问题。

晚饭后，每个班都有刀、斧和锯，这些是在丛林中战斗和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于是我们在树林里开了一块空田，搭了一个简易帐篷。营地周围一片寂静。除了我们的声音，我们唯一能听到的是树上猴子的吼声，它们不停地尖叫。

丛林生活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空在开阔的热带丛林中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们有些孤独和害怕。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士兵会突然在梦里大喊大叫。别人被惊醒后，也会大喊大叫。晚上在丛林里听更恐怖。现在想起来，是不适应丛林生活造成的心理障碍，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么多，所以叫“造营”，不过闹一会就好了。

雨季来了，天天下雨，一朵云飘过去，还会下一会儿雨。有时候好像一天飘着无数的云，一天会下无数次雨。记得我们攻占密支那的时候，正好赶上雨季，伊洛瓦底江的水泛滥，地面睡不着，就睡吊床，我们就是这样行军打仗的。

到达缅甸后，生活改善了很多。我们终于可以吃饱了，每天都吃肉。主要是美军的牛肉罐头，但是时间长了感觉很油腻，长时间不能吃青菜。我们有时候出去挖野菜吃，但是能找到的野菜有限。美军经常用直升机空投掷物资。在空投掷之前，我们先找一个空场地，在上面放一块布板。布板颜色不一样，说明空扔东西不一样:我记得空扔食物的时候用的是白布。因为所有的材料都是美国空送的，我们结束了在印缅战场上的烹饪历史。

协同作战

在缅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军各方面的优势。六十年前，中美两国国力悬殊，尤其是在军事方面。

首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军队的工程机械化程度。当时美军开始大量使用推土机和挖掘机，所以工程进展非常快。基本上，部队打到哪里，道路就修到哪里。我们到达孟关后走的中印公路是1943年春天修建的。两个美国工程兵和两个中国工程兵，以及大量的印度工人参与其中，我们当时还在使用最原始的铁锹、锤子等工具，所以这条路让我们大开眼界。

当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美军机械化的优势:比如我们攻打伊洛瓦底江的时候，只要我们找到船，他们就可以马上安装发动机，启动船只；遇到河流，美军会在几天内快速建桥，效率非常高。美国也配备了专门的修理厂来修理这些机器。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国给每个步兵连都发了一个对讲机收音机，当时我们称之为“bp机”。当时，传呼机体积很大，必须随身携带。这非常有利于行军作战中的先头部队向身后的指挥员传递信息。美国军队在60年前就有这样的通信设备，但遗憾的是，中国士兵普遍文化素质较低，无法使用这种先进的设备。几天后，这些对讲机被送到仓库并被搁置。

美国人非常重视战前准备，对敌情和作战地形做好充分准备。在攻打西堡之前，他们不仅给上面的军官提供了1/5万的大比例尺地形图，还发了一张空的照片。我记得摄影地图很清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树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以前中国的老师用的是1/20万比例的橡皮地图。

从师司令部到营司令部，都有一个美军联络官，传达中美军方的要求，沟通双方的情况。师一级的联络官也有军事指挥权。我们师的联络官是上校，我们都叫他上校。

中国军队的传统补给和补给由军需处提供，每一级补给都要扣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更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在这里，后勤补给由美军联络官直接供应给公司，避免了对中转单位的盘剥，说明美军组织精简有效。我们到达营地的时候，很多美国联络官已经先到了，连司务长也很快就拿到了大米、牛肉罐头等，我们吃了一顿快餐。美军的战斗补充很好。每次战斗前，它都会加强后勤供应，比平时吃得多很多；从战场下来后，他们立即补充衣服和弹药，随时战斗和补充。物流供应非常完善。

在国内，我们的军纪非常严格。平时我们的军纪要扣，走路要挺直，很整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国民党军队从不留头发，但他们必须剃光头。每个公司都有一个理发师，定期给每个人集体理发。

中国驻印度部队的总司令是史迪威将军，他喜欢在战场上巡逻，所以我们的下级军官也有机会见到他。史迪威经常带着冲锋枪深入前线，甚至和士兵打架，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欢他，但听说他和中国军方上层关系不好。我们是下级军官，不太了解上层阶级的事情。我们只觉得有些奇怪的事情:有一次，54军代军长阙汉谦去缅甸前线，我们组织仪仗队欢迎他，没几天阙汉谦就回家了。后来听说史迪威不欢迎他，史迪威愿意指挥这个团。

英国陆军第36师参加了战斗，除了军官是英国人，所有士兵都是印度人。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统治，印度士兵在服装装备上基本和英国人一样，这也让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我觉得印度士兵多少有点看不起中国士兵。但也难怪当时我们的装备和国力那么差。人们尊重什么样的资本？在这个战场上，有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和中国人。我深感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在我看来，美国士兵对我们很友好。美国士兵喜欢抽骆驼烟，有时候会递给我们，但是中国人很少抽。虽然都属于一起工作的友军，但平时难免有点矛盾。有一次，连队的一个士兵和美国军事军团的一个黑人发生了争执。他觉得美国人看不起他。他回来告诉我，我年轻，血气方刚。当我听说我哥哥患了气，我不得不赶紧和另一边说话。结果美国联络官出来劝我，香烟和饼干都送来让我冷静。幸好潘玉坤老师得知后没有惩罚我。后来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太冲动了——有人来帮我们。怎么才能和别人斗？

给密支那惊喜

到达蒙关后不久，我50师150团被抽调到特遣队，参加了著名的对密支那的突然袭击。我的身份是第50师的特务连长。在对密支那的袭击中，我们的间谍连应该跟随该师，承担搜索和警戒任务。正常情况下很少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因为150团有16个黄埔学生，所以我特别关注战争的进展。

专案组由三个团组成，包括我师150个团，新30个师88个团，美军5307个团。此外，还有一个约300人的缅甸克钦野人游侠。这支特遣部队由美国陆军准将·梅利尔将军指挥，分为K、H和M三个战斗小组，均由美军军官指挥。

我还记得150团出发的那天，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似乎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斗。因为运动队的行踪绝对保密，无法空补给，每个士兵出发前都要带足半个月的干粮和必需药品。

从地图上看，蒙关到密支那直线距离最多200公里，但道路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与孟关隔着两山一河谷。穿越孟珙河谷后，要翻越更陡峭的苦山才能进入伊洛瓦底江流域。沿途有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地形非常隐蔽。当敌人被发现时，几乎是“面面相觑”。

5月初，工作队进入满库山脉。在这里，山峦起伏，悬崖耸立，很难移动。有的时候只能用手和脚爬行，有的时候还得在岩壁上削台阶爬。辎重连和迫击炮连更难移动。骡子、马和人经常不能在同一条路上旅行。他们必须走很长一段路才能绕过悬崖。上坡时，骡马不能走，人要用马的屁股走路；走下坡路更难。必须有人走在前面来抵挡骡子和马的前刃，后面有人拉着马的尾巴来防止它掉进山谷。即便如此，一路上还是有一半以上的骡马筋疲力尽或摔死。

由于行军困难，前线的美军有时会扔掉武器和重型装备。后来，我们听到战斗中的同志谈到这种情况，既奇怪又遗憾。这可能反映了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在美军中，保护人命是第一考虑；在中国军人眼里，武器就是生命，绝对不允许随便扔掉武器。

H队150团迅速行动。5月16日，他们一直秘密潜伏在密支那西机场。17日上午，50多架美军飞机猛烈轰炸，日军全部爬出掩体暴露在我军炮火下。150团突然发起进攻，守卫机场的300多名日军和他们的指挥官平井忠佐全部被歼灭。亨特上校在密支那机场的跑道上向史迪威发送了一个无线电代码信号——“威尼斯商人”，意思是“我军已经占领了机场，运输机可以降落了”。当天下午，100多架道格拉斯飞机拖着滑翔机，冲破云雾，飞往密支那。第一次航行，他们把新30师第89团和美军第819飞行空旅空运送到机场，加强对密支那机场的占领。

对密支那的突然袭击是史迪威最冒险、最成功的军事行动。占领密支那机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此后，中美两国的/空得到了补给，不再需要绕过危险的驼峰航线，改为通过密支那中转，不仅缩短了航线，还降低了飞行高度。

密支那的战略地位如此特殊，以至于日军还部署了大量援军进行殊死反击。我军一度攻占密支那市区，但被日军打回来，一直僵持不下。中国士兵伤亡惨重，我的三个同学都死在密支那。史迪威非常担心密支那的局势，接连更换了四名美国联络官。最后，他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中国高级将领。新任30师师长苏湖和50师师长潘玉坤都被调到前线指挥部队。

7月18日，中美军队转移到密支那街区巷战，日军被压缩到城北最后一个阵地。第50师师长潘玉坤挑选了100多名士兵组成“决战敢死队”，在当地华侨的带领下，冒雨绕到日军后面。日军腹背受敌的意志终于崩溃，残兵恐惧地逃出战壕。他们用竹筏游过伊洛瓦底江，向巴莫方向撤退。水原藏最高统帅被迫在河边大树下拔枪自杀。密支那80天的战斗终于结束了。一万多名中国军人官兵的宝贵生命，两年前战胜缅甸的耻辱，也带来了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整个亚洲战场的胜利。

布鲁克·埃里森的故事

打完西堡后，在一次训练中，一名士兵不小心踩到了日军埋设的地雷，引起了爆炸。几个士兵当场死伤，我受了重伤。卫生队立即用担架把我抬到美军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抢救。起初我能感觉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但很快我就在全身麻醉下完全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醒来后，医生告诉我弹片是从右肋骨刺入体内的。他们从右下腹切开10厘米，取出弹片，进行消毒、缝合、包扎等手术治疗；弹片还穿透了右下肢的膝窝。幸运的是，这些弹片没有击中重要器官。

一大早，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到密支那后面的医院。当时密支那刚刚被我们攻占，要建一个全面完整的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只能根据伤员的伤情建立不同类型的简易医院，如轻伤、重伤、截肢。我住的临时医院离市区很远，但只临时搭了几顶帐篷，医护人员很少，伤员也很少。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密支那战场医院都是美国男性——后来听说史迪威拒绝中美两国政府派遣女性工作人员到印缅战场。所以一开始我分不清谁是医生，谁是护士，谁是商人。这些美国人严肃而安静。我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态度很和蔼。我猜他应该是护士，所以我会用一些简单的英语和他交流。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认识了。有一次他给我看他妻子的照片，劝我星期天去教堂。

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很快就好了。一天早上，我从密支那起飞，飞回腊戍第50师司令部。老师潘玉坤还特意指示副官长给我做一顿校官饭，以便早日康复。

1945年5月，我们作为最后一支远征军回到中国。回家后，一路上看到激动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欢迎抗战归来的英雄们。那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到达了最辉煌的顶峰。

在南宁呆了一段时间后，部队出发前往雷州半岛，准备在那里与日军作战。当我行军到广西贵县时，突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美好的一天终于到来，我感到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有机会缅怀多年未见的老母亲了。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期待国共和谈成功。不打，不想打，打了八年，也不和中国人打。

结果，没有成功。在东北战场上，我们被迷惑地打败了。想了很久，我选择了投降。不久，我被派往抚顺的解放军军官训练团进行思想改造。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远征军的高级将领，如廖耀湘、郑洞国、周福成等。我们的身份是“平等的”。在训练团里，我们初级军官主要是学技术的。半年后，训练团几次想争取我，要我参加淮海战役的解放军，我都拒绝了。我想，我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对抗共产党，然后我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对抗国民党。我太没出息了。所以我坚持要回那个地方。

思想改造后，带着军委给的一张“安顺好市民”的身份证明，回到沈阳，与失散多年的妻子团聚。1952年，我接到东北工学院录取我为正式职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在夜大学习，学习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我似乎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我以为我真的重生了，但很快我就明白了这只是一种幻觉。一年后的一天，我收到了被学校开除的通知，这是“隐瞒历史”。很快，妻子也提出了离婚，但离婚申请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那时候女儿还小，我舍不得把孩子丢下，就拉着大车，拼命干活，给了东拉西拉的人。半夜跑到沈阳联合公司排队蹬车，天一亮就在那里等着帮人拉货。记得爬南站天桥的时候，流血吐血...我无法想象那时的生活有多艰难。

1958年，我去北京学习中医。当时北京开始清理“社会渣滓”，所有的“余孽和余孽”都被抓进了网里。除夕那天，我被抓了，送到清河劳教。

我在清河农场生活了六年，期间我老婆再次提出离婚。在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怪她。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生活在一起？在农场工作意味着种植土地、开渠和建坝。我们在清河农场建了所有的水坝。灌溉，在农田里种水稻，我可以插秧，每天都弯着腰插秧，很累。大跃进的时候，我每天都要挖到半夜。

1965年，劳动改造后，我被送回家乡，开始接受监督和改造。这也是我1938年逃离家乡后，第一次回到家乡见到母亲。没想到20多年后还能以这样的身份遇到母亲，她和哥哥都不肯认我为“历史反革命”。我觉得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我妈。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成了寡妇。日本投降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亲，但直到她1968年去世，我仍然是她无法接受的“反革命”...

很快，街上的动员分散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就报名了，插队自己一个人安顿下来，每天挖粪养猪种棉花，也养活自己。凭借我参加远征军时从美军那里学来的英语，加上多年的积累，我在60多岁的时候就成了村里的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我在村里的茅草屋住了20年，直到1980年1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终于摘掉。1988年，我和女儿分开了23年，才第一次见面。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从未后悔过。我一直相信我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远征军的一员，抗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事情。2008年11月，我和另外两名参加远征军的抗战老兵来到云南检阅滇西战场时，忍不住哭了好几次。幸运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了这段历史。我相信，这不仅是我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也是我们民族永不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