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哪个朝代建立的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土司”，又称“土官”，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任命和划分的地方官员。它的重要特征是“官、土、民”，即世袭的政治主权、管辖范围内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和对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的世袭主权。

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元朝以前，封建王朝采取的是“地方官治民”的方法。唐宋时期，西南、华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姬府、周，当地土著首领被任命为世袭刺史和等职。元朝以后，各民族首领被授予宣威使、傅玄史、绥靖史、招安史、千户、百户等官衔，地方官的等级、继承、进贡、招安等形成了一定的制度。

到了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顶峰，然后逐渐衰落。到了清朝，它不再占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四川等民族地区的土司残迹还很少。解放后土地改革被彻底废除了。

基本介绍

土司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边疆民族地区统一后，唐朝在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区实行“宴请政策”，“假扮爵禄之名而宠之”，使之“易为全制之主，以跑而从之”，并授官职于部落首领，世代相攻，治理自己的土地，称之为“宴请国”这些部落在集米州， 各据一方，互不隶属，而只归顺中央王朝，这就是土司制度的雏形。

宋承唐制度也有济州的设定。元代正式发展为土司制度。据《元史》记载，献宗二年，忽必烈率军分三路征大理国。在经过川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后，他把世袭的官职授予了招抚的少数民族首领，又把这些官职授予了和金。他实行“以官治民”和“治边西藩”的政策，于是有了司等世袭土司。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百年，而且是和平的。

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穿上龙袍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大大加强。据《明史》“洪武之初，遣人招诏令，遣各族之人入京，赐其国师兼司令、司令、元帅、募兵官等职衔，以治其俗，皆印而信之”。

这种“以俗治朝”的政策很快就有了成效，长河土司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得到了发展，他被按时派往朝鲜。明太祖给了文琪丝帛、银锭、衣服等等。这种关系的改善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境民族地区的控制，而且有助于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经济交流。

明清两代虽然曾经实行过“卫所制”和“改土归流”，但总体上继承和发展了元代土司制度。四川边境地区清代土司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谓“川边”，作为一个地区的专有名词，是指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以及四川、云南、青海和西藏之间的广大地区，即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藏语叫“康”，意思是地球。“川边”一词源于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事大臣”。既然赵尔丰管辖的区域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自清末以来就成为了“川边”。清代，土司设立的地方有5/10在四川边境地区，主要在金沙江以东。

清代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省设置土司最多，但雍正初大规模土改后，四川保留土司最多。雍正四年，云南巡抚鄂尔泰曰:“欲保民，必先制夷。如果你想控制野蛮人，你必须改变土壤，回归自然。”清廷批准了湖北的建议，任命他为滇、黔、桂三省总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土归流、购买流官的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这三个省原来的土司大部分被废除了。

这次大改革，四川只改了几个敬酒点，比如靠近大陆的天全刘帆赵桃寺和酉阳宣慰寺，其余的敬酒点都没有受到影响，还有一些是新颁的。比如著名的五堂祝酒会，在云南、贵州等地土改高潮中，新被授予绥靖司的职位。乾隆十七年至四十一年，清廷攻克了扎古土司和金川土司的叛乱。轮换废杂谷土司，置杂谷旧居等五村，并设杂谷直隶堂治理之；废大大小小的金川土司，置绥靖、毛公等五村，设阿尔高德、美诺二厅。这一次，川西北的一些土司被放弃了，但在这一时期，一批土司在四川边境地区不断得到推广和新颁。

据嘉庆编纂的《四川志》记载，当时仅位于四川境内的大建六府、谢赫，辖120多个土司。真正改变川江流向的，是从光绪到宣彤的转变。

康区在吐蕃时期被吐蕃王朝占领，是所谓的四大藏区之一。吐蕃王朝覆灭后，康区被划分为多个自治部落，部分部落在元代被征纳。明朝沿用元制，除土司名称略有变化外，增加了一批宗教领袖，赋予法王和佛教徒一定的地区权利。明朝末年，康曲被青海蒙古族和硕部首领固始汗占领，固始汗派营官到此征收粮税。祝酒词也受到营地官员的欢迎。康熙三十九年，长边纪烈杀了想和他争权的郑明土司。清廷乘势出兵镇压，杀长边齐烈，恢复土司，并以大胜赶走固始可汗的康势力，招手让他去争权。除了第五绥靖师、第一绥靖师、土千绥靖师这五个绥靖师外，他们分别归华林协会管辖，土千其他100户人家的49名成员归郑明土司指挥。

当时称之为“西炉”，清廷划分575名森林兵驻守箭炉，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为交通修建泸定桥；将华林营提升为协会，设立副将负责西路军的敬酒事宜。于是这部分地区就成了四川的管辖范围。

康熙十八年，清廷为防备准噶尔侵扰，命窦通法拉领兵入射箭炉，相机收复理塘、巴塘。法拉赫以永宁会副司令岳钟琪为前锋，在理塘擒叛军首领，迁理塘、巴塘。次年，清军大举镇压扰乱西藏的准噶尔阿拉巴坦部。定西的格尔比将军率领四川和云南的两支军队出去打箭炉。格尔比利用岳钟琪“以夷制夷”的计划，沿途招募江卡、察德隆、贡觉、扎雅、察木铎等地，奖励僧侣和庸俗首领，让他们带领当地民兵充当向导。因此，

决定作出后，除了巴塘、理塘的绥靖部两名成员外，查木多、查雅等地仍授予当地活佛管理。雍正三年，康藏地区和硕特部的势利眼全部赶走后，清廷下令川、藏、滇三地划定内陆边界。雍正四年，四川提督周莹与滇藏官员一起，在江卡与巴塘之间的幽静山顶上立界碑，将巴塘等山以东的地方转移到四川，将江卡等山以西的地方转移到西藏。雍正六年，先后在康区北部招募了多尔格特、霍尔格部、、春轲、，并立即授予宣威部、慰劳部和专门的官司，同时给了许多前来投票的中小部落首领户、土白户等封号。至此，清廷在大建路以西、金沙江以东的这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

到雍正七年，土司成员已超过一百二十人。清廷为了管理这众多土司，提拔崖州为府，治理西麓土司；益州知箭炉，设箭炉堂“理外情”，在巴、黎塘设一处饮食服务，管理川藏军粮的经营，管理当地土司。此后，除乾隆十一年詹湛翻过敬酒课，给投诚首领颁了十几个小敬酒外，四川旁边的敬酒并没有增加。相反，由于相互吞并，一些较小的土司被较大的土司吞并。

酋长被调到兵部，因为清朝在民族地区使用士兵，酋长经常被招募带领士兵参加战争。因此，四川这边的土司大部分都归傅、谢管辖，而傅、谢有一千多兵马。但是随着清朝的衰落，士兵只有三四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空的，不能作为军事力量来“震慑”土司。海关外的敬酒人太嚣张了，没注意。

清朝的土司应该在自己控制的地方纳税，但是税收比较少，有些完全是象征性的。比如有48户100户的郑明土司，每年有160多万的白银进贡；当地富有的巴蒂土司每年仅获得82银。至于按照刘官的规定任命的土司，如巴塘、理塘，清政府每年都要为“养贱银”支付数百两银子。

所谓“康区四祝”，是指唐铮、理塘、巴塘、德格四祝。清代康巴地区大大小小的土司有138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有4个。这些众多的土司都是朝廷授予的，而且有等级和等级之分。然而，他们不属于彼此，也没有收到朝廷的工资。土司的职责是统一自己的部落，战时“服从征兵”，平时“附册守境，防内乱，保百姓”，依法向朝廷进贡。纳贡是土司臣服中原王朝的表现，纳贡是皇权的象征。其主要意义不在于经济利益，而在于相互交流，加强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控制。

土司贡品多为土特产、山中异物、珍贵药材、马、牛、畜。朝廷接受了敬酒的贡品后，也应该把它还回去。有金银饰品、绸缎、茶叶、粮食、日用品甚至生产工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朝贡回馈的早期实施，对于促进藏区的经济发展，促进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的改善，促进文化交流，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清代四川土司等级最高的是宣威使，有、德格、、土司三个封号，其次是土司，共两个，分别是巴塘、理塘土司，再次是绥靖土司，有孔撒、麻薯、张金土司等十四员，最低的是专员土司，有六个封号。此外，还有许多土千家庭和100个不同等级的当地家庭。一些酋长因为工作得到了更高的等级和官位的奖励，但都是徒劳的。清朝中期以后，由于控制土司的力量减弱，卖官卖爵之风盛行，一些偏远地方的人也自称土司。清朝规定土司每三年朝贡一次，但四川这边的土司大多没有实际遵守。

酋长拘留政策的要求只是为了“保护领土和人民的安全”。只要不造反，清政府一般不干涉其政治事务。由于四川的边境地区位于四川和西藏之间，清廷非常重视保护进入西藏的南北大道，并且有许多池塘站。只要土司的活动不妨碍大道畅通，清政府是不会调查的。即使土司打了几年仗，清廷还是放了它，因为它“不令人担心”。因此，四川的土司往往骄横跋扈，在自己的地盘上奢靡无度，残酷压榨百姓，实行封建农奴制。在那里，正如一首藏族民歌所说，“天是敬酒的日子，地是敬酒的土地，人是敬酒的人”。

在藏语中，土司被称为“结伯”，意思是“国王和统治者”。土司是割据党的最高统治者，占有一切土地、森林、牧场、河流、山脉和生产资料，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土司的领地是封建农奴王国，土司是封建农奴主。“土司家族有自己的土地，世界有自己的土壤，土人耕种自己的土地，世界就是他们的人民”。土人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上，“主仆之分永不变”，没有人身自由，所以该由土司来杀，该由土司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