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为自己没资格做甲级战犯而遗憾

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关东军的“大脑”。他亲自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大地血流成河，把整个日本拖入了战争的深渊；他因领导“满洲国独立”而成为“满洲国之父”，却因暂缓侵华的“不扩张”战略思想而被日本军部排挤；他的手上沾满了亚洲人民的鲜血，但他后悔自己的一生，因为他没有资格成为甲级战犯...

石原慎子

文│王龙

1947年4月30日，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的特别审判在日本坂田市举行。一位在证人席上接受询问的老人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毯子，看起来很虚弱。因为他已经到了膀胱癌晚期，不能行走，法院不得不派美国检察官来听他的证词。由于他的证词将直接影响许多日本重要战犯的命运，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蜂拥而至，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

美国检察官首先问道:“听说你和东条英机有对立意见。是这样吗？”

坐轮椅的老人的目光突然变得炯炯有神，他轻蔑地回答说:“东条氏是一个没有自己见解的人。怎么会和没有意见的人产生分歧呢？”

法庭的气氛突然被这个证人控制了。现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回忆说，他的眼睛非常严厉，几乎从不眨眼。“我想射穿我们。”

检察官不愿意这样做，立即打断他:“证人，请不要说与询问无关的话。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然后，检察官问他:“满洲里事变给中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老人立刻反驳道:“法官大人，请教我如何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种激烈的对抗连续持续了两天，但检察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新证词，这让法庭变成了老人诡辩和冷嘲热讽的表演。检察官最后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脱口而出:“他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是我石原慎太郎的笑容，但为什么石原慎太郎不是战犯？这完全不符合逻辑！”

这个桀骜不驯、神秘古怪的另类人物，终其一生都是日本陆军著名的退役中将。被称为日本关东军“大脑”的他，亲自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使东北血流成河，将整个日本拖入了战争的深渊；他因领导“满洲国独立”而成为“满洲国之父”，却因暂缓侵华的“不扩张”战略思想而被日本军部排挤；他的手上沾满了亚洲人的鲜血，但他后悔自己的一生，因为他没有资格成为甲级战犯.....微笑石原慎太郎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与魔鬼合二为一的“异类战犯”，一个所谓的“日本智慧”，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最危险的“恐怖天才”。

特立独行的“超级大脑”

性格是命运的基石。石原慎太郎笑容的震撼人生，从他的童年就已经充分展现出来。

1902年，11岁的茂茂轻松进入仙台陆军青年学校。其他同学都被繁重的课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石原慎太郎总是在看与考试无关的闲书。他最喜欢的角色是拿破仑，他还喜欢收集关于拿破仑的各种文物。幼儿学校的考试以论述题为主，其他人回答问题时总是尽量多写，但石原慎太郎总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问题。当时有一种广为流传的“石原式学习法”。

在整个学生时代，石原莞尔在老师和学生眼中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物。

石原慎太郎，一个坚强的学生空，注定永远和老板关系不好。经常和中队队长、区队长吵架，多次被扣品行分。1907年12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半，前五名毕业生被皇帝授予银怀表，但排名第六。这显然是学校的傲慢故意要杀他。

虽然他以疯狂著称，但他的军事才能是有目共睹的。早在陆军青年学校，其他孩子就争相选择梦想驰骋的骑兵专业，石原慎太郎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敏锐地感觉到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仍将是陆军，于是选择了步兵专业。

1915年，日本陆军最高学府日本陆军大学作为将军的摇篮招收学生，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可谓是百万分之一。石原慎太郎的联队只通过了第一次测试。采访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机枪应该怎么用？”石原慎太郎手舞足蹈地回答:“放在飞机上，对着地上的步兵开枪，啪啪啪！”考官们都愣住了。要知道人类的第一次飞行是在1903年实现的，石原慎太郎异想天开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常识，但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当时考官们面面相觑，搞不清谁在考。

就这样，肩负着整个联队的期望，石原慎太郎骄傲地笑了，带着军刀进入陆军大学。来到这个被称为精英的精英群体，石原慎太郎的傲慢性格还是和我一样，不断增加。1918年，坂本元帅代表天皇前往陆军大学进行“特别视察”，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件大事。其他人都穿着最好的黄布制服，他们都是直读。只有石原慎太郎面带微笑，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色制服，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原因是他不满一个同乡被学校开除，故意在这样庄严的场合闹事发泄不满，败坏学校的名声。

1919年我毕业的时候，石原慎太郎笑了，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的毕业成绩原本是第一名，却硬生生被拉下了第二名。因为首席毕业生享有觐见皇帝、御前演讲的特殊荣誉，没人能保证这个“怪物天才”会在皇帝面前胡说八道。

然而，几十年来，陆军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不敢否认石原慎子是这所学校培养的“超级大脑”。

按照惯例，陆军大学每届的前六名毕业生都可以得到皇帝赠送的梅花军刀。这类优秀的毕业生被称为“军刀团”，享受这一最高荣誉意味着他们在未来能够取得巨大的进步，前途无量。然而，就在鲁大毕业后，石原慎太郎于1920年4月被分配到中国武汉的华中派遣队总部，这是一份在别人眼里被排挤的工作。但是石原慎太郎非常高兴，因为他早就想访问中国了。

“满清独立”的酝酿过程

和许多年轻的日本士兵一样，石原慎太郎对中国的感情经历了一个奇特而复杂的转变过程。开始时，他甚至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石原兴在朝鲜春川日军中担任少尉。当他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他激动得无法支撑自己。他带着他的一小群士兵来到一座小山上，热情地向天空开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当时日本知识界普遍信奉“亚洲主义”，中日相互扶持，黄种人结成联盟。石原慎太郎和很多日本人一样，觉得中日是同一个物种，同甘共苦，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

但来到中国一年多后，石原慎太郎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为了搜集情报，这个“军刀团”的高飞员不知疲倦地工作，经常伪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工作，目睹各种邪恶势力对普通人的剥削。有一次他和一个中国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剥光了他的衣服，从他身上拿走了最后一枚硬币。

辛亥革命后，社会的混乱让一群渴望中国的日本青年军人，如下关茂，非常失望。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官员是贪官，人民是桀骜不驯的，是一个“政治失败”的国家。只有明治维新后蓬勃发展的日本，才有资格指导亚洲，拯救中国人。更重要的是，石原慎太郎认定，在这样一个政民对立的政治腐朽国家，即使外国势力入侵中国，人民也绝对不会支持政府。这成为他大胆谋划九一八事变的重要依据。但这位“天才”工作人员可能从未想过东北可以被暂时征服，但它永远不会被摧毁；中国人可以被杀，但绝不会低头。

八年后的1928年10月，石原慎太郎再次来到中国。此时的他已经晋升为日本关东军的参谋，心智和眼界都与往日相差甚远。石原慎太郎之前在德国学习了三年。他不仅详细考察了近代欧洲战争的现实，而且对军事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所谓的“石原慎太郎主义”军事战略，确立了分占东北侵华的思想。

就在这个时候，石原慎太郎笑着“遇见”了人生中的“贵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班源曾经是石广观仙台青年学校的同学，八年前他们一起在汉口工作。两人一见面，就成了侵华战略中的知心朋友。这次与东北统一后，他们成为日本军界的铁杆伙伴，准备放手一搏，扮演入侵东北的“深度冲锋”角色。

1929年至1931年，在石原慎太郎的建议下，半园组织了三次“参谋旅行”，研究东北的占领问题。名义上是“游山玩水”，实际上是偷偷潜入长春、哈尔滨、山海关、锦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制定侵华计划。石原兴亲自撰写了大量的报告和计划，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石原立意”。所谓“石原慎太郎构想”是日本扩张称霸世界的一套路线图。石原慎太郎认为，日本没有战略纵深，资源供给不足，应该先染指中国东北，以“满洲蒙古生命线”为基础征服苏联，再征服南方的中国，最后代表东方和美国进行一场东西方文明的“最后对抗”。

板垣征四郎对石原慎太郎的“天才论”印象深刻，每次见面都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下来。这群战争狂人每周会聚几次，详细研究满洲的占领和统治。1930年12月，石原慎太郎指挥制定了《满蒙沦陷区统治研究》，指出日军将在一两年内占领中国东北。当石原慎太郎把这个计划提交给关东军参谋长批准时，三宅广智叹了口气:“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用就好了！”石原拿着计划书沾沾自喜地说:“你可以签，两年后就可以用了！”

要知道，这个疯狂的想法不亚于空之前的一场军事“赌博”。当时驻守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1.06万人，而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有44.8万人，拥有大量捷克制造的机枪和迫击炮，空军有60多架飞机，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构成了对关东军的绝对优势。面对强大的东北军，连日本很多人都嘲笑关东军的军刀是竹刀。但从不相信邪灵的石原慎太郎对此不以为然:“用竹刀对付张学良就够了。一旦开战，我两天就能占领奉天！”

对付东北军没问题，但在日本怎么解释是个大问题。《日军刑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指挥员无故在外国开始作战，或者无故指挥军队进退的，处死刑或者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规律擅自发动事件，别说策划者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就是关东军司令中将·茂雄，都得失去理智！

但石原慎太郎却坚定地笑了，判断一旦冒险成功，日本政府不会拒绝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务之急是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在石原慎太郎看来，“皇姑屯事件”是其前任关东军川本大校策划的超级失败。虽然川本杀了“老狐狸”张，但日本不仅没有趁乱控制东北，反而使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进一步远离了日本的控制。石原慎太郎总结了川本失败的教训:做了就一定要做大，不能小打小闹。要称霸满洲，光靠杀一两个人是不可能的。要消灭张学良的五十万东北军，建立一个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

赌博成功了

在石原慎太郎和半元秘密合谋的关键时刻，谁也没想到会走漏风声。这次行动原本极其保密，但若槻礼次郎总理在关键时刻意外得到了这个消息。若的内阁担心关东军的鲁莽行为会危及他们主张的妥协和审慎的“协调外交”，于是迫使陆军大臣南次郎派人镇压关东军，以免惹事生非。

然后一场荒谬的时间赛跑开始了。

1931年9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副团长吉米·剑川被派往中国东北，以防止关东军制造麻烦。至此，事情完全演变成了“贼喊捉贼”的闹剧。日本陆军省和总参谋部的许多关键人物已经参与了九一八事变的策划阴谋。这个剑川自己也参与了这个计划。他怎么会被派去阻止这一可怕的事件？但是军令如山，不得不做。剑川耍了“磨洋工”的把戏。他不是故意飞行，而是通过陆地和海上船只慢慢穿越朝鲜。当他乘火车到达奉天时，已经是1931年9月18日晚上了。

在剑川从东京出发之前，他故意把军队上层想要约束关东军行动的意思泄露给他的下属桥本新次郎。桥本很快给石原慎太郎等人发了一封密电，说计划已经泄露，要趁剑川到来之机。这就是“九·一八”与“皇姑屯事件”最大的区别:如果说川本大佐是因为单枪匹马难唱而失败的话，那么在石原慎太郎的微笑背后，陆军省军事局军务处处长长田铁山大佐从东京弄来两门24厘米的大炮，搬到神户，然后装上船，一路运到旅顺，最后拖到奉天，为大炮打北大营做准备。石原慎太郎甚至与日本驻朝鲜陆军司令中将·林密石郎勾结，擅自将朝鲜军队调往中朝边境，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

尽管如此，这个群体并非没有忧虑。1931年9月15日，在得知少将剑川即将到来后，石原兴、板垣征四郎等四人秘密开会，作出最后决定。班源犹豫了一下，拿起一支铅笔，放在桌子上，说:“问问命运。如果铅笔掉到右边，我们就退出。如果我们倒向左翼，我们将赌博。”结果铅笔掉到了右边，四个人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沉默了很久，突然，其中一个人，阿拉塔罗·金田，脸红着喊道:“你不干，我一个人干！”这句话一下子表达了四个人的心声，现在决定把原定于9月28日的军事行动提前到9月18日。

至于即将到来的握着方上宝剑的少将剑川，这四个人也想出了一个计策。

9月18日晚，当美智子剑川抵达奉天时，热情的关东军少佐蒂雅玛特迎接她来到一家日资经营的高级餐厅，并聘请了一名艺伎来服务和喝酒。剑川的副部长也知道他装傻喝多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当少将剑川在醉乡熟睡时，奉天郊区六条湖的南满铁路附近发生了沉闷的爆炸声。旅顺关东军总部接到紧急电报:“北大营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正在向我军发起进攻。”在关东军司令部召开的紧急作战会议上，笑得深思熟虑的石原慎太郎对关东军司令茂弘治说，要对付中国军队的违法行为，就要先发制人，“立即出动全军，下达进攻命令！”一大早，茂雄就同意了石原慎太郎的计划。此时，第29联队已经毫无征兆地进入奉天城。6时30分，东北军北营1.2万人被只有500人左右的日军俘虏。冲过来“支援”的日军二中队来不及武装，只有中队队长带了军刀！

石原慎太郎曾夸口说两天就能平定奉天。然而，不到十二个小时，日军就完全占领了奉天。“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仅依靠满铁独立卫戍一个师六个旅，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三年前，川本上校竭尽全力未能实现的预定目标被茂茂茂等人轻松实现。

罪人变成“英雄”

9月18日，东北军缺乏有组织的抵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含着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就算下令解除武装，占领军营，也可以听。”

六十年后，张学良回忆当年的情形，说中国人批评我是“不抵抗的将军”，我不承认。但我承认我没能看透日本人的阴谋。可惜这些后知后觉的话，如果你后悔了，就呼救吧。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张学良在东北献出了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700万人口，丢了网。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这再次极大地助长了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的野心。他们认为占领整个中国就像占领东北一样容易。

“九·一八”后的第四天，下关联合半元正世郎、土肥原贤二组成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主张“在我国的支持下，我们应该有东北四省和蒙古，并建立以宣彤皇帝为首的直纳政权”，并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提交给各军省和总参谋部。

参谋长们认为石原和半元走得太快太远，他们不同意这个计划。相反，他们派前陆军部长白川方明和作战部长伊玛目上校去满洲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慎太郎看到了这些人“想吃饺子怕烫”的心理，但本质是对他们“擅闯”的纵容和默许。失控的石原慎太郎更加尴尬。他直接毫不客气地威胁两位使节:“如果中央政府畏首畏尾，关东军将全部放弃日本国籍，整编为满洲合众国的国军，也就拿下了整个满洲！”白川方明和伊玛依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

根据当时日本的军事法律，石原慎太郎和半元擅自策划发动了满洲事变，将国家拖入战争状态，这是一种应该依法严惩的罪行。然而，这两个人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了从此扩大“帝国版图”的超级“英雄”。1932年8月，下关茂由中佐直接晋升为大佐，以“凯旋将军”的名义奉命回国，被裕仁天皇授予金鸡勋章。当时，这个“满洲英雄”在整个日本列岛都很受欢迎。

1935年8月，石原兴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此后，他于1937年3月升任少将，并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大权在握，站在人生巅峰。石原慎太郎上任后，对总参谋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使陆军部集中了总参谋部90%的权力，石原慎太郎大臣成为实际的参谋次长。因为当时的幕僚是皇宫中的太子任，实际行使权力的是幕僚。

石原慎太郎的笑容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可以通过两件小事看出来:第一，日本著名国际指挥家的父亲，一直都是石原慎太郎笑容的崇拜者，甚至的名字都来源于板原诚二郎的“郑”字和石原慎太郎笑容的“二”字。第二件事是，在“226兵变”中，起义军占领了整个参谋本部。一名士兵正要开枪时，发现面前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战神”，石原慎太郎笑了笑，立即收起手枪，恭敬地向石原慎太郎鞠躬:“见到上校阁下真是光荣的一生，请他振作起来！”

石原慎太郎输给了新一代“军事狂人”

古语有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春风得意的石原莞尔按照自己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样，他也陷入了当年埋下的因果之中。

如果说川本大佐的冒险精神在皇姑屯事件后孵化出了一些下关茂、板垣征四郎等战争狂人，那么在六年后的七七事变中急于一展身手的军中年轻一代，就大胆得没有边界了。石原慎太郎笑称，过去“日本英雄”的荣耀已经随着岁月流逝，渴望取而代之的后起之秀已经将他视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就有人直接挑战石原慎太郎的笑容。这个人就是他的下属武藤章。

武藤章是主张全面侵华的中坚力量。当他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他不禁笑了。他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迅速开始制定全面入侵中国的计划。早在1936年秋的“绥远事变”中，关东军就想在内蒙古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当时升任总参谋部战争指导师师长的石原佐木飞赴现场制止，被关东军二级首长武藤章讽刺。“石原慎太郎，我们只是在重复我们的祖先在满洲所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

没错，始作俑者，不就是他的石原莞尔本人吗？如果允许你发动九一八事变，就不允许你扩大卢沟桥事变？

当两人相持不下时，军队最高指挥官杉山肇突然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方向。

起初，杉山爱同意石原兴等人“不扩张”的观点。然而，随着对华全面战争呼声的急剧上升，杉山肇立即改变了立场。他批评石原慎太郎说:“所谓不扩张，只是为了避免全面战争，而不是为了无视皇军的威望。”

看到菅义伟也成了“膨胀派”的领袖，石原慎太郎笑了笑，觉得不对劲。1937年7月11日凌晨，他匆忙赶到近卫文麿总理官邸，试图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说服近卫军总理拒绝陆军向中国增兵的计划。然而，他晚了一步。就在前一天晚上，陆军大臣杉山爱找到了近卫文麿，并强烈提议华北的日军太弱，他们必须立即向中国增派部队。他还在参谋长会议上狂妄地威胁说，征服中国只需要三个师三艘巡洋舰，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一次保定战役最大限度地解决！7月11日，警卫内阁正式发表声明:“卢沟桥事变是中国蓄意的抗日行为。中国应该为此道歉，并做出重大决定，决定向中国派遣更多军队。”

7月18日，石原慎太郎在战斗课上笑着批准了“对华全面作战”的想法。但是，他仍然固执地在陆地上与杉山爱和第二官员梅津美治郎会面，并坚持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日本将面临爆发全面战争的巨大危险，结果可能会像拿破仑一样，必然会陷入无底的泥潭。他主张警卫总理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解决日本和中国的根本问题。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符合石原慎太郎的意愿。7月20日，由于石原慎太郎压制第二次动员计划，作战部负责人武藤章在石原慎太郎上空向大陆提交了拟议计划，并提交内阁会议讨论。石原慎太郎的笑容和武藤章之间的矛盾公开了，他们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武藤章威胁要辞职，石原慎太郎不得不让步。

石原慎太郎一生孤傲，笑着看大势已去，当天就辞职了。被称为“建军第一天”的石原慎太郎从此远离了日本的权力中心。他的军事生涯由盛转衰。

历史上有惊人的重复。取代石原慎太郎笑容的武藤章，正式成为侵华背后的“军事家”，受到总参谋部的高度赞赏。他破例让他去宫里拜见皇帝。武藤章制造了“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等血腥罪行，成就了日本高级中将，但最终为甲级战犯赢得了一副绞索。

石原慎太郎笑容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1937年9月，石原慎太郎被调到关东军担任副参谋长。现在他遇到了人生的“克星”，提前结束了政治生命。这个“克星”就是东条英机，他一直被石原慎太郎的笑容嘲笑为只有“一颗高人一等的军人头脑”。

被流放的“远吠犬”

石原慎太郎终其一生都没有掩饰过对东条英机的不屑。直到战败后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听证会，他为所有日本战犯辩护，只对东条英机残存的仇恨进行了猛烈抨击:东条英机其实应该是个会计官，让他掌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他在法庭上肯定会认真做笔记，但如何使用这些笔记已经超出了他的智力水平。

石原莞尔对东条英机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并非没有道理。作为陆军大学的毕业生，石原慎太郎轻而易举地名列前茅，而东条氏是一个愚蠢的学生，在参加了三次考试后，他勉强进入了陆军大学。石原慎太郎一直看不上东条英机的能力和格局，认为这种人上台只会把日本推向深渊。

石原慎子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他与东条英机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急剧升温。

有一次，工业部副部长岸信介请东条英机讨论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石原慎太郎也邀请自己参加。就在岸信介报告后，石原慎太郎小心翼翼地指示:“是的，就这么定了！”然后他指着坐在一旁的东条英机说:“那个人是宪兵。他知道什么是合作社，就是这样。”东条氏尴尬得只能微笑。

石原慎太郎笑着无视东条氏不仅在他的同事和下属面前，而且还在东条英机本人面前多次嘲讽他，当面称他为“亲爱的傻瓜”。

如果说这些事情只是个人恩怨的话，那么两者在战略思维上的根本分歧最终发展成了针锋相对的攻击较量。尤其是在如何统治满洲国的政策上，两者之间的矛盾和纷争愈演愈烈。与东条英机相比，石原慎太郎的侵略思想影响深远。一旦他的策略得以实施，给亚洲人民造成的灾难无疑会更加深重。

在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不到一年后，石原慎太郎被迫离职。

东条氏没有忘记这个痛苦的对手，他继续微笑着追赶石原慎太郎。1939年8月，石原慎太郎调任驻京都陆军第16师师长。在此期间，石原慎太郎站出来组织所谓的“东亚联盟运动”，希望为自己获得政治资本，东山再起。然而，东条英机很快就粉碎了他的梦想。1940年7月，东条氏被任命为警卫内阁陆祥，促使内阁于1941年1月宣布“东亚联盟运动”为非法组织。石原慎太郎毫不示弱，拒绝接受东条英机发布的《战训》，指出此举是“对天皇统帅本义的蹂躏和不尊重”。东条氏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1941年3月，他被解除了第16师团长的职务，干脆被放入预备役，彻底流放。被排挤出军队后，下关茂成了立命馆大学的老师，专攻《论国防》，并继续唱反调东条氏。东条氏·秀树不仅派宪兵跟踪和监视石原慎太郎的笑容，禁止他的书出版，后来还干脆命令立命馆大学开除他。1942年9月，石原慎太郎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家乡隐居，最终成为主张“东亚联盟”的“远吠犬”。

有趣的是，石原慎太郎被赶回老家三个月后，东条英机主动邀请这个老对头进行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东条氏诚恳地问:“石原慎太郎对未来的战争指导怎么看？”石原慎太郎的回答还是那么富有个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没有能力指导战争，所以日本会死，所以请你尽快辞去首相一职。”

东条氏当然不会听从石原慎太郎的建议，但直到1944年6月塞班岛沦陷，他才辞职下台。

一位老拓荒者失去了他的马——这是因祸得福。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并不包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兴。

最后一次出庭作证成为石原慎太郎人生舞台的最后谢幕。两年后的194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四周年，九一八事变主谋石原兴因膀胱癌尿毒症去世，享年60岁。就连他的死因似乎也验证了中国的古语“始作俑者与此无关。”1930年，石原慎太郎还在关东军参谋的岗位上，下马时不小心被长长的“家族宝刀”刺伤了胯部，导致尿道撕裂治疗无效，长期的血尿最终转变为膀胱癌，于是石原慎太郎早早离世，没有了后代。

石原慎太郎去世前8个月，也就是1948年12月23日，他的终身“知己”班源招募了东条英机和“敌人”，并同时被盟军绞死。这群打着亚裔和黄种人旗号的战犯，无论他们的意见多么不同，口号多么动听，都不过是疯狂时代造就的一群疯狂的怪物。正是他们的疯狂将中国和日本拖入了一场永恒的灾难。

来源:同船三月，2015年4月，原标题为《外星战犯》，岛原微笑，作者为文史学者、军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