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茂 忏悔与重生：日军战犯笔供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旧址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作者:倪佳宁，原标题:日本战犯书写背后的故事。

从今年7月3日起，中央档案馆开始每天逐一公布侵华日军45名战犯的供述。从1950年到1955年，对这些战犯的改造重复了几次。在书面忏悔的背后，有被战争机器扭曲的灵魂重新认识自己，在矛盾中找到良知的故事。

45名战犯的供词

“仅我个人的记忆就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烧毁了18229栋中国人的房屋。实际数字非常高。”在统一规格的黄色旧信纸上，蓝黑色的钢笔从右到左竖着写着工整的字，是一个叫铃木启久的日本人写的，他是侵华日军的中将，117师的团长。作为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公布的第一份侵华日本战犯的书面供述，这份写于1954年的认罪书尘封了60年。

今年7月3日，中央档案馆以每天一人的形式在网上公布了45份《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白》，战犯书写的日文原件和中文翻译文稿未删节公开。这45人都是在1956年夏天侵华日本战犯审判中因严重罪行被判刑的，他们的背后是1062名侵华日本战犯，其中大部分是1945年被入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被送往中国。

“事实上，侵略中国的1062名日本战犯每人都写了一份供词。这些笔是中国档案出版社编的，一共六本书。”专门研究“九·一八”历史的中国现当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教授对这些珍贵史料的关注已有10年之久。他说，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远不止这次在网上公布的部分。

从2006年开始，王就开始计划在沈阳建立审判日本战犯旧址展厅，在此期间寻找相关史料的下落。1956年战犯审判后，战犯的书面陈述、法庭文书、证人证言、物证和整个审判过程的记录和录像由中央档案馆保存，而公安部和辽宁省公安厅的档案馆则把这些战犯留下的资料保存在抚顺战犯管理处。

王认为，史料可以说话。每一个战犯在新中国都经历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历程。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军国主义者，心中只有皇帝。当他们离开中国时，他们找到了自我和良心，带着悔恨，他们把余生奉献给了反战事业和促进中日友好。

这一切都始于1950年，当时他们再次踏上了自己入侵的土地，住进了当年修建的监狱。他们很害怕，不知道在这个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会有什么在等着他们。

从哈巴罗夫斯克到抚顺

东北离黑龙江边境的富源县不远，有一个叫哈巴罗夫斯克的小城市，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的地方，东北人过去把这个地方叫做勃利市。勃利是满语，意为“豌豆”，曾经是清朝的领土。1950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囚禁在这里，969名日本战犯也被囚禁。

今年夏天，他们被集体送上了一辆由货车改造而成的囚车。火车在中国的边境小镇绥芬河停了下来，一列绿色的旅客列车正在那里等着他们。四天后，他们来到抚顺。

在富顺战犯管理所门前，战犯藤田茂见到大村时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他在日记中回忆，这是1936年日本关东军为了镇压中国抗日义勇军而修建的监狱，但此时却被用来关押自己。大村是这所监狱的前任典狱长。在这里的牢房、刑场和审讯室里，大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藤田茂说他当时的感受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藤田茂和铃木启久军衔一样，也是日军第59师团长中将，战犯中有不少前部下。包围他的岛屋三郎和谷启·濑户是富顺战犯管理所最顽固的战犯。此时的他们，一点悔意都没有，反而以忠于皇帝和武士道的精神开始了漫长的对抗。

新中式的艰难转型

上世纪50年代，媒体在描述侵华日本战犯的改造过程时，用了一个词——“新中国式改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无论是被关押的战犯还是工作人员，都有着血泪交织的记忆。

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说，由于战犯对侵略者的反抗和仇恨，战犯管理处的许多工作人员在早期难以克制这种强烈的情绪。炊事班不愿意给“敌人”做饭，医护人员一度以为他们是在“医治恶狼”。面对这种情况，一直避而不谈家人的孙明斋在会议中向全体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时任抚顺市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山东海阳人。年轻时，他目睹了全家人在火灾中被日本人杀害。这时，他不得不放下记忆中的仇恨。

孙明斋说，他知道大家都想不出来。其实一开始他想不出来，但是周恩来总理对他说:“看我们现在做了20年的工作，就能明白意义和价值。”孙明斋说，他相信这些战犯是可以改造的。当年的工人都记得孙铭斋说过的一句比喻:“我们现在克制自己，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一样。过去这些人全副武装的时候，你不怕。现在他们的工作有什么难转型的？”

此后，富顺战犯管理处制定了区别对待的策略，将有悔过意识的人与顽固分子分开关押，而最顽固的人如藤田茂、三郎太等则分开关押。

岛屋三郎熟悉抚顺战犯管理所。和日本侵略时期的许多监狱一样，在他的常识中，“单独监禁”意味着“折磨”和“处决”，但一个星期过去了，除了工作人员每天反复要求自己认罪和机械拒绝之外，什么也没发生。与此同时，Shimamura发现，他越是守口如瓶，越多证明自己罪行的材料出现在他面前，甚至包括他亲自撰写的报告。

在长达半年多的单独监禁期间，越来越多的材料被翻译成日文进行装订。最终，三郎Shimamura面对的是三个大文件，堆叠了40厘米。有300多人提供的材料和证据，他花了9天时间才看完这些材料。在此期间，Shimamura收到妻子从日本寄来的一封信，得知儿子几年前死于车祸。那天晚上，监狱长崔和他在牢房里坐了一夜，两人隔着栅栏看着月亮说话。

“至少有6000名中国人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也许远不止这个数字……”多年后，岛部三郎在《战犯从中国归来》一书中记录了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当他被单独监禁时，指控他自己的材料的内容不断出现在他的梦里。

他记得他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里射杀了30名反工会战士；我记得我命令活埋犯人，亲手砍伤无辜的人，甚至活活烧死他们时的尖叫声；我记得很多人被塞进卡车，送到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

一天早上，Shimamura悄悄塞给被拘留在隔壁的藤田茂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深感惭愧，我改变主意了，准备写材料。”藤田茂在这张纸条上回答:“如果你写，那我就写。”

几次试图自杀的藤田茂，前几天才从家人的信中得知，他的姐姐和其他五个亲戚都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他的家乡广岛县永远从地图上抹去了。

找到人们的良心和灵魂

死忠战犯褪去了“天皇武士”的自我意识，不再是战争机器，而是回归最基本的人性。这个过程开始得很慢。

岛部三郎开始一字不差地仔细阅读他所犯下的罪行的三卷本，并开始认真回忆和记下他的下属或他自己所犯下的每一个暴行。Shimamura后来在书中写道，当他看着指责自己的材料时，他的内心逐渐被羞愧占据。当他开始写告白的时候，他记不住很多事情。他经常回忆起梦中的一些片段，半夜醒来。

“我之前一直担心如果坦白，必然会死，所以一直在被动抵抗。但在花了九天时间查看完完全全受控的材料后，我怎么死似乎都无所谓了……”

创建日中友好军事协会的中将·远藤三郎太曾率团访问旅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在旅顺，当他面对昔日战友藤田茂时，他们坐了很久。藤田茂站起来，低头忏悔自己的罪行时，他听到对方深思的句子安慰自己。在太原战犯管理处，原731分队分队长榊原秀夫甚至哭着说出了用细菌杀害无辜的细节，激动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与此同时，战犯被安排听取受害者的申诉。在抚顺露天矿附近的平顶山，1932年，南满抗日义勇军用游击战歼灭了一支日军部队，随后日军大举报复，将3000多名无辜百姓从乡镇赶到平顶山屠杀。

唯一的幸存者是方，一个7岁的女孩。当她再次面对这些悲剧制造者时，她已经30岁了，成了一名幼儿园老师。“鬼子拿着刺刀闯进我家，我爸从窗户跳出去，没跑几步就被打死了。走出家门，周围都是街区。爷爷领着我和弟弟，妈妈抱着还不会说话的弟弟。鬼子汉奸喊着拍照。我问爷爷，什么是摄影？爷爷把一个高粱秆风车塞到我手里，说不问……”

在立即开始的大屠杀中，子弹像割麦子一样杀死了她的所有亲人。日军还用刺刀将幸存者一个个刺死，他的弟弟也被刺刀刺中头部...

还没说完，所有的战犯就跪倒在地，接待室里回荡着战犯的哭喊声。

1950年至1955年，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共有1062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他们每个人都亲自写下了自己的认罪书，等待他们的是最后的审判。大多数人以为他们的罪行“无法避免死亡”，但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免除所有认罪的战犯的死刑。

律师困境:如何辩护？

沈阳战犯的审判是在由北陵电影院改造而成的法庭上进行的，现在已经恢复到1956年的原貌，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旧址的展厅已经建成。82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连锡生，一想到庭审，依然感慨万千。他在法庭上以律师的身份为三名日本战犯辩护。

“1955年下半年，我被安排成为一名战争罪犯律师。那年我23岁。我刚参加工作，在大学里谈宪法。”连锡生回忆，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20多人，为45名战犯担任辩护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司的带领下，他们在香山卧佛寺大殿东侧的一个小院子里开始了强化训练。

“当时，战犯钢笔的定稿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也就是中央档案馆出版的这些钢笔。”廉锡生说，但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为这些罪行严重的战犯辩护。每一个都沾满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民的鲜血，包括杀害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的指挥官。

当时司法部法务部主任王汝琦传达上级指示，这些侵华的日本战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律师们从这个思路出发，起草了辩护状，连锡生解释说:“他们受过军国主义教育，以武士道精神效忠皇帝；作为军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只服从国家的意志。我们的辩护实际上更多的是将战争罪行归咎于国家行为，而不完全是个人主观恶意。”

廉锡生辩护的三名日本战犯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张之。他1932年出生在天津。虽然他经历过日军对天津的占领，但他本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然而，当他看到这三名战犯的档案时，连锡生说，他在感情上很纠结:“我为什么要用手上的血为这些战犯辩护？”

“他们犯下的罪行实在可恨。这种辩解一度让我很纠结。我甚至怀疑我是否能为他们说好话。”

承受这种纠结感的不仅仅是这个律师团队。沈阳、太原两地战犯审判结束后，两地大量群众致信当地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询问，甚至有情绪激动的群众怒斥律师团队是“汉奸”。

时隔60年，再次回忆起这次审判，连锡生想了很久，说:“个人感情、民族感情、战争仇恨不应该干扰司法程序。他们是战犯，有权让律师为自己辩护，我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法律的尊严。”

在对战犯的审判中没有人被杀

1956年6月19日，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铃木启久在被告席上带头。他是所有战犯中最严重的罪犯。他曾经指挥过六次大屠杀，每一次大屠杀在全村几乎被消灭。这些悲剧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在法庭上作证，铃木启久在法庭上跪着认罪。

当年7月1日，岛部三郎终于来到了码头。自从他开始忏悔，他已经等这一天很久了，希望在法庭上以死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年的法院工作人员全安德宇回忆说，虽然夏天闷热的法院里准备了冰块降温，但岛屋村的衣服都是汗，他一路看上去很严肃，从来不擦汗。

“在镇压抗日战争中，我命令警察严刑拷打，惩罚力度之大，无一不在...我冷漠地听着这些尖叫声，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乐趣。我像对待猪和狗一样对待他们。几年前，我听说我的大儿子去世了。收到妻子来信的那一天，我跑到操场的一个角落，放声大哭。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肉。然而，我是一个魔鬼，一个非人的魔鬼。我杀了那么多好人的孩子，却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这时候，岛屋三郎泪流满面。最顽固的战犯在讲述完自己的全部罪行后，跪在地上痛哭，请求法院判处他们死刑。

1956年6月9日以来，沈阳、太原两地法院先后开庭4次，公开审判侵华日军战犯45人。终于，最后的审判日来了。审判长宣读的裁判文书超出了所有战犯的预期，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最严重的罪行，如铃木启久、武部六藏、斋藤美夫，只判了20年徒刑，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虏时开始计算。令战犯惊讶的是，除45人外，其他1017人全部免于起诉，分两批释放，送回日本。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前奏，那么沈阳、太原的审判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结局，但其真正的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教授谈及此次审判时说。

“中国对欧盟”的传承

这些亲自写口供的日本战犯陆续回到日本，“新中国式改造”改变了他们的后半生。第一批海归于1956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海归联合会”，但在日本并没有受到善待。

岛部三郎在《战犯归国记》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时，大量报刊杂志上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是极其讽刺和挖苦的。”他们走上街头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和《东方红》学习战犯管理，使他们成为当时日本社会中明显的“异类分子”而被排斥，一半以上的人晚年生活贫困。

然而，他们的行为是真诚的。“中国归国联合会”成立后，他们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骸的活动。他们收集掠夺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的遗骸，组织募捐，并护送他们返回中国。1963年2月，藤田茂提前获释，回国后成为中华全国归国人员联合会主席。他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体回国，并不断邀请抚顺战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但最终没能等到后者来日本的那一天。

198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所长金源、首任所长孙明斋等人率团访日。包括藤田茂在内的许多“中联”老兵相继去世，他们的亲属用骨灰迎接他们，以实现他们的愿望。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藤田茂去世时，他穿着周恩来总理亲自邀请他访华的中山装。

从1956年成立到2002年解散的46年间，老兵们先后出版了《三光》《侵略——士兵的证言》《侵略——日本战犯在中国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做了什么》？“等等几十部作品。其中《三光》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多名战犯的自白合集。仅10天就印刷了6次，半个月内售出5万余册空，一度位居日本战后图书出版第二。

2002年，中国总工会最后一任主席傅永正三逝世。临终前，他把自己在中国写的一份忏悔书交给后人，请他们记住这段历史和他们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