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伯良 麦伯良和他的“中国制造”

“许多欧洲朋友住在和我们相似的房子里。为什么呢？我每天自然睡觉，晚上喝两种酒。当政府没有给足够的钱时，它就示威并要求更高的补贴。人人都这样，谁创造了社会的财富？”

在深圳蛇口面朝大海的办公室里，听一个跨国企业集团的掌门人麦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很有意思。在此之前，我们深入了解了他担任总裁的中国国际航运集装箱集团的历史。就在30年前，丹麦人和招商局集团一起，在蛇口山脚下开了这家集装箱生产厂，之后就濒临破产。麦·梁博和他的同事带着一群油漆工和焊工四处打零工才活下来。

如今，年利润超过30亿元，全球有150多家子公司，占全球集装箱市场份额的50%以上，有点像当主人的感觉。就像这个国家过去30年走过的路，从勒紧裤腰带，卑微地为发达国家努力，到今天积累巨额财富，终于有了一点全球话语权。

不过，麦梁博很清楚这种微弱的声音。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中，中国人仍处于低端，赚的全是辛苦钱。于是，他把成熟的集装箱产业交给了别人，投身于生产深海钻井平台的更高端的海上产业。

记得几年前，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话题是学术界、政界和媒体最热门的话题。后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国家的集体经济出了问题，大大缓解了中国人对产业升级问题的焦虑。现在只有工业界的领导还在认真思考这些事情。

在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历史上，一个国家全球产业分工的兴衰，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和企业领导人沉浮的过程。尤其是对于在自己的企业中举足轻重的麦来说，他的胸怀、能力和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未来和中国工业的未来。

“中国制造”

麦梁博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这一代成功人士身上不缺少任何最常见的标签，比如下乡、深圳、77级、制造业等。他们大多数人成名后都学会了包装自己，但麦梁博似乎没有。如果你靠近他，你会发现他还是充满了领头大哥的味道。

直到现在，他还是喜欢和食堂里的每个人一起吃喝。任何有事情的人都可以过来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会要求最得力的下属每个月写一份思想报告，一字一句回复，把他们培养成兄弟子侄。

在讲述自己创业困难，被官员歧视的故事时，他开始说“名字我不能告诉你”，但几句话后，那个颇有分量，让他义愤填膺的官员的名字脱口而出，然后他干脆把肚子倒出来，让下属胆战心惊。毕竟，他领导的上市公司有6万多名员工。

然而，也正是这份真性情让他很受欢迎，也让他成功。33岁时，他当上了总裁，从所有股东到一线工人都没有人反对。做人的成功，为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让他在未来20年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今天，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全球制造和销售似乎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我们拥有土地、环境和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被中国人拿下。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去梳理那些已经融入历史潮流的案例，就会发现，一切并不像下面这样简单。

麦梁博反复讲了一个故事。2000年集装箱出口日本时，有一批订单，其中日本产品500个，韩国产品500个，中国产品500个。最终验收中，日本货免检，50件韩国货中随机抽查一件，500件中国货逐一检验。这让麦梁博很恼火。他向日本顾客提了一个建议。他从三个国家各随机抽取一个产品，盖上厂名，然后抽调20名日本专家按照他们的标准打分评估。

日本人觉得有趣，就同意了这个方法。三个盒子最终分别得到了64分、86分和87分。“大家都在抢着开64分。他们都认为一定是中国货。一打开，全是傻话。它是韩国的。”时至今日，10多年过去了，麦梁博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15分钟没人动，剩下的两个箱子没人敢开，因为日本人好面子，怕开86是他的，开87是中国的。”后来麦梁博叫家人揭开盖着的红布，86分是中国产品，终于让日本人松了一口气。也就是从那以后，在日本的集装箱市场，中国货开始立于不败之地。

说起这些往事，麦梁博仍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成本优势，更是因为它可靠的质量。“如果国货有问题，国内外媒体都会大肆炒作。中国人似乎做不出好东西。他们整天只说中国的不好，不说中国的好产品，让全世界都误会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容器，在大多数工业领域，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中国人已经在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中国制造业距离真正赢得认可、树立自己的形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处于弱势。

“在鄙视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上，中国人自己比外国人更气人。”麦梁博说，广州新建白云机场时，当地一位主管官员要求采用国际一流设备。在公开招标过程中，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门槛被刻意设置，只是为了排除生产登机桥的CIMC。后来，当我们到达首都机场新航站楼时，中国制造的登机桥已经被证明质量可靠，销往世界各地。然而，类似的情况在A380等新飞机上再次发生。

虽然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早已风靡全球，但很多时候，政府对中国创造力的不信任，对中国制造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远比民众严重，国内比国外严重得多。

麦梁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人。为了把这两件事翻个身，他四处奔波，最终成功了。然而，有一件事他没有上交，那就是1999年在新加坡的一场知识产权诉讼，一家美国公司起诉CIMC在登机桥上窃取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完全看不见，但法官其实是让我们证明是不是被偷了，而不是让对方提供证据。”麦梁博说:“最气人的是我们请了三个律师。吃饭的时候，一个北京的律师居然问我，‘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偷的？连我们自己人都觉得我在偷，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做出好东西。"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到处都是骗子和混蛋，这是人类社会的原貌，中国也不例外。但客观来说，中国人勤劳智慧，有责任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生产了许多好东西，为世界做出了许多贡献。它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的模范公民。”

企业中的权力与民主

对于麦梁博来说，大约在2002年庆祝成立2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因为当时整个集团的核心指标，比如产量、利润、市场份额，已经是全球同行的第一。然而，管理一个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比带领一群兄弟扩大地盘更难。

当CIMC的产业链从集装箱延伸到专用车、能源、海洋工程、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时，他显然不可能把自己的权力分解给别人，这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论是与社会转型关系更为密切的政治、知识领域，还是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权力分配一直是最敏感、最重要的事情。

中国制造业的大部分辉煌都是在5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的带领下创造出来的。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面临着如何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任务。

“最近两三年，身边有近10个人，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写点东西，写我的想法、困惑、工作成果、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很多时候，我会和他们当面谈，给他一个完整的答复，因为我在位时间长，经历了很多。希望分享这么多年的想法、经验和教训。这些人我要培养。”

在向记者坦言这些用人方式时，麦看起来就像是这个企业集团的教父。他把这种方式总结为“扶上马，送一程”，听起来和我们社会中政治和其他领域的权力转移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当他和他要训练的人之间出现观念上的矛盾时，麦梁博也会遭殃。“比如有些人，我觉得是人才，但是当我提拔的新领导上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这个人放在一边。我不能强加干涉。当我受不了的时候，我会去游泳池一会儿，或者强迫自己睡觉。”

不过，麦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并不是长久之计，最终还是要在企业内部探索建立更加民主的选人模式。每年调整职级时，会根据职位不同，临时组织一个至少10人的联合委员会。在政党“竞选”半小时后，委员会将投票并打分。“如果获得70%以上的选票，我会通过程序批准。如果少于50%的选票没有上报给我，我会从50%到70%进行权衡。”

近年来，麦梁博在花了大量时间尝试这样的民主治理模式，对如何在收权和放权之间做出选择，如何在普及团队福利和保证整体效率之间平衡这些事情，做了大量细致的思考。中国大多数成功的制造业企业集团，经过30多年的版图扩张和财富积累，在人员、财富总量、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一个健康强大的内体，不仅是他们保持现有市场份额的保障，也是他们在未来全球竞争中攀登产业链高端的基础。

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的民主治理就像是社会民主的一个实践领域，它走得比其他领域快得多。中国企业家很少愿意谈论商业运作以外的公共事务。事实上，麦梁博也不例外，但他谈得很深入。他没有隐藏自己基于个体治理企业经验的国家转型思想:“推进民主，绝对是大方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共识，但问题是民主是一个层次不同、内涵不同的体系。我们不应该只是喊口号要不要民主，而是应该研究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促进民主的方式方法。”

“我相信全球化”

在麦看来，他在企业里提倡的是精英的民主，但涉及全体员工切身利益的事情，他必须征求所有人的意见。“总的来说，要让那些精英人才和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住大房子，开好车。”如果把这个想法扩展到更广的范围，他会发现今天的欧洲很有问题。

三年多前，金融风暴期间，集团收购的一家欧洲公司向总部申请调薪。“我说现在金融风暴，我已经降了工资，你还要求加薪，为什么？他们坚持认为这是必要的。我说如果你再说一遍，我会立即关闭这个企业。”麦梁博说，美国工厂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人有基本的权利，住房、吃饭等等，这些都必须得到社会的保障。但是就是吃，两碟咸菜，一碟萝卜干，吃什么肉，想喝点酒就得上班，想干点成绩就得干，想住大房子就得努力。这很正常。”

30年来，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中国人最大程度地接受了残酷的竞争市场社会。可以说，麦的观点不仅存在于像他这样的商界领袖的头脑中，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意识中。“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每个人都在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激发我们的创新动力，激发我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因此，对全球化的反对者相当反感。“每次全球聚会，都有人示威，喊口号”。

在他看来，除了竞争，全球化最大的好处就是分享。“技术在德国，制造在中国，融资是为了找到最低成本，供应链是全球化的，市场也是全球化的。”像大多数跨国企业领导人一样，麦梁博坚信这是正确的方向，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在企业集团，庆祝CIMC日，挂着CIMC的国旗，唱着CIMC的歌，“但我们收购的那些欧美企业，真的愿意像我们一样，把毕生的聪明才智贡献给CIMC吗？”

所以，在未来攀登产业链顶端的过程中，麦总觉得，虽然不能排斥进口技术，也不能共享人类成果，但不能放弃自主研发，没有自我提升就没有人能和你合作。“你会去幼儿园找孩子合作吗？”

30年后，中国的财富精英终于成功进入全球化俱乐部，成为最坚定的信徒。其中，头脑冷静、眼光长远的人认为，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明可以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既不能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