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大于分歧 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大于分歧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大于分歧。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可分割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经常有两个人被叫到一起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洋，戊戌变法的康梁，辛亥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的李。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主体，另一个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往往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提法，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两者中，毛泽东无疑发挥了主导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同样，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恩来。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是最不可或缺的人，这也是事实。

尼克松曾经说过:毛泽东是对重大事件做出决策的人，周恩来负责执行这些决策。总的来说，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的确更善于统筹全局，把握大方向，胸怀大志。周恩来更负责执行和实施细节。

但这只是相对的说法。毛泽东不只是接受大的想法，也不问具体的工作。相反，他总是密切关注他认为在全局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环节，并把结果把握到最后。周恩来绝不是一个只能扮演行政角色的人。他也是一个有能力做出重要决策的战略家。周恩来共同讨论了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定，在执行过程中经常遇到许多新的或意想不到的问题，这需要果断的决定。没有这个能力，就远远不是一个好的表演者。

数据过滤=“过滤”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一次握手告别镜头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遇并共事，1976年相继去世，时隔半个多世纪，时间跨度很长。中间有太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研讨会的组织者让我把重点放在50年代，也就是建国初期。

一、毛与周的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普通的政权更迭，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书本理论，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来照搬如何建设新的国家和社会。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如果一开始就有偏差，后果很严重，以后也很难改正。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在《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现状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理论中，以及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指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建立联邦国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承担了起草《共同纲领》的历史责任。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中南海秦征厅“闭关”了大约一个星期，亲自撰文并写了全文。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他广泛吸收了各方意见，最终通过了CPPCC全会。

这份《共同纲领》用明确而笼统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民族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经过充分协商，已成为各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共识，使新中国的开端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在共产党内，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后来是副主席；在军队里，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当然，毛泽东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他制定总体计划，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周恩来是国家元首，他必须处理国家的所有重要事务。用薄一波的话说:总理对总理意味着一切。

周恩来有几个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

第一，在长达几十年的复杂经历中，他熟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这样的人才不多见。1949年初，苏联的米高扬去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谈到中国新政府，他说:你们那里不是有现成的总理吗？

第二，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一贯一丝不苟，讲道理，安全可靠，始终全心全意投入。郭沫若曾这样称赞他:“我一直对周公深信不疑。他像水银一样仔细地思考事情，处理问题的敏捷像电火空，而他处理任何事情都兢兢业业，仿佛从不疲倦。他可以睡上几天几夜。你看他好像累了。但当他接触到自己的工作时，他的整个身心都会像发条一样，有条不紊地发挥着有规律的张力，发出和谐有力的规律。鲁。”他在短时间内所做的事情，往往需要别人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他工作时间长，精力充沛，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很难与他相比。

第三，他连续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机构近50年，对党的干部非常熟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对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了解。他待人真诚、谦虚、大方，处处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人心，团结各界人士，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以上几点只是例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来是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一个。

新中国成立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人们谈到抗美援朝时，在领导人当中，首先想到的将是，其次是彭；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和作用。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大构想上做出了决定。他还在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中给予了具体的指导。直接指挥前方战斗的是彭。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很自然的。

周恩来在哪里？

以指挥作战为例，周恩来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也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这场战争不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经历的任何战争。这种战争应该怎么打？

周恩来每天晚上都去总参谋部的作战室听报告。他对战场上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尤其是志愿军的情况，包括团级部队。很清楚哪支部队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志愿军司令部的日报要中央指示，周恩来在前线处理，大大小小的问题都问他。重大问题，他在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前准备了意见。直到1952年7月彭·从朝鲜返回，彭·才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与内战不同，几十万军队在朝鲜前线。从供应士兵到所需的武器、弹药、食物、衣物、药品、医疗设备、日用品等。，他们要主要依靠中国的后方，不能有中断。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完全满足。多么艰巨的任务啊！

数据过滤=“过滤”聂荣臻

有事，还有一个如何运输到前线的问题。这在美军控制空的力量，持续轰炸，以吸管投掷大量定时炸弹和三角钉封锁交通线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聂荣臻说:“整个后勤工作是在当时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关心下进行的。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他非常小心地抓住了它。”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谈判持续了两年。中方前往李克农和乔·参加谈判。随着边玩边说的局面出现，周恩来承担起了这个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工作，经常在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电报，汇报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的动向，外国记者的反映以及代表团的意见。

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并仅在谈判开始时和谈判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给予具体指导。而大量的问题都由周恩来直接处理，特别重要的问题，由他提出意见，请毛泽东决定。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了书面报告外，每天早上睡觉前都要通过电话向周恩来汇报。

有100多份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手稿。这些电报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金日成、彭怀德和李克农的。在谈判桌上，斗争非常复杂，局势不断变化。很紧急。提前打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周恩来能以惊人的速度一口气写下成千上万个单词。毛泽东看到了它，几乎一个字也没改就发出去了。两个人之间多么默契。周恩来勤奋、思维敏捷、工作作风严谨、谈判技巧高超。

在抗美援朝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的工作量是难以置信的。除此之外，他是国务院总理，还需要处理大量国内政务。1951年夏天，他生病了。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他去大连休息了一个多月，这在他的生活中是罕见的。

再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这是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过去，制定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经验很少，所需信息也不完整。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在陈云的主持下，财政经济部门制定了五年工作的初步设想材料。这是规划工作的重要依据，但缺乏整体考虑。

1952年7月初，周恩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并提出:“7月，我打算集中精力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五年计划要以综合工作为重点，向中央提出总体意见，准备谈判材料。”这里所说的“谈判材料”，是指与苏联谈判的材料。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三年来主要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五年计划的原则和任务。在此基础上，8月中旬主持撰写了《中国经济形势和五年建设任务》，详细阐述了五年建设的方针和主要指标。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和CPSU中央委员会交换意见，讨论需要苏联援助的有关问题。

五年建设的大政方针确定后，在陈云、李富春主持下，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准备工作。1954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李富春在广州用了20天时间对计划初稿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和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许多重要决定的执行者，而且是其支持者，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日内瓦和万隆会议的决策。这些东西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

二、毛与周的分歧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有相同的想法。特别是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分歧甚至分歧是很正常的。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也很明显。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政治和战略眼光以及控制全局的能力上都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由衷钦佩和服从毛泽东的原因。然而，周恩来的彻底和稳定有时对毛泽东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由于职位和工作的不同，他们有时会有不同的视角和关注点。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周恩来年轻时长期生活在日、法、德等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国外访问和参加会议；除了两次去苏联，毛泽东从未离开过中国。人的理解总是受他的经历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因素，有时会导致理解上的一些差异甚至分歧。

先说差异。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年。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将顺利完成，苏联模式的发展暴露出许多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成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调；周恩来写了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这十个问题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提出的，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重点是调整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强调:“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了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高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充分发展科学，利用科学知识。”

在这篇报道中，他还说:“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日新月异”；“我想在这里多说一点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的决定性因素，还因为世界科学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而迅速的进步，这使我们远远落后于科学发展。”

后来，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相比之下，不难看出两者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上有着微妙的差异，而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

但我们这里说的只是差异，不是差异。周恩来还强调，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毛泽东也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技术革命的问题，而实现工业化是他一生的目标。但是他认为只有解决生产关系问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的重点往往放在这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在侧重点上有微妙的差异，但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议。

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侵略问题上。

1956年初，毛泽东在经济发展中提出“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在制定计划时，无论是12年的长期计划，还是今年和明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翼保守主义是主要的。不可能给群众的热情泼冷水。但是，领导心思热，用冷水洗一洗可能就醒了。”

在今年十一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他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长期计划的发展速度能不能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觉得可以缓一缓。”“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所以我们在不断发现和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1953年我冒了小风险，今年又冒了大风险。”

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五天后，他在同次会议上说:“为了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给他们泼冷水。我们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冷水。不也是为了推广闭关吗？当时，我们有一个促进退休的委员会。之后我们说不要泼冷水，就来开推广会。本来安排了18年，升职很快。”但是，他很克制，没有批评任何人。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指出:去年，几件事被一扫而空。一个是扫除有多快多容易，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快。“有的同志喊”；另外两件事是国家农业发展计划和促进委员会。但他还没点名。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侵略这个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最大的恐惧是6亿人不坚强，抬起头来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侵略吗？我是反侵略的。”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回顾。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反侵略是一个政策问题，南宁会议讨论过这个问题。讲清楚的目的是让大家有共同语言，做好工作。周恩来再次检讨，主动承担反侵略的责任。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对反侵略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和陈云为什么要做检讨？

这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压力和其他因素来解释。周恩来和陈云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看到了进取精神。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想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自己的路。这条路怎么走？就是摸索。当时人们还没有经历过大跃进的后果，很多问题还不清楚。

在周恩来自己的评论稿中，作为第一稿，主席总是从战略角度看待问题，而我则经常从战术角度考虑问题。这应该来自他的内心。他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毛泽东是有远见的，历史事实证明，过去他总是比他看得更深更远很多倍，所以也许这次他错了，也许一旦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真的会创造意想不到的奇迹，他看到的赤字等问题只是暂时的战术问题。他当时的想法可以理解。

这次分歧过去后，毛周和妻子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大跃进的狂潮不可避免。

历史现象很复杂。复杂的现象不是简单的分析就能解释清楚的。即使只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大话题。这里说的只是粗线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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