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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桃色“反腐”:名妓点燃清廷党争导火线 1907桃色“反腐”:名妓点燃清廷党争导火线

导语:1907年桃色《反腐》:名妓点燃了清党斗争的导火索。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在小女子杨翠喜的背后,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两派集团的政治争斗。 “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 《泰晤士报》的这条电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这是1907年5月8日,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报道说庆亲王奕匡受到弹劾,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同时被弹劾的

1907年桃色《反腐》:名妓点燃了清党斗争的导火索。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一下!

在小女子杨翠喜的背后,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两派集团的政治争斗。 “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 《泰晤士报》的这条电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这是1907年5月8日,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报道说庆亲王奕匡受到弹劾,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同时被弹劾的,还有庆亲王之子、担任农工商部部长的载振,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天巡抚唐绍仪。报道也说,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并开始安置自己的人马。 《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 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只提到了金钱腐败,却忽略了弹劾案中更为狗血的情节——“性贿赂”。 贿赂品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 涉嫌收受“性贿赂”的,是庆亲王之子、时年31岁的贝子、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赠送的歌妓,纳为二奶。 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才递交弹劾状,《泰晤士报》却在次日就发出了电讯,消息十分灵通。 发动弹劾的,是48岁的纪检干部赵启霖。在这份题为《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折》中,赵御史写道: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匡寿礼。奕匡、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 弹劾的焦点是两条:一、载振接受性贿赂;二、奕匡接受巨额金钱贿赂。 奕匡时年69岁,爵位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亲王,职务则兼军机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财政处总理大臣、练兵处总理大臣于一身,权势之大,独步朝廷。敢于弹劾他,等于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闻。 而国人最为关切的,不只是权贵被弹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关键“道具”、天津名妓杨翠喜。权贵加上八卦,这样的狗血剧,才是舆论的最爱。 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月收入800银元,据此推算,年入9600银元,折合人民币约134.4万元,与如今三四线的小明星相仿。而彼时,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养廉银”才相匹配。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包银”这点死工资,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养廉银”。算下来,官员们要想与名妓一样有尊严,只有弄权创收才能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杨小姐与载振部长的爱情故事,据说相识之初还是十分偶然的,却因载振一见钟情,而平生是非。 据《异辞录》记载,此前载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东北,返回时在天津拜会直隶总督袁世凯,盘桓数日。某次酒席上,作为主人的道员段芝贵,安排了杨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这场演出中,载振对杨小姐一见倾心。 据说,杨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却很对载振口味。不过自始至终,杨小姐似乎并未与载振有过什么深层次交往。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这等于让她参与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公关推广,而且受众群正是其目标客户群,不知其出场费因此能上调多少? 送礼人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 杨小姐月入800银元,身价并不低。倘或段芝贵真要将其作为礼品送于载振,“从良”的“买断”价自然不菲。如果溢价10倍,则需6.7万两,20倍就需13.4万两。 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贵又图什么呢? 时年38岁的段芝贵,虽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好歹也算海归。他并非袁世凯的子弟兵,却最终能获得袁世凯的青睐,据说是他在发掘和满足领导的各种隐秘需求方面,有独到的功夫。《清稗类钞》记载: “袁世凯有妾与其仆通,事觉自杀,仆窃藏而逃,久之不获。巡捕段芝贵为悬赏,募得之以献。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 这段记载如属实,段芝贵的发迹就在于帮助领导洗去绿帽子,换来了自己的红樱子。被弹劾这年,段芝贵还只是一个捐班道员,最多无非正四品,厅局级干部。这说明,段芝贵进入袁世凯的内圈,时间并不长。而袁推荐他出任黑龙江省长一职,至少是从二品的省部级高干,虽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这是超常规的越级提拔,这至少说明,袁世凯对其相当信任和倚重。 段芝贵能得到袁世凯如此提携,究竟是工作能力、还是拍马能力?说实话,根据现有的史料,根本难以判断,而可以确定的只是两点:一、袁世凯终其一生,用人还是以能力为主,这才将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国政坛中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东三省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上,袁世凯或许可以如李鸿章那样不太在意干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干部的“能”。 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部署。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侵占朝鲜,在其鼓励下,朝鲜当局不断渗透中国东北,公然在侨居中国的朝鲜垦民中推动分离运动,甚至组织军队向中国守军发起武装攻击。日俄战争后,日本独霸东北,这种渗透进一步加剧,东北的分离风险与日俱增,也成为列强博弈的焦点。1906年,朝鲜正式请求日本代为办理对华交涉后,日本立即以“宪兵”的名义向中朝交界处中方一侧的间岛地区派遣军队,在延吉地区公然张贴文告,宣称延边为朝鲜领土。 为了应对东北地区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清帝国决心在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设立东三省总督,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巡抚职位,并从山东等地鼓励农民移居东北,嫌弃了“屯垦实边”的高潮,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闯关东”。 1907年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以公而言,在清帝国的政府分工中,朝鲜事务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点。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间,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朝鲜政策。而袁世凯接任之后,这样的分工并没有改变。多年专司,北洋系的朝鲜事务人才自然最为集中,由北洋出掌东三省,顺理成章。 以私而言,整个清帝国能够通晓朝鲜事务、有着丰富对日斗争经验的,无人能及袁世凯。从23岁出道以来,袁世凯在朝鲜足足奋斗了12年,与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其与主要对手日本的抗争,胜多败少,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建设东三省,首要任务就是应对日本入侵,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无疑是最好的统帅人才,其在东三省的干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何况,其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庆亲王奕匡,关系极为密切,并与载振兄弟相称。 至于段芝贵想当黑龙江省长,根本无需向奕匡、载振行贿。 这个职位的人选,中央绝对不可能绕过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不仅绕的圈子太远,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这是官场上的大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 袁敢于破格推荐段芝贵,最为合理的解释,应该不是段芝贵靠“性贿赂”上位,而是其某项才干至少在袁世凯那里得到了认可,袁认为其足以胜任艰巨复杂的黑龙江省长。 抢位子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 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赵启霖一人发起了弹劾,其实幕后有极深的背景。 当时,3个最为着名的御史,结成了一个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时人号称“三菱公司”。《国闻备乘》记载:“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 这些御史们,统归于“清流”,而“清流”的领军人物,是57岁的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瞿鸿禨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庆亲王奕匡,两人明枪暗箭,争斗得相当激烈。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瞿鸿 的枪杆子,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 当时的朝中,除了这两股所谓的“清流”“浊流”激荡得比较汹涌之外,还有一股以高干子弟们为主的亲贵派,及以老干部们为主的骑墙派。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而谁能掌握这场政改的主导权,成为权争的焦点。 作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袁世凯以改革实践派着称,多年来他也积极推动政改,甚至说:“官可不做, 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声,即是吴樾!吴樾者,即汽车中放炸药刺端午桥之人,即是革命党!” 而岑春煊也没有闲着,既然务实比不过袁世凯,就从务虚开始,从广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 由其心腹郑孝胥出任会长,张謇、汤寿潜出任副会长,搜罗江苏、浙江、福建的官绅270余人,定时集会,颇具政党的雏形。 争夺改革主导权,关键还是在于争夺行政资源。作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锋的焦点。 在这场交锋中,奕匡、袁世凯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吁要效仿列强,建立“责任内阁制”,以内阁取代军机处。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凯其实也有不可对人言的小九九:他并非军机大臣,对中枢的影响有限,而推行责任内阁,与他交好的庆亲王奕匡必能出任总理大臣,则其政治空间将大大扩展。 而瞿鸿禨则因现实处境的关系,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坚决扞卫旧有的军机处制度。他对袁世凯的势力日益侵入中枢深为不满,试图通过巩固军机处,解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的局面。岑春煊则派遣亲信同乡于式枚,携带专门的密电码进京,建立了瞿、岑之间跨越京穗的热线,互相呼应。 双方角力的结果,瞿鸿禨大胜。袁世凯提出的责任内阁制被最高核心否决,军机处继续保留,但除了奕匡、瞿鸿禨两人外,其余军机大臣,如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等4人,均调离中枢,另补入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世续是满人,与庆亲王交好,而林则是瞿鸿禨所推荐。袁世凯还被迫向新设的陆军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个师的兵权,仅仅保留了第二、四两镇。 刚从英国公使任上回国的汪大燮,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评价说:“至去年改官制,袁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其不成者,实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陆军部已立,而撤北洋两镇以归部,遂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争夺,在于地方督抚的布局。这一回合,北洋派收获颇丰: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由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任,同时,在新设立的东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胜,囊括了总督、巡抚的所有职位。 岑春煊接到调任云贵的电令,走到上海,称病不行,中枢无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总督。这回,岑春煊倒是动身了,但从水路到达汉口后,就报告中央,希望能“顺道”觐见太后,而且不等回复,就登上了京汉铁路专车直接北上。 到车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鸿禨的小同乡、御史赵启霖。 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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