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 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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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坛开始讨论“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话题。20世纪90年代，一些作家提出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2000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之后，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发现，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品格的文学已经成为。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文化自信慢慢提升的时候，我们热切期待一些能够呈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历史的文本，让世界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华文明，就像托尔斯泰用一本《战争与和平》向我们展示伟大的俄罗斯品格，罗曼罗兰用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让我们感受到同样伟大的欧罗巴精神。我们期待这种文学不仅能写出我们伟大民族和平而不保守、温和而不平庸、深沉而温暖的品格，还能体现我们民族为独立和复兴而英勇奋斗、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还能创造出一种融东方风格空顾友兰与西方风格理想国家于一体的、笔触优美而理想的新的审美意境。

其实这样的文学视角一直是一些一流作家的写作理想。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寓言的方式书写了拉丁美洲被压迫、被奴役甚至即将消失的历史。当然，这样的视角不一定要写伟大的人和他们生活的历史，但也可以通过普通人和特定的历史来写伟大，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吉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作品。普鲁斯特甚至从一个年轻的有限个体的平凡生活角度，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丰富性、浩瀚性甚至伟大性。

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进一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就会失望地发现，能够传承和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品少之又少。纵观通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反传统的革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对传统文学的审美继承是显而易见的，也有过几次讨论，形成了一些派别，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沈从文、朱等作家。然而，在当代文学史上， 我们只能从孙犁、汪曾祺、阿城、陈、贾平凹、李锐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传统文学精神的光辉和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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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生动的部分。受儒、释、道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同质地的文学作品。在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影响下，孔子等圣人的人格感召和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仁义精神，司马迁的《史记》、屈原的《离骚与田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伟大作品普遍具有史诗般的雄壮庄严品质、强烈的批判性和理想主义精神，其审美趣味充满了现实主义和道德性。道家的玄学哲学、终极追问的传统、保持安静、保持女性气质的观念，产生了庄子的散文、李白的诗词歌赋、曹雪芹的《红楼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这些诗人或作品普遍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审美趣味充满宁静和空，后期多愁善感。佛教的影响相对较小且较晚，但仍影响了苏东坡、曹雪芹等一批大诗人、大作家，同时产生了《西游记》等著名古典诗人。当然，这三种精神，尤其是儒家和道家，都源于中国的“古道学”和本土经验，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激荡中，这些文学精神和文化哲学精神不仅成为了古代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产，也应该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和国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批判和传承几乎被极左思想和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所中断，尤其是十年动乱。然而，一百年过去了，这段历史恰恰成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个痛点。这让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年轻时怀疑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然后迷失了，但最后他又找回了自己的信仰，使自己有限的生命与上帝永恒的精神融为一体。形象地说，中国人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的寻找之路，现在走上了回归之路——虽然这种回归绝不是线性回归，而是以它为原点的广泛融合？

由于传统的缺失，五四以来的文学始终以五四运动为原点在小传统中行进。民主、平等、科学、友谊等主题，一直是五四前后和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精神维度。然而，由于传统的缺失，五四时期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始终处于自信的状态。这可以从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提名的信以及新时期先锋文学的进程中看出。鲁迅在信中评论说，当时的中国作家一般没有获奖资格，因为当时的文学是“拿来主义”的实验文学，还不成熟，最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叛。他们学习各种西方风格，在风格上创新中国文学，给当代文学带来新气象。然而，批评家们很快发现他们是“外卖员”，因此他们被冠之以“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和“中国的卡夫卡”。因为只学到了风格的皮毛，没有文化自信和自信的读者，所以很快就一个个退出了。在先锋文学之前，也有带有古典审美意境的小说，如汪曾祺的《使徒行传》、《大闹纪事》、阿城的《棋王》等。但由于数量少，很快被归入寻根小说而被淹没。先锋文学退出后

>1990年代，出现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张炜的《柏慧》、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这些作品很快就取代了先锋小说的地位，而且长时期地被关注和评论，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有意续接了中国传统文学精神。

《白鹿原》真正的贡献在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自五四运动以来第一次得到张扬，延续了中国文化基因。因此，有评论家认为，新时期整部小说中值得重读的经典并不多，但《白鹿原》可以算作一部。事实上，在《白鹿原》所描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礼教统治着人们的内心，这也是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真相。即使在今天，广大农村依然生活在传统伦理的控制之下，依然存在男尊女卑、伦理束缚人的现实。然而《白鹿原》让我们再次质疑，如果人不讲究善良忠厚，夫妻没有忠诚和真爱，家庭不能以礼相待，人在独处时不能谨慎对待自己，那我们还有什么伦理观念呢？没有这些伦理观念，大家会不会变得像卢梓琳的家人一样？历史上，人之所以比动物高贵，是因为人有伦理道德。没有伦理道德，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因此，《白鹿原》留下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还需要传统的儒家伦理吗？如果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儒家思想？如果我们不需要传统的儒家伦理精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伦理精神？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塑造了一个感伤的场景，类似于《红楼梦》中被遗弃的大观园。同时，也有庄子式的怀疑。在这篇长文中，处处设置了道家的终极追问，寂静荒芜的公园让这篇长文在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充满了感伤的气息。其实作者并不完全是多愁善感的，他往往似乎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和阳光，所以在苍凉中有一种快感。这是一种古典诗词。因为这种诗，这篇散文早就抓住了人们的心。这种审美心境不是靠教条学会的，而是靠思考和体验学会的，其中渗透在作家生活中的文化基因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功能。张炜的《柏慧》等作品在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宣扬了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精神，这种精神是长期缺失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之争、2000年以来的“当代文学是否垃圾”之争、近两年对中国作家普遍失语的批判、一批作家的自我辩护、文学是否活着的争论等事件，都表明作家在苦心思索、选择和言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文学市场的干扰、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以及与世界文化交融中的困惑，都影响着当代作家的精神状态，给他们的写作带来各种困难。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一些作家和诗人开始转向历史写作，重建和捏造历史成为热点。在走向历史的过程中，张炜在柏慧所探讨的自然、生活、人生、爱情、友情等主题，尤其是他一直追问的道德问题，很可能代表了一些作家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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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一直被批评为载道的文学，但中国传统文人的忧国忧民、独立自主、为生民代言、追求圣人境界、视功名为粪土的精神，是我们今天作家的榜样。今天，很多作家听到“道德”这个词，都会破口大骂，仿佛这个世界没有道德就幸福了。这种悲剧在中国由来已久。事实上，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之一是独立的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在一个缺乏载道功能的文学世界里，价值被彻底废除，文学失去了方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精神，如世界观、“仁义”道德、向善精神、和平幸福的生活理念、牺牲精神等，是无法宣传的。相反，道德的迷茫、价值的失落、世界观的虚无，让很多作家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没有判断力，我们就失去了重建的能力。这就是当下作家的困境。

近年来，由于《百家讲坛》《光明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倡导，以及高校和出版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虽有所崛起，但在文学上仍处于温暖状态，尚未出现令人振奋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当然产生了，但当代作家必须做这样的准备。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不是今天的线性方式，而是一种综合方式。然而，只有回归传统和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我们才能找到自信的宝藏和我们的根。因此，我们需要回归传统，反思传统，重构传统叙事。在这种叙事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古老而伟大的传统，深刻认同文化的根源。这样，我们可能会找到久违的民族感情和失去的信心和骄傲。只有找到这样的根，我们才能把民族的伟大感情和文化传播给世界。否则，我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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