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派 华国锋为何把四人帮当“极右派”来批判

华国锋为什么批评“四人帮”是“极右”？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一下！

毛泽东与华国锋本文节选自叶永烈所著《邓小平的中国之变》，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1977年4月13日查阅《上海解放日报》时，看到以“该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揭露批判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一整页。标题相当惊艳:“极右伪装成“左”“这篇文章虽然是“批评张春桥”，但批评张春桥是“极右”。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怎么会变成“极右”？这种理论谬论充斥着不久前粉碎“四人帮”的中国报刊。这种理论谬误可以追溯到华国锋。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一个星期以后，华国锋在给参加“问候”会议的西北团高级干部讲话中谈到“四人帮”时，作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结论:“四人帮”是“极右分子”！华国锋说，“四人帮”是“反革命团伙，是以富人反对坏人和新老资产阶级为基础的”，“他们是我们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当时，海外报纸称“四人帮”是“左派”和“激进派”。本书开头，我们引用了英国记者韦德的报道《毛的遗孀被捕》。当时，韦德用的是“中国碾压极左分子”的标题。也就是说，“四人帮”被捕时，韦德明确判断他们是一群“极左分子”。然而，华国锋作为一个“英明领袖”，甚至不如普通的外国记者！华国锋反驳海外报刊说:“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恶毒的反革命分子。什么“左派”，什么“激进”！他们的路线不可能是对的。”华国锋为什么断定“四人帮”是“极右派”？追根溯源，毛泽东曾判断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这样，“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自然就推论出“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批评林彪，自然要批评林彪的极左。周恩来深受极左主义之苦。1971年底以来，周恩来在全国规划大会、公安大会、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批判“批林整风”中的极左思潮。1972年6月28日，当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他说:“谁是我们的‘左派’？放火烧英国机构的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打倒陈毅，后天打倒叶剑英。”毛泽东说:“这些所谓‘左派’实际上是反革命。总的背景叫林彪。”因此，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林彪是极左的“总后台”。批判林彪就是批判极左。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负责《人民日报》。由于毛泽东也认为应该批判林彪的极左，1972年8月初，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加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周恩来说:“你没有彻底赞成极左思潮。如果极左思潮得不到批准，你们就没有勇气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批判极左触动了江青一伙。这是因为江青一伙和林彪一样，都是极左分子。批判林彪的极左，在许多方面触动了江青一伙。就这样，就在8月初讲话的几天后，张春桥、姚向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评极左思潮不要过头！”但是，《人民日报》坚决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就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一份黑龙江的稿件，是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长期存在的工厂的。当时《人民日报》有一个“看细节小组”，王若水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看了黑龙江的草案细节，觉得很好，可以用来批判极左思潮。因此，他开始对这篇文章进行许多修改。就这样，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个“龙岩”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笔名。此外，在同一版本中还发表了另外两篇“左”的文章。因此，形成一批“左”的专版还是相当抢眼的。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文章的撰写与华国锋有关。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和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合撰文，揭露了这篇文章的情况:龙岩文章的发表也有这样一个背景:1972年3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余同志会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判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不，不”。三大工厂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量遵循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建立生产指挥体系，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目标，迅速攻克了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决议，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同时，省委理论组写了一篇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龙岩》一文引起了“左”倾理论家张春桥、姚的极度不满。由张春桥和姚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立即作出回应。文汇报在上海召开“工人座谈会”，对《人民日报》的文章《龙岩》表示“反对”。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慧情况》发表了《工人座谈会纪要》，认为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右倾死灰复燃”。此时，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请示召开外事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这份请示报告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时，引发了周恩来和江青的直接对抗。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中指示:“我要同意。”12月1日，张春桥在报告中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极左思潮吗？批准森林是否意味着批准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张春桥在“考虑”，在打“转球”。江青直截了当，在12月2日作出指示:“我个人认为，林彪对于汉奸的极右应该是赞成的，同时对于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左”和实右也应该是赞成的。在批林彪汉奸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的指示使人们记住了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兵司令部——我的大字海报》。毛泽东当时这样批评刘少奇:把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成“左”而实现右的错误倾向联系起来，岂不是发人深省？在批评林彪时，他称林彪为“像刘少奇一样的骗子”，意思是林彪相当于刘少奇。既然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左、右”，林彪也是“左、右”。12月5日，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发生争执时，人民日报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王若水在信中写道:今年8月1日，总理在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没有批极左思潮；如果“左”不被认可，右边的东西也会往上看。我非常同意首相的观点。总理说的是政府内部运动，但我觉得报纸的宣传也适用。王若水在信中也向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姚文远不同意批判极左。看来毛泽东终于要做出“裁决”了。这时，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说林彪是后台极左分子的说法。1972年12月17日，他对张春桥、姚说:你们赞成极左还是极右？有人写信给我。他的名字叫王若水。对极左思潮少批评吧。我不能正确阅读王若水的信。离得远吗？它在最右边。修正主义、分裂主义、阴谋、反党、叛国。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张春桥和姚把的谈话精神写进了两家报纸和一家杂志的社论。因此，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讲话》中，强调“批准森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本质。新年讲话指出，他们的罪恶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实践，进行深入的批判。从此，“森林整风”不再批准林彪的极左，而是批准林彪的极右。毛泽东认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事实上，毛泽东晚年陷入了“左”的迷宫。毛泽东是“左”的，所以在他看来，林彪是对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把林彪定义为“极右”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左”。如果批准林彪走极左路线，结果就会招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林彪被定为“极右派”。赞成“极右”，越赞成越“左”，符合当时极左路线的需要。如上所述，华国锋与文章《龙岩》有关。华国锋亲身经历了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风波，他知道毛泽东的“最后裁决”。从1972年毛泽东认定林彪是“极右分子”开始，华国锋“因循过去的政策”，粉碎“四人帮”后，把“四人帮”定义为“极右分子”！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继承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所以在批判“四人帮”时犯了“左”的错误。其实华国锋自己的思想也是“左”的，所以他晚年完全可以接受毛泽东的“左”的思想。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义为“极右”，这也是由于他自己的“左”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如果批准“四人帮”为极左，结果就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和对他的批评；如果把“四人帮”定为“极右”，批为“极右”，越批越“左”，就越符合其“左”倾路线的需要。就这样，华国锋认定“四人帮”是“极右”，限制了他的批判:揭露和批判“四人帮”不能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也不能涉及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错误。由于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义为“极右”，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据《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介绍，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文章，提出“四人帮”和林彪的“假左伪装”。这说明它与当时的“极右”不同，“左”是抬高的，虽然叫“假左”。无独有偶，5年前的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龙岩》一文。《人民日报》很快遭到了上面的批评。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1972年黑龙江批准龙岩“左”倾反转的文章。借助旧事重提，《人民日报》透露，今天也要批“左”。为此，《人民日报》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批评。但是《人民日报》发表了对“四人帮”极左的评论，对“四人帮”极左的本质作了深刻的分析。“高层”才不再提“四人帮”是“极右”，而是提“假左就是真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四人帮”的极左性质才最终被讨论出来。这是另一个故事。以上内容整理出版，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