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就乱他个天翻地覆慨 陈平原：经历各种政治风浪后 不急于站队

陈平原图本报记者陈良

陈平原1954年出生于广东潮州。2008年至2012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古代学者之梦》《中国大学十讲》《学者的人情》《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等。他的妻子夏晓虹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陈平原今年将满60岁。在采访中，他经常抛出“从某个角度”这样的话。面对我的问题:北大这几年话题频出，你为什么不说话？他也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答案，然后仔细权衡了一下这几个字——“有些不值得说，有些没用说，有些超出我的能力说。此外，我其实说了很多话，但都没有在媒体上反映出来。特别是涉及到北大内部人员。从教授到校长，我可以用其他的表达方式，而不用跟着媒体的节奏跳舞。当然，我知道在媒体上发言影响很大，批评北大是北大教授，很有冲击力，很有戏剧性。但这部剧不是我追求的。”

校友、作家查建英说，他说话总是小心翼翼。许子东曾邀请他在凤凰卫视做节目，但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更习惯呆在教室里。后来我们去看《三个人》，他讲教育讲得很好。”查说。

除了谨慎之外，他还与媒体结下了“心结”。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导演请他策划并向公众介绍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当他热情投入的时候，对方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做出了草率的决定...但即使生气，他也保持着理性和平衡感。正如查剑英所说，他温柔有原则。

“如果有些人不说话，其他人就不会注意，所以他们必须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其他人则相反。当人的精神状态更好的时候，就能有更强的自信心。我不应该说出来，我知道。”今年3月，在一群学生被北大人文学院送走后，陈平原正在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自省——知识分子应该保存自己的能力、立场，以及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扮演和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妻子不希望我从政，不希望我当领导，也不希望我经商。她要求我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普通话中夹杂着潮州话。

才华横溢固然好，但才华横溢却是一种遗憾

1988年，陈平原发表了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序言中，他提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小题大做。然而，“不是每一个‘小问题’都配得上‘大工作’，这取决于对关键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

钱理群对此印象深刻。1984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著名文学史家尧尧的助手。一天，当代文学评论家黄子平交给他一篇题为《论苏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的论文。作者是中山大学文学硕士陈平原，正在北京找工作。当晚看完后，他与黄商量，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论文表明，他的学术视野开阔，用现代性打开了晚清，涉及对宗教和其他学科的理解。”这篇文章被送到了尧尧那里，他读了之后说:“太棒了。”但再补充一句:有才华固然好，但才华横溢就可惜了。

当时学校说陈平可以读博士。如果真的好，毕业后留在学校。当尧尧得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今年就招生。“于是，我和文如民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生。”陈平原说。

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在潮安，8年的家乡知青和民办教师经历，让他和同龄学者一样，对文革教育种下的盐碱地亟待清理、学术培训匮乏感到焦虑。

“突然开悟”是在高三的时候。他以对旧制度的深刻反思和对国际学术潮流涌入的敏感，引进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合著了《论西方异化文学》。1983年，这篇论文在《反精神污染》中被学校责令检查。然而，“萨特的存在主义、罗曼·罗兰的小说、马克思的传记和手稿混杂在一起，构成了我的思想启蒙。”

20世纪80年代末，陈平原思考并试图解释历代学者对学术与政治、学术法语和学者定位的困惑。一天，尧尧先生突然来找他，说他对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很满意。然后题词说:“养活自己很辛苦。”这组散文收录在《儒林外史·人情》一书中。在文章中，陈平原表现出学者的角色意识，并发出“向政治学习”的声音——“我经常思考的是，如何保持人情，充分发挥选择“学习”的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我的想法很简单，首先是为了学而学，其次是维护人情——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者本色。两者相辅相成，不能混淆。”

改革并不容易

1992年，陈平原出版了《古代文人侠客之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夏指出，当他把游侠精神的感召引向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崇高而“不切实际”的人生境界时，清楚地反映出他在学术水平上的提升雄心，以及在处境艰难的学术界充当“独行侠”的愿望。

当时，与80年代的“文化热”相比，社会科学迅速崛起。钱理群注意到，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后，陈平原写了一系列题为《老北大的故事》的文章，这是他从文学史到大学史、教育史研究的开端。陈平原并不否认，他研究北大背后的思想是教育史和学术史。

在《大学三问》中，他问到了当前大学的不足和误区——“人文无用吗”“管理万能吗”“如何获得榜样”；“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大学是只生产合格的产品——学士、硕士、博士，还是一定要融入和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和精神生活？——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中，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大学既需要国际视野，也需要本土情怀。

2003年5月，北京大学两次发布《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围绕学制改革，“本土”人文学者与具有海归背景的社科学者形成对峙。查建英采访了纠纷双方，并撰文《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她谈到了陈平原，当“他在中文系的同事几乎压倒性地反对改革和反案例”时，他是“少数批评和同情改革的人之一”。

“我承认改革的大方向和立足点是对的——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确实充满弊端，必须改变。关于这一点，我和很多人文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和社会科学家有不同的立场。很多人其实都站在维护自己利益和尊严的角度。衡量的是这次改革对自己是利还是弊，并没有考虑中国大学往哪个方向走。”陈平原说。

查建英写道，在多年前的一次会议上，陈对学校管理非常不满，指责学校权力过大。会后，副校长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北大的校园里，到处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右有左，管理层一定要在各派之间保持平衡，避免更多的麻烦。从那以后，陈学会了理解做这种平衡工作有多难。

”陈平原的思考角度不同。他非常清楚北大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无常性。”查建英告诉我，她很后悔北大不让他参加设计改革小组。在西方大学成熟的管理体系中，仍然需要协调各种因素，更不用说中国大学就像一座难以突破的城堡。“陈平原已经全面研究了大学。他了解各方意见，懂得如何磨合和妥协。至少，他可以进一步推动改革。”

2008年，在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之前，陈平原曾问过钱理群。“他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我不乐观。”金钱说。

“他后来说，做了可能做不好，但做了总比不做好。”陈平原笑着补充道。他只是略微透露了任职期间的纠葛:中文系一直是北大的标杆，但并不代表大家都努力了，更不代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的教授很长时间写不出专业论文，有的只能在很差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他不敢强行规定，而是号召大家在mainland China、日、港、台的优秀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至于英语论文，学校有自己的奖励，不需要他去提倡。

“有人写匿名信抗议阻碍学术自由。什么是学习？就算不能形成共识，总该有个底线吧？”经历过管理之后，他意识到管理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管理是万万不能的。但他不愿意执行官方要求，对教授实行“以学科为中心，以数量为标志”的管理。钱理群说他“两头不讨好”。2012年，他辞职前再次要钱。钱当即表态:你早就该退出了。

当时，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表示，这是一个遗憾，并声称在未来十年左右，将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学术力量发挥更大的影响。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必须直接面对的难题，也是我想挑战的。

“这背后有一个潜台词:与其做一个说话拐弯抹角、做不出像样东西的小领导，不如回到教授的角色，写我的文章，说我想说又能说的话。至于听不听，那是别人的事。”

摇动手臂的角色不适合我

人物周刊:现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在你心目中占多大比例？

陈平原:当然重点是学术研究。我会对中国目前的教育改革进行学术批判，但最多只会影响舆论和一些决策者的思维。不乱出主意不合适。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老先生说我应该竞选总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站在校长的立场思考和表达自己，就很容易放错地方。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创办了“秀才”，最初是日本朋友为了支持我们办大学而构思的。我说我做不到。除了资金来源，还有许多体制因素。在中国，大学校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或民主党骨干。而且我没有党派，也没有派系，所以我不能为了沉迷于校长而在自己家里办补习班。

我承认，教育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种实践能力和机遇。但是我没有这些条件。所以，我就不谈太技术性的问题了。我是从教授的角度看中国大学，而不是从大学校长的角度。

人物周刊:时隔10年，如何回望2003年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

陈平原:去年，我想写一篇题为《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十年牺牲》的文章，但后来我忙于其他事情。总结一下那次改革的得失，看看它有什么遗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很有趣。我的基本判断是北大起得早，赶上晚一集；这是一件好事，但做得不好。

改革计划公布后，学校立即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我和校长谈了几点看法，包括:第一，要明白大学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团结的，至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如果只允许一方走自己的路，就会出问题。制定改革方案的委员会中没有教授代表，也没有提前征求普通教授的意见，这是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是决策者不是教授，而是他们已经从教授变成了管理者。大学管理者和普通教授的思维方式不同。教授必须参与改革措施的制定。作为一方利益的代表，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担忧。第二个错误是没有人文学者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所有成员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在中国迅速崛起，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与此相对应，人文学科被边缘化。曾经被称为“文科”的学科现在出现了分化，人文社会科学两者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各自立场的巨大差异。如果没有人文主义者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就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想法和判断。再加上计划公布的时间，以及一些特别强硬的表述，白白增加了混乱。例如，所有教师都必须至少教授一门外语课程。外语系没问题，数学系或者管理学院大概也没问题。但是对于研究国学的教授来说，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更何况，这种规定是没有道理的，纯粹是为了“国际化”。

北京大学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在于管理不到位。不是要不要管理，而是要不要合理妥善管理。一旦措施不当，解释不到位，大家就会彻底拒绝“管理”。所有改革都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反弹是正常的；但是，就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一样，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弹，至今很多老师谈之色变，深恶痛绝，值得有关方面深刻反省。回顾轰轰烈烈却半途而废的改革，我觉得很可惜。最后，只剩下两项具体措施。首先是所有博士生毕业后不能直接留校。第二项只保留了一半。本来教师是要申请晋升的，如果两次都没有通过，就自动辞退。后来发现两次考核都没有通过，他就不再升职了，但他还是可以留下来继续教书。这里有一个问题。教师申请晋升时，国际标准是认可制，而我们是配额制。不是及格不及格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教学指标的问题。这样一来，他是否合格就很难说了，因为这是一场试赛，有名额限制。为什么是这个规定？人事部门有他们的难处，最大的恐惧就是“一公布就乱”。

人物周刊:读了作家查建英的《北京大学》，有人觉得北大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缩影。那么，外界对改革的呼吁和推动会影响北大的改革吗？

陈平原:从北大的大政制转型到小人事制度改革，说起来简单，但在具体实践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相信它能很快改变。因为，现实利益的考量和羁绊很多，影响全身。比如我们说很多大学去行政化，一个校长要行政级别就绕不过去。正如CUHK总统所说，我们同意没有行政级别，但整个社会是如此官僚。没有级别的校长怎么和各级领导打交道？还有，很多领导在进入大学之前有行政级别、厅级或者副部级，然后跑到大学当校长或者党委书记，从此成为一个没有级别的人。他会喜欢吗？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不是任何一所大学能单独做到的。而且，社会关注度越高，限制和约束就越多。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很难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

人物周刊:“北大，北大”写道，在那场改革风暴中，你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陈平原:“温和”可以指性格或立场。所谓立场，就是旗帜鲜明地在不同派别之间保持独立，并不急于站队发表意见。不管叫哪面旗，也不管它有多响，你都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它。这是长期阅读、思考、经历各种政治风暴后形成的习惯。

我在《年度游侠——中国近代学者》中写过刘。1904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集约化的好处》的文章。总的来说，在现代社会，如果你想被每个人注意和记住，你必须和高层谈谈。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声音必须被分类、压缩和符号化才能被记住。所有不能归类的声音，很快就会坠入深渊，不再被人记住，不再被人提起。但是过分追求表达上的“激烈”会让自己的立场跳来跳去。就像清末的刘，变成了革命者、告密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每次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是我不习惯也非常不喜欢的一种姿态。因此，无论我采取哪种政治立场或表达方式，我都警惕被分类和符号化的危险，拒绝成为某一派别的代表。胡适说，除了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权势不能屈”之外，我们还应该加上一句“时尚不能移”。在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风波中，我写了三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说理，不是论战，所以“不够日本人”读。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此外，北京大学在世界上并不非凡，但它在中国的地位非常特殊。北大教授有某种“无形资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进行辩论。为了赢得掌声说太多话是不好的。说我相信的，说我确信的，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另外，聪明的人往往有当领导的野心，但我没有这个欲望。“拉横幅换虎皮”，还是那些用胳膊回答的人，那种角色设计不适合我。

一流的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的管理者

人物周刊:在《大学三问》的结尾，你引用了蔡元培先生1921年在伯克利大学演讲中的一段话。代表你理想中的大学吗？

陈平原:蔡元培很幸运，有一个合适的舞台和机会让他好好施展才华。历史上没有人比他更聪明、更有思想，但有知识的不一定有地位，有地位的不一定有机会。

他在伯克利大学的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大学理想”——孔孟传统的中国精神，加上英国的人格教育，德法两国的深度研究，服务社会的美。在其他地方，他也说过一句话:不要高估中国传统教育，还是要向西方学习。今天，我希望扭转这种说法:我们不应该低估中国传统教育，因为今天整个中国教育完全西化了。我说的传统包括两个:一个是孔子以下的传统；一个是晚清西式学校建立以来形成的新传统。在我看来，今天关于大学改革者的谈论缺乏对“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而不是国际视野。

整个20世纪，中国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都是向外国学习，但有时是向苏联学习，有时是向日本学习，更多时候是向美国学习。我们似乎忘记了中国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这个传统是否叫“孔孟精神”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这条传统的线不能被完全打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感叹20世纪后中国书院传统的迅速衰落。也有一些人为之坚持和努力，但最后都失败了。

人物周刊:你不提倡一流学者当校长，2008年接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

陈平原:我既然当了校长，就不该装成一流学者。一流学者能做的，校长大概不该做。同样的道理，在我担任系主任的几年里，我写了很多零碎的文章，但我几乎写不出什么大书。如果你想做好管理工作，就不能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

事实上，一流的学者不可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的管理者，而必须努力学习。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主要不是时间安排的问题，而是我的教育理念和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有冲突，我的话有时候也不真诚。比如作为教授，我可以独立，可以随意批评教育部的决定。但是当我成为系主任的时候，我的演讲就会被过度解读。还有，我会执行教育部推动的政策吗？作为个人，我经常批评现行的学科体系不适合人文学科；不过成为部门负责人后，我会在全部门的大会上号召大家申请这个项目。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作为“学习”和“成就”是两回事。“教育”，作为一种成就，只能在合适的时间、有潜力的情况下进行。在你的脑海中执行“大学之道”有很多先决条件，包括地点和时间。如果条件不满足，那就转身做自己想做，能做的事。

人物周刊:你写了《古代文人的梦》。“侠”的境界是否传达了你的向往？

陈平原:这首先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话题。为什么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侠”有着如此的向往、想象和表达？我讲《游侠》，从司马迁到金庸，包括历史、诗歌、戏剧、小说、电影。然而，在谈论不同流派的游侠时，他们有不同的立场和交流方式。例如，小说中的“夏”不同于诗歌中的“夏”。“一笛一剑，连生意，十五年来赢得了疯狂的名声”。这里的“剑”不杀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宽容的体现。

而文弱书生、理性才子，心中也可能有挺起腰杆、慷慨悲歌的水平。就像龚自珍念叨陶渊明:“陶谦似卧龙好，浔阳松菊千古高。莫欣的诗人其实是平淡的，他分为两点。”如果这些都没有，内心安静，没有杂念，那就太可惜了。不同的是，有些人喜欢把自己的心情写在纸上，而有些人把自己的心情写在纸的背面。我习惯了后者。

原标题是:“陈平原把他的心情写在纸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