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 鲁迅和徐懋庸交恶的原因
历史探秘者在信中，鲁迅称徐懋庸为“奴隶主”，“借革命来经营生意”，并愤怒地说:“如果同一个阵营里有一个人盛装打扮，从背后给了我一刀，那么我对他的仇恨就在明显的敌人之上”。
徐懋庸全家福
作者:黄云
说到鲁迅和徐懋庸的关系，大家大概都知道鲁迅那封著名的公开信《答徐懋庸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是鲁迅晚年对他的详尽痛斥。
在信中，鲁迅称徐懋庸为“奴隶主”，“借革命来经营生意”，并愤怒地说:“如果同一个阵营里有一个人盛装打扮，从背后给了我一刀，那么我对他的仇恨就在明显的敌人之上”。这是一种公开的训斥，也就是私下里，这仍然是令人发指的。”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信欧阳山...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徐懋庸如此虚弱，突然把自己当成了文坛的皇帝，知道我病得不能读书，却骂他来了门，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图去偷房子……”鲁迅表达了这一点，虽然他仍然认为徐懋庸是同一个阵营，但他的仇恨高于敌人，这可以说是咬牙切齿。
直接原因自然是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他在信中责备鲁迅说:“我认为看人不看事，是王先生这半年来错误的根源。”认为鲁迅、胡风提出的“国民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口号完全是搅局者，“用来反对‘国防文学’。”在徐懋庸的回忆录中，他曾这样回顾这段历史:“在这个严肃的关头，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在当时的辩论中站在周扬一边。”站在周扬的一边，在当年，其实也就是说站在党的一边。
现在很多研究文章都替徐懋庸辩护，认为他只是周扬指挥下的一个斧手，为了“两个口号”，就骑着马，对病危的鲁迅舞着刀。其实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误解，一切为了革命事业和抗日统一战线。此外，在那之后，徐懋庸表示遗憾和道歉。
这个观点正确吗？我以为这不是真的。
鲁迅死后，徐懋庸写了一副挽联:
敌人还是朋友？我只问自己。
了解我又埋怨我，大众无语。
所谓挽联，就是专门用来悼念死者和祭祀的对联。它是活着人对死去的人的悼念和评价，它的一般内容是对死去的人的重大事件的庆祝或活着的人在与死去的人交往中的积极情感。
这幅挽联并非如此。徐懋庸不是没有走开，他也不是很喜欢过去的场景。甚至在鲁迅去世后也无言以对，徐懋庸纠结的是朋友和敌人的问题:我和鲁迅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不像很多作家那样把鲁迅当人生导师，而只是一个平等的敌人和朋友？
徐懋庸很早就出名了。1933年，年仅22岁的他，以一系列文笔犀利、风格独特的杂文，在文坛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度被视为鲁迅的别名。鲁迅也对他寄予厚望，介绍并作序了《杂集》的出版，这也孕育了他的骄傲。早早成名容易，鹤立鸡群，视文学前辈如无物也容易。
自1933年底以来，他们一直非常亲密。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和相关统计，鲁迅于1933年11月15日开始与徐懋庸通信，到1936年8月5日晚回复徐懋庸的公开信为止，共52封。应该说，鲁迅对徐懋庸很好，他只是他文坛的一个领袖。
然而，徐懋庸的骄傲和傲慢总是使他不同意鲁迅。
即使在鲁迅和徐懋庸的蜜月期，徐懋庸也认为鲁迅应该被骂，两人的恩怨并不是从1936年6月周扬发表的《关于国防文学》引发的两句口号之争开始的。
早在1934年6月20日，在《人类世界》第六期上，徐懋庸就写过一篇《完人》，其中有一篇这样说:
有人是“思想界的权威”，小说是成功的。可惜他的牙齿太黄，年龄太大，气质太小。该骂了。曾经有人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散文是可以敬佩的。不幸的是，现在他已经退休，不再领导青年时代，而开始写打油诗。“晚节不全”:该骂了。有人是革命的，但有情人。有人爱国，但也爱读书。你是旅伴，但为什么不是100%的革命者！你崇拜萧伯纳，但为什么不吃素呢…
前两个认为“该骂”的对象，一看就知道是周兄弟。老人黄牙一向出名，小性子意味着喜欢骂人。至于“小说的成功”和“思想界的权威”，除了《阿q正传》的作者、左翼联盟的领袖鲁迅，还有谁？毫无疑问，这是鲁迅的写照。
换句话说，1934年，当徐懋庸与鲁迅密切接触的时候，徐懋庸已经感觉到鲁迅在他的作品中过时了，受到了批评。鲁迅准备出来，但没有指出来。鲁迅在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左联形成前后，一些所谓的革命作家，其实都是已经垮掉、安定下来的堕落的孩子。他的《徐懋庸》也是参差不齐，有反抗也有抗争，但往往只是一种把家族的女人和叔伯拉下文坛的手段。吃醋就会犯错，永远不会着眼大局。”似乎已经指出，并不完全是针对徐懋庸的信，似乎还有两年前，徐懋庸的这种“完美”，比如一口黄牙，不就是不着眼大局的证据吗？
如何看待鲁迅是徐懋庸的自由。即使鲁迅对他好，他不欣赏，也只是个人性格的问题。徐懋庸很早就出名了，不幸或幸运的是，他成为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秘书之一。他相当傲慢自大。虽然他的杂文颇有“鲁迅风格”，但他的性格其实与鲁迅不同，与现在所谓的“愤青”颇为接近。
鲁迅曾经觉得自己经常被这样的进步青年所鄙视和抛弃。
后来，最高当局改变了主意，不仅从鲁那里“喊口号”，还把鲁迅确立为新文化的旗手和左翼的领袖，这给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世人的话，不属于杨，就属于莫。反对鲁迅，即使他曾经有过，也等于站错了一边，所以阴影笼罩着他的后半生。1957年，徐懋庸也未能幸免，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那些年，日益恶化的政治文化生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周扬与胡风的激烈斗争和徐懋庸的尴尬人生。
◎文史学者黄云，著有《散迹集》，现居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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