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领导人 领导人的香港故事：一心实现香港繁荣

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和交接，为确保香港回归后的繁荣和自由，做了大量工作。

“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政府改变了对香港的政策，企图蓄意为香港政权交接制造障碍。

1989年12月4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派外交顾问科利达作为首相特使秘密访华，并向江泽民总书记递交了正式信函。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清楚地记得:“撒切尔首相给江总书记的信相当长。她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扭转过去双边关系恶化的趋势，恢复良好沟通，并重申英方立场:遵守联合声明，特别保证“无意让香港成为颠覆基地”，不会试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然后，撒切尔夫人在改变文风时，指出英方在九一年“大幅增加”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员的压力很大，不容忽视。她要求中国在起草《基本法》时与英国的安排进行协调。”

第二天，江泽民会见了克里达，会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克里达说:“如果双方能够就基本法和香港直接选举达成谅解，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大门就会打开。”这显然是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江泽民立即拒绝了英国的压力。

大约半个月后，江泽民正式写信给撒切尔夫人。1990年3月20日，江在会见新加坡国会议员兼总理政治秘书时，回忆了这封信的内容:“我在给撒切尔夫人的回信中说，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对双方都有利。英国打出“民主牌”，这是玩火...有些人计划在1997年后花10亿英镑继续租用香港。我明白了，别说10亿，就是100亿或者1000亿，我也不会背叛香港。我永远不会是第二个李鸿章！”

如果一个计划失败，另一个计划就会诞生。港英政府从事基建工程，企图动用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1989年底，港英当局突然提出，不跟中方打招呼，就斥资1270亿港元兴建新机场。

“这些建设将需要大约20年的时间。最初几年需要做可行性研究和设计，后来英国人退出了。这相当于‘你请客，我买单’。我没有说绝对不行，但我希望双方讨论一下。”江泽民说。

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鲁平透露，中央领导认为任何政府都支付不了这么大一笔钱，只能向银行借钱。当时特区政府尚未成立，要由中央政府代表特区政府作出保证。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这笔钱是借不到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以不变应万变，先保持安静，等待对方来找我们。

事情并没有像中央预期的那样发展。很快，汇丰银行等人来到内地做工作，谈贷款。鲁平回复银行:我们对新机场不了解，不能答应。把他们都送回来了。

1991年，接替撒切尔夫人的梅杰首相再次派科利达秘密访华。鲁平说:“克莉达就像一个老太太在市场上买菜，和你讨价还价，还来来往往。最后，他说250亿，达到了顶峰。”

“250亿”的数字最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同意。在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江泽民明确告诉鲁平:备忘录必须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后才能生效。“我们为什么坚持这样？1989年后，西方国家封锁我们，没有领导人来。我们必须打破僵局。备忘录不仅是为了解决香港机场问题，也是为了解决国际封锁问题。”卢平解释道。

但就是这个。科利达不干了。

“梅杰总理不可能来北京。”克莉达说。

“你之前怎么不数数？”卢平问。

“从来没说过！”克莉达很有攻击性。

“柯利达先生，你还想谈这件事吗？如果你不想，请马上回去！”陆平也火了。

克莉达觉得理亏，马上坐下来说想继续说下去。他问是否可以妥协，在第三国签字。鲁平说没有，这时候科利达又耍流氓了:“首相不在伦敦，找不到。”

“你可以想办法打电话，总有办法的。”

克莉达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后，他苦涩地说:“总理同意了。”

仪式中的“一秒之争”

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23时05分，江泽民会见了英国王储查尔斯。英方在安排会议时强调，会议是在香港交接仪式之前举行的，所以查尔斯王子应该是主人。当然，中国不能接受这一点。中国最高领导人原来是自己土地上的客人？！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原则，适当顾及英方面子，避免最后时刻出现不必要的争执，双方最终淡化了嘉宾和主持人的角色，安排江泽民总统和查尔斯王子同时通过两个不同的门进入会议厅，然后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交谈。

除了主客之争，香港的交接仪式也经历了“一秒之争”。

英方提出，降英国国旗、奏英国国歌将持续到6月30日最后一秒，并要求中方推迟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歌一秒钟，即7月1日0: 00: 01。

党中央坚决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余回忆说:“当时军乐团奉命而死，一秒钟也不早，一秒钟也不晚。如果英方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一定要准时奏国歌，哪怕我们堆着他们的国歌音乐。”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乐队开始演奏国歌《上帝保佑女王》，并降下英国国旗。“正常情况下，英国国歌需要50多秒，但他们一演奏，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而且节奏比平时快多了。结果，他们只用了30多秒就完成了比赛。”这相当于故意给中国军乐团留出了二十多秒的空白时间。“这二十秒钟令人窒息。我看见李鹏总理抬起手腕，仔细看了看手表。我的心里突然提到了那只瞎了的眼睛。”余房建小声问身边的联络官张景山:“怎么办？”张景山回答:“不管了，按计划去吧。”

23时59分58秒50分，余果断举起接力棒。0时整，接力棒准时开拍，“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伴随着庄严的国歌，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今天，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交接仪式，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写下不朽的湘江名句”

自一九八三年十月起，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即港元与美元的汇率保持不变。如果外汇大量流入或流出香港，香港当局必须干预，适当增加或减少港元供应，以维持汇率不变。

1997年底，香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抨击港元。一方面，他在现金和期货市场疯狂抛售港元，试图迫使香港放弃联系汇率制度。另一方面，他散布人民币贬值的谣言，动摇了国际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最坏的情况是，国际炒家一天卖出200多亿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不得不动用财政储备全部买入卖出的港元，从而将汇率稳定在7.75港元。

在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多次宣布人民币不会贬值，坚定支持维持港元联系汇率制度，并给予特区政府大力支持。1997年12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发表了题为《认真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的演讲。“我多次说过，不要批评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朱镕基说:香港有3000亿美元的港元存款。如果联系汇率制度不能维持，市民一听到港元会贬值，便会立即将港元兑换成美元，香港的外汇储备是无法承受的。「因此，我们只能支持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在这个紧急时刻，大敌当前，我们不能批评，只能支持和鼓励。”

1998年3月，刚刚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强调:“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政府的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事实上，1998年中国经济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出口增速下滑，内需不振，洪涝灾害极其严重。几乎一致，全世界都宣称，如果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1998年11月16日，江泽民走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场时，一位香港记者举起手中的10元人民币大声问道:“江主席，我们都很关心我手中的10元人民币明年是否值10元？”江泽民听后，立即回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人民币不会贬值！”最终，中央政府以强大的后盾支持特区政府打赢了汇率稳定的“百年战争”。

2002年11月，朱镕基访港，并发表了近半小时的演说。他说，这两天，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多次向他提及香港面对的财政赤字问题，表示“担心”。朱镕基拍了拍讲台说:“你怕什么？.....我也跟董行政长官说，你们去年没有600多亿到700多亿的财政赤字，可能是今年。你不是还有2700亿的储备吗？你这个‘赤字行政长官’，比我这个‘赤字总理’差远了！.....当你在三年内耗尽财政储备时，你害怕什么？你去中国发行50年的长期债券，我会带头买，我相信中国人会跟我一起买。.....我不相信香港会失败。如果香港失败了，这不仅是你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如果香港回归祖国，被我们毁了，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没有！”

朱镕基还特意引用了香港广为传唱的《狮子山下》的歌词，鼓励大家:“同船在狮子山下，守望相助。”...理想一起追求，同舟共济的人宣誓追随，无畏无惧，同在地球的同一个角落，共同努力，抚平崎岖的地形。我们都努力写下不朽的湘江名句。”《狮子山下》是香港经济相对困难的七八十年代的一首歌。它的主要目的是激励每个人努力生活。朱镕基背诵歌词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演讲结束时，朱镕基高喊“我爱香港”。会议的气氛沸腾了，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晚，香港各电视台反复播放朱总理的讲话。“我是第一个从香港买债券的人”、“我爱香港”、“引用《狮子山下》鼓励香港人”成为香港所有报纸的头条。

“每天至少阅读3份香港报纸”

除了鼓励香港，朱镕基也长期密切关注香港媒体的报道。在他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每天至少看三份香港报纸，我看的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市和一桶油是多少？”

1999年，朱镕基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在美国演讲时，他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他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香港媒体广泛报道，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很多。香港怎么可能是多伦多？第二天，朱镕基到达了温哥华。在一次冷餐会上，他走过来说:“我想特别澄清一下。”他想让香港人知道，说这话的背景是因为他在加拿大，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这显示了朱镕基对香港民意的重视。

朱镕基还说，大陆报纸上没有骂他的文章，但香港报纸上有更多这样的文章。在2001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朱镕基说:“去年香港一家报纸说我是黑道教父，我一笑置之。这份报纸说是引用美国的话，美国报纸只说我不应该像教父一样说教，没有说我是‘黑手党’。”他说批评可以是尖锐的，这就是新闻自由。

2002年5月30日，朱镕基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没有干预。“香港有些报纸每天都在骂中国领导人，比美国媒体骂你们的领导人还要难听。这说明我们没有对香港施加任何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