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上没有慈禧这个人物中国的现在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历史上没有慈禧，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发布。让我们快速看一下！

政变后，慈禧仍然允许学习西方“真正的学问”——科学技术，批准将一些书院改为新学校，继续支持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甚至主动开放一些港口，但仍然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禁止集会结社，禁止普通官员和普通民众写信，禁止科举改革，在思想文化领域施加专制和傲慢。

也是慈禧太后，居然支持“扶清灭洋”这种最愚蠢的神术，主动围攻使馆，向列强宣战，并立即斩首五大臣，敢于批判他们的愚蠢行径，打破了八国联军入侵、重新占领首都、付出巨额金钱、几乎亡国的浩劫。

慈禧太后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扼杀仁人志士。

两个慈禧都是真的。

老佛爷为什么一脸阴阳？这既有社会制度原因，也有个人因素。

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又是必然的、复杂的。

慈禧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社会上层的代表。

与官方野史的描述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裕的满族官僚家庭，生活过得很好。虽然她年轻时没有接受足够的文化教育，在执政初期也有很多笑话，但她还是学习了书法和绘画，读了小说，听说了书，去了剧院。晚年，她敢于通过研读《治平宝典》来照顾自己，这本宝典是她朝臣撰写的，总结了历代的执政经验。

无论在古典文化还是大众文化中，她都体现了中国士绅传承的中国文化。

同时，她身边有大量的大臣和亲戚参与决策和管理。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官僚。

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僵化的制度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轻信，自我更新机制很弱，缺乏与不同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是知识分子沉浮的基本支撑，使他们不敢越界。因此，整个国家必然会有制度群体的无知。

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下，理解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

外来文化被深度封闭，甚至遭遇义和团式暴力，是这一体制的必然产物。

症结在于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

慈禧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没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有必要从她的个人性格中寻找答案。

慈禧和中国历代大多数皇帝一样，把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第一位。

众所周知，不惜一切代价享受海防。

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威，她还做了几件耽误国家的大事:一是选孩子当皇帝；第二，她违反了清朝不让女主挂职的习俗，违反了宗室不让宗室参政、夺取最高权力、把军部的权力陆续交给几个王子的祖传制度，不管他们有多蠢多贪，只要他们忠诚听话。

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不如说是她察觉到了康个人的出兵夺权计划。

关于最后的决定，她不能平静地将少数人的轻率与国家兴衰的改革区分开来。

她掌权了，她很容易采取措施安抚这些傲慢的学者，同时稳步推进姗姗来迟的改革。

慈禧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不然也不会两次上演政变夺权。

但当她获得权力后，她宁愿坚持下去——在原有体制下按部就班地运作。

当臣下以相对一致的意见和较小的阻力请求批准新措施时，她会点头表示同意——从管理文同博物馆、送小孩出国留学、造船到清末新政。

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但是，就个人性格而言，她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

她掌握了近半个世纪的最高权力，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行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所以她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系列因为无知而耽误了国家大事的记载。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识之士一再呼吁修建铁路，但慈禧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不敢支持。

直到1881年，修建了长约7英里的唐山至徐各庄运煤铁路，“考虑到朝鲜禁止驾驶机车，宣布马车由驴和马牵引，才被邀请”——起初确实是和马一起在铁轨上奔跑，在世界铁路史上留下了另一项让中国人汗颜的记录。

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部长发现，官办企业在市场上没有生存下来，这是一个金融无法填补的无底洞。他们多次建议走西部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民营企业家。

如果这个提议被接受，19世纪的中国历史可能会被改写，可惜被搁置了。

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痛斥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际的使用。

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谈及士人“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建议科举改为八科:“一、忠、敬其品；第二，大声说出时事，获取他们的知识；第三，考证100所学校的经典和历史，向他们学习；四考岗位包括诗和诗以表才情；五问钱岛，罪犯名，使其更善于管理官员；六问山水情，军法进退败其才；七、让考试的数学及格，要求机械制造全力以赴；八试外事、语言、文学的优劣，看能不能不丢脸。”这个提议既照顾到了科举原有的基础，又有了很大的提升，符合时代的要求。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一旦采用，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慈禧对这个纪念无动于衷。

智慧之光闪过，在愚昧的头脑中不留痕迹。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慈禧召唤盛宣怀的记录:“问:什么是学校？打对了:是教西化的学校。天津上海都玩过。”1895年和1897年，盛宣怀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两个人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也就是说，都是经过慈禧批准的。会议于1899年10月6日召开，距离政变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全国共有175所中国人办的学校，覆盖17个省，一般都是朝廷批准或通报的。

从几次夺权斗争来看，慈禧是相当勇敢和精明的。

但是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大局来看，她是很愚蠢的。

她随波逐流，没有主动控制大局。

她的心思主要用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荣誉。

如果她出生在成平时代，她本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她的私欲不比被称为“浪漫之子”的丈夫和儿子差。

然而，她出生的时机并不恰当。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突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勇于探索未来的人。

她没有变成这样的人，她的无知耽误了民族的活力。

她为什么不想追求自己的知识？专制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持久的挑战，失去了不断完善自己的内在动力。

决定统治者个人性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

就慈禧而言，是十年一次的外战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她走上了实施新政的道路。

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了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而付出的代价。

参考:帝国夕阳:晚清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