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女儿 胡乔木女儿：极少数红二代堕落破坏革命后代形象
清韵历史研究胡说:不能排除有极少数的红一代，他们腐败，利用父辈的权势牟利，大赚特赚，背离人民。我觉得他们不能叫“红一代”，只能叫“官二代”。
胡:中国共产党著名理论家胡乔木之女，退休干部，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延安儿童协会会长。
反腐败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
新京报:你在今年“延安少年儿童联谊会”春节晚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你是即兴演讲还是准备了很久？有人教过我吗？
胡:演讲没有复杂的背景。这两年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央打击多年来渗透的不良作风非常鼓舞人心。我觉得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我们应该动员社会各界支持Xi总书记。作为延安的儿女和革命的后代，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小组会议前半个月，我准备了这篇演讲稿，综合了大家平时的意见，代表了大部分革命后人的想法。
新京报:你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反“四风”是“严重的”。你从哪些方面感受到了？
胡:关键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过去也提出过反腐败和群众路线，但实践时间不长，收效甚微。Xi总书记不仅提出了“反四风”、反腐倡廉、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而且率先实践、付诸实践。他亲自去河北参加民主生活会，出行时没有封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这个政策就容易实施了。
在反腐中，老虎和苍蝇是一起抓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当周永康、徐才厚等党娥落网时，中央政府的反腐力度和决心是空。
新京报:你说“这场斗争极其复杂，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什么观察？
胡:党内腐败分子很多，从基层干部到高级干部都有。他们失去了共产党的信仰，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会等死，而是会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反击。
“官员”被动对抗“反四风”
新京报:你观察到的抗四风效果如何？
胡:奢侈享乐主义得到有效遏制，上面抓得严，下面不敢乱来。但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仍然普遍存在，现在对“胡的行为”有禁令，但对“不作为”的惩罚较少。有的党员干部消极不积极，怕出问题。
我们协会集资拍摄了一部反映延安儿童精神面貌的纪录片《延安儿童》。电影拍完之后，报各个部门审核，但是三年没有批下来。各部门互相推诿是典型的官僚作风。
新京报:抗四风有哪些困难和障碍？
胡:阻力来自党员干部内部。一些共产党干部成了“官员”，对人民趾高气扬，夸夸其谈，自得其乐。他们过去常常放松，但现在突然紧张起来。他们不习惯，有抵触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行为上不敢违抗，但他们消极面对。
新京报:有官员抱怨反四风对工作生活要求太严，“官员过得不好”。你怎么想呢?
胡:这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应该说的。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求享乐。如果你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里，你就不会在乎自己过得怎么样。我的父母来自延安，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从不关心物质条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如果你抱怨，你不妨辞职。
很少有“红色一代”破坏革命后代的形象
新京报:延安市儿童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你通常有什么活动？有没有突出的“红一代”参加？
胡:延安少年儿童联谊会是革命后代自发组织的，组织松散，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联谊会的成员非常广泛，所有在1949年之前参加过革命的家长都可以加入联谊会。联谊会并不围绕着杰出领导人的后代。这个群体中不仅有元帅的儿子，还有红军战士的后代。在这个群体中，人人平等。
新京报:春节晚会是友协最重要的活动。它是如何组织的？
胡:友谊协会在春节前后组织延安的孩子们。形式很简单。我们用少量的钱租了一个旧礼堂。当人们聚集在一起，不分发食物和饮料时，他们会发出一份由我们印刷的小报，介绍今年活动的发展。每年都有四五百人参加小组会议，气氛非常活跃。大家踊跃发言，都想把余热贡献给社会。
新京报:社会上有一些对“红一代”的批评，他们认为自己享有特权。
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红一代”是社会上对革命后代的一种常见称谓，相当模糊。大多数红一代都是普通人，勤勤恳恳工作到退休。以我个人的经验，去农村的时候和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但也不能排除有极少数的红一代，他们腐化堕落，利用父母的权力牟利赚大钱，背离人民。我觉得他们不能叫“红一代”，只能叫“官二代”。这几个人破坏了我们革命后代的形象，辜负了他们父辈的革命教育。
新京报:你在团会上呼吁“红一代”什么“不要打横炮，不要帮助别人”？
胡:当前反腐形势非常严峻。作为革命的后代，我们肩负着更多的责任。要全力支持Xi总书记反腐倡廉，管住他的嘴和手，避免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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