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 寻找执政之基：清朝长寿全靠政改

1645年，在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后，一个崭新的政权在中国诞生了。新政权很快发现，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途径在于尊重和承接传统，而不是否定和摧毁传统。因此，统治合法性资源的“饥渴”成为这一新政权政治改革的“契机”，也为新帝国的发展创造了“基地”...

这幅油画描绘了清初严酷的“法令”。

作者:雪儿

1645年，顺治两岁。精锐的八旗军，由31岁的河南太子多铎率领，为统一全中国而战过长江。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和更惨烈的大屠杀，明帝国的古都南京和整个江南的财富和财富中心，在尸横遍野的血海中相继沦陷。

好消息来了，刚入驻北京不到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喜气洋洋。然而，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这个帝国领导层的核心人物，并不容易。在执掌迅速扩张的帝国，尤其是自认为软弱温顺的江南百姓的过程中，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八旗军参战以来他所遇到的最勇敢、最坚定的抵抗者，这让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可以从枪杆子里出，但绝不能单靠枪杆子来维持。朱元璋曾说:“自古胡人百年无民族运动”，像一把魔咒剑，悬在他和满人的头上。为丰厚的战利品和奴隶欢呼的八旗可以不去想，但他作为7岁顺治皇帝的摄政王，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不能不去想得更远。

因此，在血腥的“头发运动”的同时，新帝国开始进行一场安静、温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民族运动。

对精英开放的政权

中国学者只需要一条出路，农民只需要一条出路。有出路就有出路，他们不在乎谁坐在金色大厅里。

新任浙江巡抚张存仁，原是明朝宁远副将，在多铎攻打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激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民的“玉碎”反抗，感触颇深。他上书中央，分析说:抵抗者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者，一种是农民。对付这两类抵抗者，靠枪绝不是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而获”，即“开荒做学问”和“鼓励农民收窄边际”。在奏折中，他说:“如果你拿了学士学位，读书人就有当官的希望，他会发自反叛之心付出利息；镯子若免薄税，会逼得农民少受钱粮之苦，带着反叛之心消失。”从这个纪念馆来看，这个成员背叛了有着相当政治敏锐性的明朝将领，清楚地看到中国文人只需要一条出路，农民只需要一条出路。既有出路又有出路的话，他们不在乎谁高高地坐在金色大厅里，那么“叛逆者”就会少一些。

曾是大清帝国改革总设计师的第三内院48岁的大学生范文程也写了一封信，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的“精英阶层”，就能赢得人心，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大其获取政治权力、分享政治权力的途径。

多尔衮欣然采纳了陈晗的两个建议。随即，中央出台了《科学技术课程条例》，明确了课程和学者的录取制度。

这是清朝入关后，面对如此大的“天下”，第一次公开招录公务员。一个至今仍被中原汉人普遍视为异族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宣称其各级官员不仅将由来自内部的“自己人”把持，而且将向全社会精英开放。这无疑表明，掌管这一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来获得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兄弟会式”团体的“小团体”发展到全民接受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的团体。这当然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中国学者最终发现，朝代更迭并没有切断他们的出路。他们“学会了艺术，卖给了皇族”，一个买家被淘汰，另一个买家又出现了。

团结在圣人的旗帜下

价值层面的儒家思想在政治权力层面推动了中国化，为未来接管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时，除了打出先人先贤的旗号外，还扛起了孔子更大的旗号。

这个建议来自为新政权工作的汉人。山东省新任省长方大钊向中央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要尊重先贤。”他认为，通过明确宣示对儒家和孔子的尊重，可以彰显执政党接受“普世价值”的决心，从而获得更多更早的政治权力法律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正在听良言。小皇帝顺治在皇城门口设立了一个皇家宫廷，并向全世界发布了一封信。“丁琪媛燕京”后的第二天，新政权颁布法令，将孔子的第65代孙孔允之封为盛宴公爵。次年，孔子被尊为“大成至圣轩第一师”，掌管军务的多尔衮为夫子庙祭祀。从1645年到1651年，短短6年间，清廷祭祀孔子14次，其热情和虔诚程度远超前朝。

事实上，孔子与“圣教”的这种主动认同和主动对接，在几乎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都是历史的主流，深刻验证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立即取天下，不能马上治之。”

满清政权第一代领导人努尔哈赤开始接受一些儒家学说，但他基本上对汉人中的知识分子持蔑视态度，认为这些臭气熏天的老九是明帝国许多不良政策的罪魁祸首。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如果查出明绅，就要处死他们，也就是说，各种可憎的事都属于这一代，你要注意。”。

转机始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极大改变皇太极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拥有全部粮食和支援的明军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但还是“依然保持警惕”，这让皇太极大为震惊。在战后发布的诏书中，他认为这是“读书明理”带来的战斗力。

此后，皇太极开始系统地宣扬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使臣民“习以为常，讲明正义，忠于君主”。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和《孝经》翻译成满文，聘请教师，并为自己上课，日复一日地讲，重点是“闲暇时听政治，静观沉默，知时间之积，行己之道，为人君子”。

这样的推崇已经超越了把儒学作为“统一战线工具”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接受了儒学的价值体系，这对于基本信仰萨满教的女真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宗教、思想乃至政治上的大解放运动。价值层面的儒家思想在政治权力层面推动了中国化，为未来接管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后，皇太极建立了文冠，命儒臣各司其职，并沿袭明制设置了官、礼、户、兵、刑、工六个司；后来，图书馆扩建为内三院，负责制定军务，提建议，兑现国王的命令；并发动了五次科举考试，进行了“开士”的实践尝试...满清王朝最终“逐渐沿袭了中国的制度”。

皇太极在关外时期就已经开始祭祀孔子，但规模较小，也可以算是“实习”。入关后，面对新帝国“一统天下”的压力，祭拜孔子更具有现实意义。夫子庙作为“道”的具体象征，成为满族领导核心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最重要场所。

入关后，中央不仅派人参加祭祀，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亲自祭祀，成为清朝皇帝的首要任务之一。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将努尔哈赤倡导的“入讲”制度化，实行“宴后讲”。从那以后，听儒生讲解儒家经典成了清朝皇帝的日常功课。到了康熙朝，给皇帝们拜孔子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开启全球文明，打造百王典范。”“今天，我向自己致敬，向至圣致敬，这与上一代不同。”

继承和高举圣人的旗帜，显然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再搞一个更合理、更有效率。

顺治皇帝的及时改革，让塞外的一个部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社会主义”军队

无情的八旗军开始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这种政治武器就像八旗军的佩刀一样，成为其进军全中国的利器。

满清在高举孔子旗帜宣示普世价值、推行科举以扩大统治基础的同时，在颁布“七怨”时改变了对明朝的敌视态度，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正说”继承者的新形象。

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满人作为明朝的敌人出现了。虽然当时的高层智库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原的机会，但希望满清能够超越之前狭隘的目标。在出兵沈嘉讨伐明朝之前，范文程曾劝多尔衮，为多尔衮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蓝图:如果你能胸怀大志，严于律己，至少可以将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分割开来。

但是，这种训诫对于习惯游击劫掠的八旗是行不通的。

转折点很快就出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吊死景山公园后，正在养病的范文程被多尔衮紧急召见。他为多尔衮分析形势，要求改变满清的根本战略:抓住李自成“抹黑中原，杀明君”的机会，将自己从明朝的敌人转变为明朝的接班人，通过讨伐“侵匪”来争取入主中原。

这次，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多尔衮对八旗军下了一道军令:“这一次，我们开始除暴安民，剿灭土匪，以保天下。今天，当我们进入西征时，我们不应该杀害无辜的人，掠夺财产，烧毁房屋。宁可犯罪，不可背约。”这一“三不政策”对一直实行“三灯政策”的八旗军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范文程起草了一份给明朝军民的通知:“义师会为你父亲对你的仇恨报仇，不会杀你的人，只会破门而入。官员来来去去，又恢复了职务；人们来了又回，重新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如果你遵守法律，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一命令和为民服务的通知宣告了清朝定位的彻底转变。从此，可以用来打仗，残酷又残酷的八旗军开始以解放者或或自封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武器，如同八旗军的佩刀，成为其进军全中国的利器。

有了“社会主义”军队，它的战斗力确实更强了。八旗军占领北京之前，只是在浉河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打了一场硬仗，然后就没了肌肉地占领了北京。根据朝鲜使臣的记载，在清军的入关风格中，“全民焚香交，万岁者得”。

攻克北京后，范文程建议多尔衮为崇祯皇帝发丧，“安抚遗风，利用废官，寻求隐居，考文，多立法规，拓宽言论范围，招录曹，征集文案”。他们还发现，明朝最新的税务书籍已被李自成销毁，只留下万历年间的旧书。如果按照旧书征税，税收会少很多。有人建议，应该要求被控制的省份立即补上新书。范文程堵着说:“就是，就是这个量，我们还是关心生病的人。我们能要求更多吗？”多尔衮听了他的建议，用万历书收税。

清军南征过程中，江南之战异常激烈，清军采取了屠城的威慑措施，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血泊中，有一条纪律得到了严格遵守，那就是保护南京城外的明孝陵。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史合葬的地方。多尔衮需要它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在战争和大屠杀后收拾残局，重新凝聚人心。未来，康熙皇帝在多次访问江南后，来到这里向明太祖致敬。目的是宣示他的国家不是从明朝取的，而是从“珏君”之后的李自成取的，满清是“为父报仇”的义师。

清廷在严格保护明孝陵的同时，还下令历代皇帝祭拜时，要加上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在“中国”正统的创造者和捍卫者中，不仅有汉族的君主，也有其他民族的君主。此后，辽金元为正统谱系，成为乾隆以前满清王朝的主流。乾隆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乾隆继承了杨维桢在元明宋辽金道统中的观点，又承袭了元宋金，以“大一统”为标准，将满清道统与中国传统道统而非辽、金、元联系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不仅继续祭拜辽金皇帝，还祭拜金元魏非正统的君王，以体现“治制”的多元性。自此，一脉相承，“治通”多元成为整个清朝的国策。

清初的大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乾隆年间，出现了“胡无百年运动”的命运。

重复改革

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密集、民俗各异甚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国家认同”。

入关后，尽管经历了大规模屠杀和残酷的“换衣”，心存诸多疑虑的“被征服者”也看到，这个新政权尽管依靠枪支赢得了政权，却在积极迎合传统，以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新王朝仍然相信，或者至少自诩相信“圣人制度”。它要建设的不是一个植根于外部意识形态的陌生的新中国，而是一个植根于传统价值观并结合八旗特点的旧中国。

公开招录公务员、扩大执政基础的政策成效显著。自顺治三年，新政权在大中华区第一次恢复科举以来，圣人和圣教的旗帜有效地打败了“反清复明”的旗帜，许多抵抗战士重新拿起书本，准备在新政权中寻求自己的用武之地。当时，著名的复社领袖也加入了新朝干部的行列。有人写诗嘲讽他说:“圣朝的特殊目的是为了试德，会有一批人下到寿阳。家里布置新鸟帽，肚子里布置旧物品。当年，我深为苏洲感到羞耻，今天我吃的是国菜。并不是节日突然变了，西山蕨被清理了。”这种情感上的冷嘲热讽恰恰证明了当时“一群人倒在寿阳”的盛况。

科举、祭祀孔子、祭祀朱等低调温和的改革，也遭到满清政权内部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顺治皇帝14年的亲政后不久，已故的多尔衮就遭到了批判和唾骂。一些满族贵族趁机要求恢复原有的“祖制”，但遭到顺治的坚决抵制。顺治在与范文程讨论帝王的历史地位时，对朱元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明了推行所谓“汉制”的决心:“我以为历代圣贤，绝无洪武之象。为什么也是？吴鸿制定规章制度，策划荣耀。我说历代君王都不如洪武。”

但以颉颃郎为首的辅政四大臣却极为保守，担心“渐学中国风俗”会损害清朝的整体利益。他们实行“引祖复辟咸复辟旧章”的政策，要求回归“简旧制”，废除国子监，废除八部科举取士制度，废黜、流放甚至处死一些主张改革的官员。

顺治皇帝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入关前遵守约定，为八旗功臣装备奴隶。但是，采取了一些渐进的改革来限制八旗的“简单旧制度”。例如，采用“编人审人”的方法，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编制户口本，既为国家征税做好准备，又确认平民身份，避免他们被迫沦为奴隶。康熙继位后，旧式势力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但康熙亲政后，多尔衮和顺治终于开展了“中国制”的工作，凭借着自己的过人才能，开展得更加顺利。在科举考试中，康熙创造性的“博学儒科”将科举的“统战”功能发挥到了极限，成功瓦解了最后一批明朝遗民的心理对抗；在祭祀孔子方面，康熙成为清朝第一个亲自去曲阜的皇帝，成为第一个给孔子三膝九叩大礼的皇帝；在祭祀朱方面，康熙还开创了清朝皇帝亲自祭奠明陵的先河。

科举三大举措中，祭祀孔子、祭祀朱，通过科举扩大统治基础是中心。

科举制超越了种族、家族、血缘，构建了精英乃至全社会的统一信仰和文化，对整合社会各阶层、维护统一国家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政治作用。这一制度在政民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创造了一个新的阶层——“士”或“绅”，起到承上启下、维系政权和社会融合的作用，成为和谐社会的平衡器。这个阶级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有效地整合和协调了上中下阶层的利益。这对于满清王朝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有效避免其与生俱来的种族问题，平衡其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汉族政权都复杂的政民关系。

对于执政党来说，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关键，科举是保证干部“贯通”的“相对最优”方式，优化了干部，避免了利益集团过早快速固化和统治集团过早快速僵化。现代学者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得很到位:“从事实上看，科举制显然是在开放政治权力，这是科举制内部的意义和精神生活。”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说:“人才统治的社会结构遵循未来向人才开放的原则，以机会均等为手段，释放人们追求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的能量。”用科举制度来形容也是非常恰当的。

清初确立的包括科举、祭祀孔子、祭祀朱等在内的清静变法，是满清政权与时俱进的产物。

从“国家认同”到“文化认同”，这一改革是满清统治者在军事占据上风时的积极改革，实现了他们从反抗者和侵略者向统治者和道统代表的转变。这一改革也证明是有远见卓识、卓有成效的: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蛮族”的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制度的坚守可以迅速获得民众的忠诚；在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密集、民俗风情各异甚至语言各异的中国特色背景下，“文化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民族认同”。

200年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发起者呼吁“民族认同”，却因为尊重变异后的所谓基督教，背离传统的“文化认同”而遭到致命打击；曾国藩、左、、李鸿章等以湘军、楚军、淮军为武装的汉人，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是“守道”。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恰恰是一个“心不同”的“非家族”。

清初实行“汉制”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改革。因此，满清政权得以延续中华帝国的正统法律资源，以“文化认同”抵消“国家不认同”，以更加完善、公平、有纪律的科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最终，它突破了“百年胡人无民族运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