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脸谱 毛泽东为奸雄翻案：曹操六十年脸谱变迁

曹操

20世纪50年代末的曹操；毛泽东说“错案要翻”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曹操的形象就不一定好。比如，张嘉庆在《历史月刊》1952年第11期发表了《诸葛亮是如何被崇拜的》一文。他曾经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屯田政策进行比较。他写道，曹操屯田是“把独立的农民变成农奴使用，压迫农民”，而诸葛亮屯田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解决军粮运输困难。1954年，郭人在《新史学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简单地把刘、关、张、曹作为反面教材。“由于魏、蜀、吴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兼并军阀的掠夺性战争，对当时的社会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1959年，史学界和文学界突然掀起了“曹操翻案”的狂飙。毛泽东是这股浪潮背后最大的推动力。

毛泽东对曹曹参的态度怎么强调都不为过。1954年夏天，在北戴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魏。当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东汉时期的许多不良政策，克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垦荒制度，力促垦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严重受损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和发展。这些不应该是确定的吗？是不是很神奇？说曹操是个白脸奸臣。写在书里，演在戏里。人们说是封建正统制造的冤案，是那些封建文化垄断者反动士绅制造的冤案。他们的写作是为了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子必须移交。”我还给女儿李玟、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都是曹孟德去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还是诗人。他的碣石诗很有名。”

毛泽东在历史上评价过曹操，并与健康医生交谈过: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魏。他改革了许多不良政策，约束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开荒制度，力促开荒，提倡法治，提倡节俭，使严重受损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和发展。这难道不是肯定的吗？是不是很神奇？奸臣说曹操是个白脸，所以写在书上，所以演在戏里，人们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造成的冤案。而那些反动的士绅，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的写作是为了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子必须移交。

毛泽东很快向全党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在郑州召开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把纣王、秦始皇、曹操都当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致电柯清石、李井泉、王任重，与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认为讨论的内容是定于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的六中全会。谁也没想到，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毛泽东在开头说:“今天，我要和你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把曹操描写成汉奸；《三国志》将曹操叙述为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并说曹操是乱世中的“奇人”和“超然英雄”。但是因为《三国演义》通俗生动，所以看的人也很多。另外，三国的老戏都是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所以曹操在老戏的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的奸臣。这可以说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气愤地说:“现在我们要扭转曹操的局面。我们的党是讲真话的党。所有的错案、诽谤案都要在十几二十年，一千两千年内翻一翻。“奸臣”说曹操是认为封建正统的不公，把冤屈给翻了。

毛泽东为什么翻案为曹操？有分析认为，毛泽东从评论曹操这个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讲的是专政。只有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叫嚣“共产党没有自由”的人，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和无产阶级自由是对立的，只有一个能消灭另一个。”

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因为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为曹操“翻案”。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论蔡文姬的胡嘉十八拍》，认为“应该高度评价曹操对国家的贡献，应该称他为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代以来，当所谓的“正统”观念确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从《三国演义》开始流行，连三岁的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面的奸臣，真是历史的一大扭曲。”

为了消除《三国演义》的影响，他还想以通俗剧的形式扭转曹案。1959年2月初，郭沫若终于完成了历史剧《蔡文姬》，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在同一时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翻案曹操》。在这些文章和戏剧中，他热情地讴歌曹操的文学武功。

同年，郭沫若的五幕剧《蔡文姬》在北京首演，剧中有一段曹操与妻子卞氏的对话。卞氏说:“这个被套真有用。已经用了十年了。已经打了好几次补丁了。”曹操说:“补丁越多越好。冬天厚，夏天棉。用床单盖着正好。”卞氏说:“你真的要去。”曹操说:“天下许多人不被覆盖，被覆盖已经是莫大的幸福。”看完戏，陈赓将军在休息室见到了郭沫若。郭请他谈谈对这部戏的看法。陈赓说:“我觉得曹曹参填个入党申请书，老郭可以当介绍人。”听众突然大笑起来。

一时间，文史界掀起了讨论“翻案”的热潮。比如，简伯赞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恢复曹操名誉》的论文。1959年4月23日，简伯赞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曹操问题研讨会。会上发言，认为艺术真理不能违背历史真理。如果这个人是历史上的好人，他在艺术上是无法反其道而行之的，而且，“曹操在舞台上的扭曲不仅仅是一个不符合史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被丑化的曹操，反映了封建正统的观点，对群众的影响非常恶劣。要想反对封建正统，就必须抹去曹操脸上的白粉。”

1959年，这种演讲非常流行。

文革时期，曹操在“批林批洞”运动中再次出现在BLACKPINK。

“九·一三”事变后，北京毛家湾林家公馆被查抄时，人们发现里面有林彪、叶群写的孔孟格言，如“克己”、“万物皆长，唯此为大”、“一个正直的人是开放泰然的，小人总是忧心忡忡”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他被称为“孔孟之徒”。然而，仅仅依靠福临的几面旗帜是无法发展成“批林批洞”运动的。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集张春桥、王洪稳讨论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问题。毛泽东突然谈到外交部最近的一次简报。他不同意这次简报中对苏美关系的分析。

在批评外交部时，他提到:“所以我正式建议同志们读一些书，以免被知识分子欺骗。什么、范老、任、杨柳桥等等？老郭还说孔子是奴隶制的圣人。老郭在《十批判书》中自称人道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子也是人文主义的，就像他一样。老郭不仅尊重孔子，而且反对法律。国民党也是一样！林彪也是！我同意老郭的历史阶段。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你不能对秦始皇大喊大叫。”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在封建社会初期有所建树的政治家，都是法家。这些人都崇尚法治，违法就要砍头。儒家思想充满了仁义道德，充斥着盗贼和妓女，都崇尚过去和现在。”

张春桥和王洪稳把毛泽东的话传达给江青，江青因为毛泽东的实力和威望，一直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和郭沫若，认可了孔尊发，这就是她借以“大做文章”的好机会。她指示她的“写作小组”密切关注“大惊小怪”。于是，“四人帮”所写的梁潇、迟恒、罗思丁等大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极力影射文学、共谋文艺，却不批林、伪孔子、伪宰相、伪周公、伪现代儒学。

曹操

在这场运动中，曹操再次被移出，成为尊法反儒的代表，成为这场运动中的深度冲锋。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东汉末年，由于统治阶级长期信奉儒家思想，孔老二“兴亡图存，继爵兴民”的反动思想呈上升趋势。结果豪强合并，皇权旁落，生产力发展停滞，导致秦统一后豪强第一次出现分裂局面。在黄巾起义的推动下，对地主阶级现状感到不安的中小地主中的杰出人物，积极从先秦进步法家的武库中寻找思想武器，打击豪强，改革改革，在实现再次统一的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曹操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

又如，1974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施一戈署名的《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一文，对鲁迅1927年关于曹操“翻案”的讲话——“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酒之关系”给予了热烈赞扬。

文章认为，曹操坚持法家路线，发动统一中国的战争，镇压反动儒生的闹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的。正是因为曹操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才被“反动势力”诅咒了1000多年。

鲁迅的讲话，联系魏晋时期的“政治斗争形势”，把被儒家诅咒为“天地间不能容忍”的曹操称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肯定了曹操“尊刑名”——以法治代礼治，主张统一法家政治路线；肯定曹操的“尚同陀”——打破儒学在思想领域的垄断地位，引入“非儒之思入流”；肯定了曹操的“任人唯贤”——法家反对儒家“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这无疑“体现了国民党反动派双手沾满鲜血的无比仇恨”。

“通过推翻曹操的定罪，旁敲侧击，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在血泊中挺身而出，继续战斗的坚强决心”。文章写道。

在此类文章的推动下，1974年，学术界出现了大量关于曹操与法家关系的文章，如穆的《为曹操法治路线作诗》，陈鹤兴的《郭嘉是曹操法治路线的重要助手》，颜的《汉魏之际杰出的法家——曹操》，郑文的《曹操统一北方是法家路线的胜利》，虞梦。

曹操又一次成为了典型的正面人物。

有意思的是，“四人帮”倒台后，曹操的“法家”地位立即丧失。比如1977年《文史哲》发表的一篇题为《论曹操》的文章认为，吹捧美化曹操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的反动政治目的而散布的谬论，曹操从来没有提出和实行过与儒家相反的法家路线。至于曹操的垦荒制度，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严重反攻。

然而，这种阶级史观的解读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难以流行。在新的历史时期，曹操用人之道成为全社会讨论的话题。无疑，这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涌入刚刚开门的大学。此前，这种选拔学者的制度在中国已经消失了10年。

更令人惊讶的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家无法生产足够的纸张来印刷试卷。因此，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号召印刷《毛泽东文选》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当年的决策者做出这一选择，是有着巨大的难度、勇气和深远的意义。

1978年，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立即成为全社会崇拜的偶像，极大地激发了数百万年轻人的求知欲。1980年，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学位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1982年，国家将教育的政策、地位和作用写入宪法，在基本法中确定了教育的突出地位。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各种措施都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知识和人才都应该得到尊重。

1984年11月5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于1984年11月5日至10日在四川成都召开。该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七个单位的学者共同成立。近百名代表出席并提交了70多篇论文。

学者马鑫提交了一篇题为《评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的文章，认为曹操最初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阀，最终打败群雄，统一北方，得益于他善于用人。选人是用人的基础或前提，曹操也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著名的“任人唯贤”政策是他为了招才而制定的——无疑对当下有借鉴意义。

不久，曹操用人之道成为党政机关的教材。比如，1985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发表文章《改革需要人才用，改革需要——从曹操三令五申求才》指出，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可以算是古代爱才的典范。相比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代表，！那些思维僵化、担心人才、刁钻谨慎的人不应该感到面红耳赤吗？!"

1987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曹操请诸葛亮》的书，直接把原本属于刘备的故事压在了曹操身上。这说明曹操“唯才是举”的形象深入人心。

曹操为什么更贴近老百姓？从易中天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易中天在《真假曹操》中写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情仇。曹操被骂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也有很多。但谈论最多的是“强奸”。比如篡汉，在古人眼里就是奸。狡猾，在古人眼里，也是叛徒。然而，大多数人讨厌的是曹操的那句话，‘宁教我吃苦，不教天下吃苦’。一个人宁愿对不起世界上的人，也不愿让世界上的人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太坏了。”

“然而，即便如此，毛丕还是说:‘这是优于裘德的’，和‘裘德是一个心一样的小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换了别人，他们一定反过来说宁愿对不起我也不要对不起我。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他们都像曹操那样做，但是‘谁能开这个口呢？大家都装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唯独曹操一个人直言不讳。最起码曹操敢于公开说出这种奸诈的话。他是一个“真正的恶棍”，而不是一个“伪君子”。所以，毛丕说这是曹操超越别人的地方，因为世界上伪君子太多了。毛宗岗父子不喜欢曹操。都说这是曹操的优越感，那应该是优越感。"

毫无疑问，曹操是一个成功的人，在性格甚至行为上都有严重的缺陷，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缺陷。人，谁没有缺点？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活着的曹操，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的一生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从小就树立梦想，追求梦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梦想，最终被时代淹没，然后“知其天命”，不得不“循其耳”。曹操的一生是我们的真实写照，曹操的一生也是我们个体的一生。塑造超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梦想和生活中扮演超人。”一篇《曹操题材》的书评是这样写的。

然而，对于曹操最近的“翻案秀”，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评论家谢认为“以前对《三国演义》的批评，认为其“尊刘抑曹”提升了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观念，是愚弄百姓的精神鸦片；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说了，有些人似乎强调，在当今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商业社会环境下，这已经过时了。”

“我们看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实是务实和功利的。我们不仅以成败论英雄，也以财富和实力论英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甚至可以用任何手段去伤害或者抛弃终极价值。当今中国社会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风尚造成的。曹操当然是一代英雄。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成就是必要的。然而，透过曹操的形象，人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价值观的历史传承。这非常令人担忧。”

谢希章认为，我觉得还是谨慎对待传统精神信仰、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比较好。这些年来，我们破坏和丢弃了太多的东西。看起来我们并不缺钱，但是我们有什么可以弥补精神上的贫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