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朝皇帝攒私房钱有绝招：皇帝如何侵吞国家财产 各朝皇帝攒私房钱有绝招：皇帝如何侵吞国家财产

各个朝代的皇帝都有一个独特的省钱买私房的诀窍:皇帝是如何贪污国家财产的？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简介: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往往与国家财政分开，皇室属于皇室，国家属于国家。但由于世界是私人的，皇帝必然会向国库伸手，把国库里的钱偷进皇家小金库。

“天下，不是王的地，而是国的地，不是王的臣。”既然家和国家都是一体的，皇帝就不应该有任何私房钱，也不应该设立私人金库。即便如此，其实在清朝之前，皇帝还有一个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小金库。是小金库，但也不小，里面的钱可能比外面多。所以古代皇帝的小金库不是缺钱，而是私房钱。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族财政往往与国家财政分离，皇族归皇族，国家归国家。但是因为天下是私人的，皇帝往往要伸手去国库，把国库里的钱偷进皇家金库。

以西汉为例。当时国家规定的土地税，14岁以上成年人的人头税，卖官卖爵的收入，盐铁专卖的收入都归国家所有；而土贡、山泽园池的生产以及关税和葡萄酒税的收入都归皇室所有。有趣的是，对14岁以下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称为口钱，一年23美分，其中20美分属于王室，3美分属于国家。也就是说，皇帝和妻儿潇洒挥霍的开支，很多来自3-14岁孩子的人头税。那么，儿童人头税对老百姓的影响有多大呢？

根据历史记载，大臣龚宇告诉皇帝，一些家庭在出生时被勒死，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孩子的钱。按理说一个孩子一年23便士好像不多。至于活活噎死自己的孩子？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本来每个孩子一年23条只是上面的规定，但是下面的执行却变成了一年多次的重复征收。另外还有各种附加名额，额度已经是规定的好几倍了。汉武帝把儿童人头税从7岁提前到3岁。在征收以下税种时，往往是孩子上岸时要交税。因此，儿童人头税造成了大量的杀婴现象。可见汉朝皇帝的小金库是如此罪孽深重，鲜血淋漓。

即使在这一点上，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灵帝也不满足，一直想创收。于是他开了一家大店，专门批发官帽，毫不客气地把卖官衔的收入拉到自己的小金库里。为了让自己的官帽批发部门红火，他专门在西园设立了一个官方交易所等机构，与一些热衷于买官买职的人讨价还价。一个叫崔烈的名门望族花500万买了一个司徒，问他的儿子，大家对他买官有什么看法。他儿子说的是实话:“理论家觉得很臭。”卖官铜臭死了，但比起收钱逼死婴儿，似乎还不是最邪恶的。

此后朝代基本都是这样。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宋朝专门设立了内廷银行，称为“封桩银行”，即把每年积蓄的国家财政藏在这个银行里，最初是作为应对国家突发事件的财政储备，但后来改变了性质，成为皇帝的小金库。当然，一个国家一旦遇到战争、饥荒等重大事件，大臣们总想让皇帝破点钱，从小金库里拿出点私房钱来度过难关。有时候连掌管财政的三个部门的官员都会厚着脸皮跑去跟皇帝借钱。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却要借钱给政府。

虽然政府很清廉，总能按时归还皇帝的私房钱，但是皇帝受不了这种所谓的借钱。真宗皇帝不得不规定，一方面每年从小金库中无偿拨给三司60万元，同时下诏“削三司，不要弄假贷”，另一方面又冷酷地规定“藏书多少钱帛，不可报造谣者，违者斩之”。因为这种家法，没有人知道宋朝皇帝的金库里有多少钱。在宋高宗时代，有传言说他的小金库每年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的皇帝们有时会不情愿地拿出小金库里的钱来支持政府。到了明朝，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从口袋里拿钱，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勒索政府，把国库里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把几十万银子从国库转移到内库成了内府最常见的事情，最频繁的是拿走了2400万银子。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政府没钱支付军饷，而皇帝“指示朝臣采取国家的长期政策，不得要求内部拨款”。意思是大臣们要想出长远的解决办法，不要老想着皇帝的小金库，因为皇帝要活！

大臣们别无选择，只能增税，于是不得不对老百姓征收三个率:辽率、剿率、训率。所谓“三率”，就是训练军队，攻克东北后金，镇压李自成的军费。除了“三率”，“帮助率”也分配给部长。“三饷”“助饷”引起了天怒人怨，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明朝就在这种财政困境中崩溃了。李自成进京后，发现崇祯皇帝的小金库里积累的金银财宝达到了三千七百万两千，于是组织了几千匹骡马和数万骑兵护送这些金银财宝回陕西老家。崇祯皇帝很努力，但是只为别人积攒了他的占有欲。

清朝区分了“国家”财政和皇家“私人”财政，也就是说皇帝的“小金库”被没收，结束了明朝以前和明朝期间中国朝代没有区分皇家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历史。皇帝的“小金库”被没收，当然不影响皇帝的日常开销。皇帝要花钱，可以随时从部里收回——只要部里还能出钱。这样，房屋部除了管理国家财政，还成为皇帝的私人金库。当一个皇帝挥金如土的时候，或者皇室成员太多奢侈浪费的时候，国家财政压力就会很大，很容易变形甚至瘫痪，造成社会混乱。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个人挥霍钱财的现象导致了国家财政危机，但毕竟一个人的铺张浪费还是有限的，而整个皇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利益必须得到保障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支出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尤其可怕。那些忧国忧民的朝臣对此无能为力。毕竟连全世界都是人家的，为什么不多拿点零花钱呢？但是这点零花钱有时候是惊人的。

就明朝皇室而言，建国初期只有几十人，但万历时代人口接近20万。宗室人口不断膨胀，成为明朝中后期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和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万历以前的嘉靖时期，就有人把北麓、黄河、宗室作为社会三大罪恶。

按照明初的规定，藩王米露有破石之年，但后来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降低支付标准。即便如此，嘉靖年间的宗室米露仍达853万万石，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最初的设计，南方各省向北京提供了400万石的大米，北方各省向边防部队提供了800万石的军粮。然而，宗室米露实际上超过了军粮，这严重损害了财政安全。甚至养皇室成员都成了问题。它的重要表现是工资无法正常发放，当地的灾难无法缓解。前者导致军队哗变，后者导致难民遍地。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财政安全，政府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导致农民的反抗。财务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发展恶性循环，最后病倒无法挽救。明朝如何在内忧外患中生存？

在吸取明朝教训的基础上，解决皇室财政，使其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避免其对国家财政安全的损害，是清朝统治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清朝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设立内务府，其职责是专门管理皇室的财政，并与掌管国家公共财政的家庭共进晚餐，保持相对独立和不干涉。部里通常每年只需要拨出十万两银子给内务府，作为皇帝的开销。在其他情况下，皇帝无权要求住房部给他拨款。为了维护节俭花钱、爱人民的“任军”形象，皇帝一般不会主动向住房部提出这样的要求。

办公室和家庭的厨房用餐制度在清代财政的正常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前，清政府财政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各项收支运转正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务关系已经完全理顺。其实问题还是很多的。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因为皇帝不方便向户部伸手，个人开销受限，只好想别的办法弥补。

清朝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就是让地方诸侯出钱“议罚银子”，除了少数例外，收入“上缴内务府没收”，汇往内务府。“议罚银”从3.2万到3.2万不等，最常见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九年，两淮盐政议罚交银，达38.4万。

另一种方式是由专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盐务管理和税务清理，从商人那里榨取钱财。从清朝皇帝的思维来看，农业是“基础”，商业是“目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农民的负担不应该随便增加，但与向商人伸出援手关系不大。所以在盐税和关税比较多的清朝，大部分都是皇帝自己管理。比如盐税，在淮北是最多的，所以淮北的盐政肯定是内务府的工作人员——比如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曹家就是涂层。关税方面，广东海关是最多的，所以在乾隆时代外贸量快速增长之后，广东海关一直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

清朝时，皇帝任命内务府的工作人员担任征收更多商业税的重要职位，其中之一就是通过非正式的金融渠道为内务府补血。内务府的奴才们，在为内务府的财政赚钱的同时，当然也没有忘记发财致富，导致了商人负担的加重，商业秩序的混乱，商人与官员的冲突。尤其是广东海关的赚钱手法，多次引发中英矛盾，对鸦片战争的爆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皇帝可以让地方官员缴纳“议罚”，也可以通过任命内务府官员控制盐税和关税来获取利益，保证了内务府的有效运行。但是，地方官员从国家财政获得的官方收入极其有限，必须想方设法寻求灰色收入和贪污贿赂，导致税收征管中的收入浮动和司法不公现象，不仅使基层工作异常，而且加剧了官民冲突。另外，清帝虽然不能随便向家里要钱，但毕竟不是硬性约束。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慈禧晚年曾向家里要钱修建颐和园，因此挪用和侵占北洋海军的军费成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思想家伯坦认为，金融是“国家的神经”。如果这个神经不正常，就会给出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恐慌和混乱。中外历史上的众多史实表明，金融体系的缺陷是许多社会混乱的深层根源。为了减少社会混乱，我们必须使金融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重要的是区分“国家”财政和皇家“私人”财政。国家财政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私人”财政只代表小群体的特殊利益。不能混淆，必须明确区分，避免小集团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国家财政变成私人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