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作家 前苏联异见作家: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

戈尔巴乔夫和妻子赖莎访问上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同志到机场迎接。

说到苏联的解体，我想到了普拉东诺夫，一个在解体前几年才被禁的伟大作家。当时，看着这位被禁60年的已故作家的作品，人们发现“他是在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与我们对话，他在解释我们昨天和今天所遭受的痛苦灾难的来源和前景”。

牺牲人格的“我”

1951年1月5日，普拉东诺夫死于肺结核。我想象那是一个雪花纷飞的寒冷夜晚。在这样一个黄昏，在他家乡沃罗涅日一条小路上的一个僻静角落，我找到了他的纪念碑，拂去了雪花，并展示了这句话:

没有我，人是不完整的。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这句话当时就那样震撼了我——我确信，当时有他一生对苏联事业的思考和守望，也指出了轰炸苏联大厦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这一定不是他最初的想法。一旦这一代贫穷工人的孩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新生活的曙光，他们就会被普遍革命胜利的前景迷住。为了这份渴望，就像当时那些狂热的战士一样，他决定必须牺牲“我”作为自己的人格。

在一篇题为《标准化工人》的文章中，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事业是通过个性的死亡来摧毁个性，创造新的社会和新的集体”。没有个性和情感的标准化工人成为普拉东诺夫最完美的人的形象——“标准化坚果是社会主义最好的组成部分”“标准化工人是最好的共产党员”；既然鲜活的人格已经被淘汰，他当然否定感情，否定爱情，否定一切思想文化价值:“历史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意识形态的日益发展是以泯灭情感为代价的”，“一个人应该努力和所有人结合，而不是只和同一个人结合”，“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性正在被思想吞噬……我们的总任务是抑制血管里激情的欲望。让思想代替女人——被美丽蒙蔽的新娘。”社会物质生产的组织越完善，哲学、宗教和艺术就越无用和有害...今天的基督、雪莱、拜伦、托尔斯泰比电气化更有意义吗？"

普拉东诺夫的诗歌和政治理论中没有把“我”作为一个人格。“我们”成为唯一的英雄。

但是，以否定人格为代价，真的能带来新的社会体的产生吗？

幸运的是，他的职业是土壤改良技术员和农业电气化专家。他有可能深入现实生活。正如他所说，“他不能长期忍受真理和现实之间的决裂”。他领导修建池塘、水坝、发电站、排水和土地开垦，成立农民土壤改良协会，整个春夏都住在棚子里。而现实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几年的挫折和坎坷动摇了他的精神世界:他早期小说中充满狂热幻想的主人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俄罗斯苦苦寻找生活真相的人。普拉东诺夫用对这些英雄的追寻和体验来检验和探索自己的理想。

小说《格拉多夫城》首先揭示了一个惊人的观察和反思:“官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疾病”:格拉多夫的国家公务员什马科夫肆无忌惮地向同事们透露了一个“时代秘密”:“亲爱的国家军人，没有官僚主义，苏联国家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了”，“我们是谁？我们是无产者的代理人，就说我吧，我是革命代理人和代理人的主人！你意识到这里的神秘了吗？一切都被取代，一切都变得虚假！都成了替代品！以前是鲜奶油，现在是人造黄油:很香，但是没有营养！”国家的主人被代表，公仆成为真正的主人。

在另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切文古尔镇》中，“切文古尔共产主义理论家”、革命委员会书记普罗柯菲提出了组织人以消灭自我的理论:“有组织的地方，用脑子的人永远不会超过一个，剩下的只是一些行尸走肉”。“组织——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但没有人能拥有自己。”普罗科菲拥有切文古尔唯一一本马克思的书，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为切文古尔立法。他从来没有一个不变的信念，但他总是在创造和传播它。在中篇小说《地槽》中，普拉东诺夫生动而具体地展示了这种观察和思考。

在一个老城区的荒地上，一群骨瘦如柴的无产者在一个窝棚里睡着了。有必要建造一座所有当地“无产阶级”都能居住的建筑。这群工人正拼命地挖着大楼的地槽，“生怕被新生命拒之门外”。然而，从来没有人想到他会住在那栋楼里，因为那栋楼是为“整个无产阶级”建造的，而不是为一个人建造的。区工会苏联主席帕什金同志视察施工现场，对工人们说了一句惊人的话:“社会主义没有你们无所谓，没有你们就白活了。”“幸福总会到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为了避免那些只为“历史需要”而活的人“消沉抑郁”，帕什金同志占据了工棚里的休息位置。他在这群精疲力竭的工人的住处安装了一个无线电喇叭，“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喇叭了解阶级生活的意义。”一些人听了很兴奋，而另一些人“感到了不必要的羞愧”。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可以反对任何一个演说家或教育家，反而越来越羞愧。”

这种强迫性的思考，无法思考，别人拼命想让你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等待别人给予的生命是多么可怜和可耻。生活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是多么荒谬和可悲。按照“历史必然性”来说，人生规划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关心真实具体的人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家”和“切文古尔镇”革命委员会秘书普罗科菲同时负责切文古尔的财产登记。他已经“列出了自己未来的财产清单”，他想成为切文古尔共产主义家族的“老大”，从而“成为朗朗天空旗下所有家具的继承人”。他偷偷让妻子把他现有的家具运到他在其他地方的姑姑家，而他则等着“得到整个切文古尔”。

事实上，苏联一解体，普罗科菲式大家族的“大哥”就出现了，成为苏联所有家具的继承人。

那么，为什么会有“代理人”和“替代品”呢？为什么会出现普罗科菲的组织理论？为什么会有“全球尺度”忽略“单一Macard”？为什么要为“全体无产阶级”建那栋楼，而不是为某个特定的人？如果一个整体不是由活着的个体组成，那么这个整体就会变成行尸走肉；如果人民不是一个由思想自由的人联合起来的“自由联合体”，人民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空任人摆布的空壳，这正是专制制度所需要的。

最后，切文古尔的主人公德瓦诺夫在现实世界的支点上醒来，意识到“这里没有机器，而是人在活着。如果他们不自己安排，你就无法调整他们。以前我以为革命是火车头，现在错了。”——火车曾经让德瓦诺夫的父亲着迷，后来老工人失望了:“因为这辆火车头准时无情地驶过，不顾穷人的生死，不顾乡村的荒凉，不顾穷人的命运。”所以德瓦诺夫说:“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生活的蒸汽机。”这包含了普拉东诺夫对自己早期狂热的自省，包括普拉东诺夫作为现代人的现代警示思想:“没有我，人民就不完整。”

有“我”的人

一个完美的整体应该是由活生生的个体组成的活生生的“自由人联盟”。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普拉东诺夫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说:“一个人无法理解他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我想中国人能理解他。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在整个社会伦理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才能了解自己的真实存在，建立自己的“我”感。只是在几千年危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积累了各种为了自保宁愿在群体中迷失自我的“哲学”，从“无福为先，无祸为先”到“早年椽子先腐”，再到“难得糊涂”...而失去自我的“群体”也变成了一团乱麻，一潭死水。事实上，这是统治者的伟大成就。

但毕竟有杰出的独立人士。屈原放逐，沿河而唱，告诉自己被“天下阴云，我独来独往，众人皆醉，我独来独往”冒犯了。渔夫责怪他“跟不上世界”，说“世界是泥泞的，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大家都醉了，为什么不喂它喝一口”，让我们一起变脏，一起醉。屈原一心一意，拒绝失去个人的责任和担当。中华民族应该珍惜这些民族的脊梁。

然而，在普拉东诺夫的思想中，屈原并不是一个具有自我独立意识的现代人。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中，普拉东诺夫的话让我们深思。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现代社会转型。现代人不是现代化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成功的先决条件。要创造一种责任、担当和行动的现代民族精神，我们应该从陶铸的自由、独立、负责、负责和自尊开始。

俄罗斯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普拉东诺夫的“人民与我同在”。普京在《俄罗斯至2020年发展战略》中说:“人的发展不仅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基本目标，也是必要条件。”梅德韦杰夫还表示，“未来，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经济工作都应该指向培养自由和负责任的人的创造潜力。”...今天，应该成为国家投资基本目标的是人。”

然而，很少有人记得普拉东诺夫为“与我同在的人”而奋斗的故事。只有在小说《裂土》中，人们才会看到在恶劣环境下顽强生存的法国梧桐形象。“它的树皮被野生动物咬伤抓伤，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然而，生命的汁液保存在它的树干里，它的根像爪子一样嵌在岩石里，像试图把本该杀死它的石头吸进它的巨大树干里……”我还记得他的《在美丽而愤怒的世界》中的火车司机。他清楚地“感受到了隐藏在光明中的黑暗力量”，“可以随随便便、淡然地毁灭人的注定力量”，“正在毁灭优秀的人”。而年轻人“下定决心”抵抗这股力量:

“因为我觉得我身上有特别的东西”——“我觉得我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