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抵制日货 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抵制日货:弱国的抗争手段

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抵制日货是与日本侵华相关的现象，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效武器之一。是日本大陆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抗，中国抵制日货就像罢工一样，本身就很弱，抵抗很难，面对的敌人也很强大，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战争手段”。

作者:雪儿本文原标题:抵制日货的近代史

拒绝和破坏两国之间的贸易，是一个弱国在特殊的历史时代对强国的弄巧成拙的攻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日货的运动。针对这一攻击，美国研究人员给出了如下评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战争手段”，抵制日货代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放大了中国微弱的声音，凸显了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用“抵制”作为经济武器，是近代经济史上最具启发性的篇章。

长期黑暗的中国外交史，在20世纪20年代被几缕阳光照亮:山东被日本抢回，汉口、贵阳租界、阿哈瓦被英国抢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并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从中国撤军，计划彻底废除治外法权。

与此同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尔西·欧查德和他的研究团队惊讶地发现，当时的中国仍然饱受内战、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困扰。在如此混乱的内政下，中国取得了这些艰难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原因是什么？

美国人广泛收集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各种经济数据，认为经济阻力是弱小中国成功恢复国力背后的重要武器。

美国人的结论符合中国人的初衷。

1928年5月，南京成立“首都各界抗日运动委员会”，伤害了陈国立的颓势。打破经济关系是防止日本侵略的唯一途径，并呼吁对日发动经济战争。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一场大规模抵制日货的运动轰动了全国。那些违反抵制日货的人甚至被剥夺了某些公民权利。

这种经济上的稳健，成了悲壮抗战的另一种形式。中国的工商界和人民一起，拥抱绝对死亡的精神，不惜自残，与弱者和强者作斗争。自甲午战争以来，这种“经济抗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

1894年:禁止电煤出海

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等人上书首相衙门，要求日本在军事外交事务之外发动经济封锁。李鸿章说:“日本土特产大多在中国销售，日本的贸易应该在各个层面暂停。”然而，一些无知的官员甚至认为，如果他们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他们很快就会饿死。

在政府的禁令下，对日禁运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资料可查的对日经济战争。

这种以政府主导为主的对日经济禁运，甚至成为了与时俱进的官场政治斗争的新课题，其威力之大，令在位一段时间的李鸿章深感不安。江南路御史张等人从中作梗，弹劾李鸿章通敌。证据不仅私下释放了日本间谍，还指控他:“不准出口米煤的是李鸿章。他用3000米的石头卖给了上海的日本人，候补道张宏禄替他处理，他永远不会害怕。日本同意开3万吨平煤，战争已经打响，所以局员打算不卖了，而李鸿章却说订单是亏损前买的，催着赶紧发货，满载而归。对敌人的恐惧？媚敌？反复想了想，也不知道是什么。”

相当多的西方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抗日和抗日情绪并不强烈，汉族人的抗日热情远低于满族人，而民间的抗日热情远低于官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鲍士德曾向伦敦报告，天津海军军官学校的汉族学生对抗日没有信心和兴趣，甚至对日本进攻抱有期待，认为可以推翻满清朝廷。

此时既没有足够的日货抵御，也没有足够的舆论基础。各地对日本商人的零星骚扰，更像是以抗日为名的敲诈勒索。1894年8月3日，抗战时期非常昂贵的上海《申报》也用“流氓”一词来形容骚扰日本商人的中国人。报道称，虹口区天竺路日本岩田租用的杂货店遭到当地十多名“流氓”骚扰。双方争吵后，“小流氓”威胁说:“我们是来杀东洋人的！”岩田掌柜太可怕了，赶紧去巡逻室报到。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这不仅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中国。向“小日本”学习的高潮始于“大中国”。与此同时，在巨额战争赔款的支持下，日本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并通过各种通商口岸加速了在华经济扩张。日本商品和西方商品一起涌入中国，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小手工业和不成熟的民族工商业。在这种经济冲突中，各种抵制日货的舆论火花正在迅速积聚起燎原之火。

在义和团运动的狂风暴雨中，羽翼尚未丰满的“东方货”不足以成为主要攻击目标。日本大使馆秘书杉山彬因为对自己东方面孔的过度自信和“大日本帝国”的力量，成为第一位去世的外交官。在这场被普遍解读为中西方对抗的对抗中，日本人的鲜血成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咄咄逼人的日本将很快取代西方列强，成为中国人仇视的头号对象。

1900年春夏之交，民众对西方的仇恨被执政党诱发，分裂成震惊世界的政治军事大灾难。中国的失败没有悬念。

在洋枪洋炮的压力下，中国被迫全面对外开放，全国工商人士在经济战场上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战争策略。他们将原本用于严格控制行会成员的“抵制”引入对外商业战争，建立行会，建立攻守同盟，并对违法者实施全行业的经济制裁，以应对在法律等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外商。《上海丝绸贸易协会章程》规定:“外国银行不遵守本所规定的，可以注销该银行名称，以后不允许与该银行进行任何交易；如果你无视正义，你仍然会贪婪和贪婪。一经查出，将按所售白银金额处以30%的罚款。”

当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中国工商企业就用自己的购买力作为保护家人的武器。

中国第一次对外国商品发出强烈的政治呼吁，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美国。1905年，中国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美国商品的运动。有趣的是，包括《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纷纷发表报道，怀疑是日本人为中国市场而战，在幕后鼓动中国抵制美国商品。因此，美国报纸惊呼警惕“黄祸”，而日本驻美外交官却不得不驳斥报纸上的谣言，声称日本会帮助中国人民明白开放比闭关锁国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美国前驻华使节田贝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坚决反对片面强调运动的商业因素。田贝认为，中国的新精神——独立精神——完全独立于外国控制的愿望……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外国控制多年的愿望开始显现。

在中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指示美国移民官员“更灵活地”执行《排华法案》，而美国政府则在严格审查后批准中国人可以进入美国定居。

在这种“第一点干预外交”之后，中国对外国商品尤其是日本商品的抵制，成为了经济包装下的一种民间政治表达形式，除了“国家外交”之外，还成为了“国家参政”的特殊渠道。

1908年:日本船只为革命党走私武器，并引发了第一次反日货战争

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抵制日货作为武器，出人意料地始于革命党的军火走私。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陈二号”携带步枪1500支、子弹4万发，总重量29吨，偷渡到澳门海域支援革命党。根据线报，清政府派遣军舰在大沙里海靠近路环处拦截陈二号货轮，愤怒的中国水兵甚至撕掉了船上的日本国旗。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中、日、葡三国复杂的外交争端。日本政府勾结葡萄牙人抗议中国，声称“陈二号”在葡萄牙领海航行，扣押“陈二号”有损葡萄牙主权。日本和葡萄牙立即向中国提出抗议，声称澳门属于葡萄牙，陈二号货轮在葡萄牙领海航行，中国政府的越境拦截“明显违约”，侵犯了葡萄牙主权。日本甚至声称陈二丸号拥有携带武器进入澳门的许可证，不是走私船。

在日本和葡萄牙的巨大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完全屈服和接受日本的要求。3月19日，中国军舰释放了“陈二”号，并鸣枪21次以示“道歉”。岸上的人们放声大哭。

消息一出，全国上下都怒了，真是奇耻大辱。当日，广东省工商会开始焚烧日货，并将3月19日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范围覆盖广东、上海、香港、南洋群岛。香港人甚至围攻日货仓库，捣毁日货商店。

西方媒体也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纽约时报》报道了3月21日抗议集会的现场。据报道，有5万多人参加了集会，20多人上台演讲。其中，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许多听众当场摘下了日本制造的帽子、衣服和手帕。一个和日本有贸易往来的商人，也把他仓库里的日本货全部捐出来烧了。随后，该报还报道，1000多名身穿丧服的广东妇女前往集会现场，支持抵制日货。可见广东女性已经开始参与公共政治。这份著名的美国报纸注意到，中国当局保持沉默，没有干预这场运动，而运动的领导人则非常谨慎，标榜这是一场“文明抵制”，他们控制抗议者的行为，以避免违法。

《芝加哥日报·论坛报》分析称，中国自身的经济几乎没有受到抵制活动的影响，而日本将遭受重大损失。《华盛顿邮报》对日本的经历幸灾乐祸。报纸以“中国复仇”为标题写道。1905年，中国抵制美国货，美国人很快就对中国人的过分行为进行了道歉和解释，于是得到了妥善解决。然而，在陈二丸事件中，日本人无理争辩，威胁中国政府。中国因无力发动战争而不得不让步，但中国商人，《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因经济损失惨重而向英国求助，希望英国在广东施加影响，结束对日货的抵制。报道还称，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日本无法获得中国其他大国的同情。《洛杉矶时报》称，日本愿意提供20万日元的赠款来结束抵制。

事件继续扩大。6月6日，广东士绅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成立同盟会。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同意取消索赔。

从1908年4月到12月，对日货的抵制持续了9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日本对华出口下降1330万美元，相当于1907年日本出口总额的6%以上。即使考虑到今年中国整体进口的下降，日本对华出口的降幅仍是其他国家对华出口平均降幅的4.5倍。

政治方面，除了日本放弃主张外，事件漩涡中的澳葡当局也相当紧张，不得不严控武器走私，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

矛盾的是，后世主流史学家指责清政府腐败无能，辱权辱国，却很少提到日本船只为帮助革命党而掀起抗日浪潮走私军火。

1909年:“中国第一次向世界表明，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

陈二丸引发的抵制日货热潮在华南刚刚平息，但在华北又掀起了新一轮抵制浪潮。

事件由安丰铁路引发。

安丰铁路原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修建的临时军用轻型铁路。战后，日本通过了《东三省事务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这条公路仍由日本经营15年。日本政府希望将线路由轻型窄轨改为标准宽轨，并与朝鲜京义铁路连接，建立一条贯穿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事运输线。这一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政府于1909年8月6日发出最后通牒，决定强行重建。清政府无奈，于8月19日签署“安丰铁路简称”，同意其重建要求。

消息一出，全国一片哗然，抵制日货再次从北到南席卷全国。然而，这种抵制仅限于破坏商人持有的日本商品，并没有对日本本身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即便如此，美国学者多尔西·欧查德在1930年的研究报告中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表明，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出现了抗日宣传单。《洛杉矶时报》报道称，日本政府将严格控制这些传单的传播，以免引起日本民众的情绪。该报称，日本舆论敦促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1915年:欧洲战争摧毁了抵制日货的结果

1915年，为了反对“二十一条”，中国再次抵制日货。然而，这场运动只持续了6个月，7月，在日本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禁止。

然而，真正让抵制流产的不是效率低下的北京政府，而是国际形势。此时，惨烈的一战在欧洲战场如火如荼，欧洲经济受到极大削弱，不得不转向亚洲寻求补给。日本成为唯一的工业品供应基地，赚了大钱。当年上半年，日本对外贸易受中国抵制运动影响较大，对华出口仅在1914年大幅下降至出口总额的6%。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报道，日本向北京派遣了一个特别代表团。然而，从下半年开始，来自欧洲的订单让日本的出口跃进，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

随后，中国也受到欧洲战争的影响，不得不放弃抵制日货，跟随欧洲人陆续在日本下单。

美国参议员沙兹伯里对中国和日本进行了特别访问。他说，看到中国抵制日货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组织，他非常惊讶。《洛杉矶时报》等注意到，中国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了发展机遇。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1915年抵制日货本身就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果欧战没有及时“救援”，日本经济将遭受重创。美国人认为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是亏本生意，他们在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可能不亚于他们从“二十一条”中获得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日本已经将自己牢牢地定位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1919年:抵制日货引发暴力革命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的抵制日货运动，在1919年掀起了新的浪潮。这一年，战胜国在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但中国作为战胜国，被迫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历史上称之为五四运动。

这一轮抵制日货，始于拒绝使用日本银行汇票，从日本银行提取资金。然后，它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首次注意到，中国学生群体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推动和主导作用。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恩施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觉醒。学生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摧毁日本广告牌等等。学生们的公告牌上满是从行人那里收集来的草帽、雨伞、暖水瓶等日货。西方媒体形象地称之为“草帽战争”。这些“温和”的抗议活动立即被学生放弃，更为流行的集中焚烧日货在全国各大城市普及，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工匠、劳工等阶层。

五四运动不同于以往抵制日货，暴力更加激进。学生们在北京殴打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在新加坡等海外，从事日本商品交易和服务日本的华侨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日本商人的一些店铺也遭到破坏，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死8伤。与去年同期相比，日本商品在新加坡的销售额下降了70%至80%。暹罗华侨呼吁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抵制日货，因此多次与暹罗政府发生冲突。暹罗对日本商品的进口大幅下降至去年同期的一半。

五四运动在七月达到高潮，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几乎被切断。然而，令人困惑的是，1919年日本对华出口比1918年增长了3%。这种“怪现象”是由于我国进口总额大幅增长，除日本外的其他国家进口增长26.6%，是日本增速的7.6倍。

抵制日货的效果在接下来的两年更加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出口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他国家对华出口增长33.3%。

1921年，在美国的建议下，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凡尔赛和约》无法解决的大国之间的海军力量对比和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世界和平体系。中国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期间，经过谈判，中日双方于次年2月4日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未决案件条约》和《附件》，日本归还了从德国继承的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了许多特权。2月6日，与会国签署了《原则和政策适用于中国事件的九国条约》。

在此期间，抵制日货的运动仍在继续。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同期，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了30%以上。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的说法，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什么代价，都成功地在日本的贸易、航运和工业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抵制日货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在华盛顿会议上给予了中国代表团极大的民众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1927年:执政党领导抵制日货

1923年，又因旅顺大连问题爆发了另一场反日货运动。

1898年旅顺、大连被俄国占领，次年签订《吕达土地租借条约》，租借给俄国，租期25年，1923年3月26日到期。

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租借的鲁大土地转让给日本。在1915年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日本强迫中国将总租期改为99年，1997年到期。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注意到日本政府外务省和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交涉，按照《旧约》处理收回旅的事宜，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

全国开展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各界广泛参加。报纸用黑匣子来纪念“国耻日”。4月至12月，抵制日货导致日本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3498万美元，相当于1922年日本出口总额的4%。尽管今年中国的进口总体下降，但日本的下降速度是其他国家的50倍。

随后，1925年发生了大规模抵制日货的事件，同时抵制英国货。当年5月14日，上海日本棉纺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资方无理解雇工人。日本工厂老板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引起了上海各界的抗议。5月30日，英国巡逻队镇压游行时，当场开枪打死11人，无数人被捕受伤，引发了“五卅惨案”，在全国引起公愤。为了抗议英国的暴行，国共两党在香港和广州发动了大规模的长期罢工，并封锁了对香港的供应，使香港的英国当局疲于应付。在这场战役中，矛头主要指向英国，日货成为抵抗的陪衬，对日本影响不大。

然而，从这场运动开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就开始以更有组织的方式参与抵制洋货，并在1927年至1928年间展现了自己的才能。

1927年，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直接直指山东，日本内阁5月决定以保护日本华侨的名义出兵山东；6月1日，日本驻满洲第10师步兵第32旅在青岛登陆。日军在青岛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死伤多人，激起对日仇恨，抵制日货的活动开始在当地进行。日本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继续增兵，次年制造了“济南惨案”。日军与在华日本华侨一起，在济南成立“志愿军”进攻北伐军，杀害平民，甚至杀害国民政府山东公使蔡恭时和16名外交官。蔡红石的舌头和眼睛都被割掉了。这一悲剧震惊了世界，但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的北伐军却“颜面尽失，扛起重担”，绕过北伐，撤出济南。执政党也将斗争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层面，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对日货的大规模抵制。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统筹下，成立了全国抗日会，并在各地设立了支部。全国抗日会通过了《对日经济终止计划纲要》，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经济终止”战略。该战略对出口、进口、金融、运输等做出了规定。，并且还规定了禁止方法。首先，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石等出口商品绝对禁止，对日出口完全禁止。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被视为相对违禁物品，允许部分出口。进口方面，中国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生活必需品都是相对禁止的物品，其他日本商品完全禁止进口。在金融领域，禁止使用日本货币，所有存入日本银行的储蓄必须取出，从而中断与日本的外汇交易。在交通部门，禁止乘坐日本船只，拒绝运输日本货物。此外，关于济南大屠杀前存放在各商店的日货，店主必须向抗日协会登记并缴纳救国基金后，才能流通。至于未注册的日货，会被没收，具体办法同时规定。

这场组织严密的对日经济分手运动，从1927年5月持续到1929年5月，历时两年，取得了显著成效。1930年的美国研究表明，在抵制期间，一些日本商品不可挽回地被中国国货取代，火柴和棉纺织品被完全从中国淘汰，美国媒体甚至预测中国将继续对其他工业产品采取类似行动。美国人认为，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日本政府尽快结束与中国的对立。

抵制日货依赖于经济依赖

在中国的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抵制日货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武器。在九一八事变前的抵制中，日本的出口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特别是1921年至1927年期间，对华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8%，中国抵制日货会迅速伤害日本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较低，对日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抵制日本商品或其他外国商品对中国经济本身的伤害较小。

当然，抵制运动是有代价的。虽然中国出口量不大，但在抵制运动中对日出口也有所减少；第二，运动前期收集的日本商品大部分在华商手里，受损的其实是华商；当然，也有日资工厂的工人，在罢工或停工期间失去了生活来源。当时美国研究人员有一点值得关注。他们认为抵制运动也可能成为一种敲诈市场的行为。以经济活动为政治武器，频繁开展抵制运动，可能会使中国人难以建立对市场规则的尊重，甚至习惯性地利用政治干预市场运作。

日本法律专家不时在欧美报纸上撰文，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表明中国政府违反了各项条约，未能保护日本的合法财产。正是因为这种考虑，中国政府才多次下令禁止抵制日货，但仅限于此，对运动本身基本视而不见。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确实是左右为难:一方面要遵守国际法和相关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在废除前也是有约束力的，这也涉及到国家信用和民族尊严；另一方面，很多人抵制日货也符合政府的外交追求，相互呼应。这种困境导致政府经常被夹在人民和日本之间，或者被指责对外软弱甚至被称为“汉奸卖国贼”，或者被指责不遵守生效的条约。

美国密执安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迈也在1933年系统研究了中国抵制外国商品的问题。他们指出，有必要关注中国抵制运动参与者的构成，从1905年抵制美国商品的商人，到1919-1921年间成为主流的学生，再到1925-1926年后执政党和工人的参与。抵制的方式也从行会抵制发展到社会化强制抵制，最后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日货被抵制，在很多城市，不法商人被拘留、游街，甚至被处决。为抵制运动筹集资金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做法。首先，被没收的日本商品以“出奇荒谬的低价”出售；第二，非法商人被要求缴纳罚款。这些资金被用来雇佣纠察队和救济罢工者。当然，由于缺乏监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下落不明。

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只要历届中国政府针对外国商品的活动不出格，不针对政府，不存在暴力，一般都采取放任的态度。然而，自1925年国民党发现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是好事后，便开始积极引导和鼓励抵制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组织主导。抵制逐渐从民间自发发展到政民结合。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两组研究人员都认为，抵制日货代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这放大了中国微弱的声音，抵制运动的效果显示了民族主义的胜利。

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抵制日货是与日本侵华相关的现象，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效武器之一。是日本大陆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抗，中国抵制日货就像罢工一样，本身就很弱，抵抗很难，面对的敌人也很强大，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战争手段”。没有安全感，要求中国取消抵制外国货，就像要求欧洲削减军备一样，是不可能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上最具启发性的篇章。”